石达开，广西贵县人，出生在一个相当于富农成分的家庭。年幼读过几年书，长大后以在家种田为生，也曾烧过窑、开过矿，做过生意。由于对人和气，爱交朋友，颇有行侠仗义之风。
有一次，地主霸占渠塘里的水，不准农民用水灌田，眼看禾苗田快旱涸了，石达开见此情景愤愤不平，带领贫苦农民去找地主讲理，并说天大的事他来担当。
还有一次，他在龙山开矿时，附近贫苦农民的小孩给地主家看牛，天冷，牛吃不饱，挨地主毒打，这些穷放牛娃都来找石达开出谋划策对付地主。
因此，石达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远近闻名，在百姓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第一次来到贵县宣传拜上帝会时，听闻石达开的名字，有心结识，希望用拜上帝会的思想来教育影响石达开，可惜未果。
1847年，洪秀全第二次来到贵县，正值石达开贩牛回家，他们在路上偶遇。两人相见恨晚，促膝长谈，谈到半夜，洪秀全从怀中掏出一本书给达开，说：“你看了这木书就会做得很多道理了。”这本书就是洪秀全编写的《原道救世歌》。
此后，石达开就日夜沉迷在这本书中，手不释卷，不理农事。不久就加入了拜上帝会，成为其中的骨干分子，进而成为金田起义的六个领导成员之一。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组织金田起义。起义后，太平军转战江口、新坪、东乡，大败清军向荣、周夭爵的部队。3月，供秀全在东乡称天王，并论功封五军主将，石达开受封为左军主将。9月25日，太平军攻克永安州，号称太平天国，封王建置，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10月27日，除天王洪秀全外，左辅正军师杨秀清获封东王，崇号九千岁；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获封西王，崇号八千岁；前导副军师冯云山获封南王，崇号七千岁；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获封北王，崇号六千岁；石达开获封翼王，崇号五千岁。其中东王西王为一等王，南王、北王为二等王，翼王为三等王，名列第六。
石达开所率的太平军，先打长沙，攻武昌，后率水师成为东进的先锋，长驱东下，攻克九江、安庆、芜湖，最终占领南京城。特别是九江湖口一战，以少胜多，大败湘军水师，打得曾国藩跳水寻死。骁勇善战的石达开令清军闻风丧胆，送上外号“石敢当”，只要石达开的部队一到，清军就早早不战而撤，偷偷溜走。
1856年上半年，正当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时候，在太平天国南京发生了内江。当时石达开在武昌督师，韦昌辉在江西督师。韦昌辉得令后立即回京，趁机扩大事变，枉杀了太平天国二万多将士和家属。石达开在武昌听到这消息，赶回天京进行阻止，但几乎又被韦昌辉杀害，最后靠着吊城逃出才幸免于难。
韦昌辉滥杀的暴行，激起天京广大官兵无比愤怒。洪秀全下诏诛韦，不到两天的时间，便平息了为时不到两个月的“天京事变”，斩杀了韦昌辉等二百余人，并迎石达开回朝辅政。11月下旬，石达开回到了天京主持政务，天王洪秀全加封他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
石达开辅政期间，安定了人心，振作了精神，稳定了动乱局势，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但是石达开的威望越来越高，天王洪秀全逐渐对石达开产生戒心，怕石达开又成为下一个杨秀清、韦昌辉，于是加封他的大哥洪仁发为安王、二哥洪仁达为福王，用以抑制石达开，慢慢地剥夺了他的军政大权。而安、福二王，既无才情，又无计算，一味固执，在太平天国中毫无威信，石达开自然不服，1857年5月底带着二十多万精兵猛将负气出走天京，单独行动。
离天京出走后，石达开率领大部精兵漫无边际的游击，力量逐渐损耗，先后转战于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等地，但一直未能真正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根据地。部下感到前途渺茫，纷纷要求“出江扶主，万里回朝”。
可是，石达开不仅不听劝告，还阻挠部下返回天京，杀了不服管理的余忠扶、蔡次贤等高级将领，导致众叛亲离，率军从广西出发，经湖南龙山、湖北来凤，进入四川。
这支号称20余万人马，早不是当时从南京出走的太平军，而是一群乌合之众，战斗力大打折扣，队伍越打越少，人心越来越散，屡战不利，只得退往贵州遵义、云南昭通等地。
1863年4月15日，石达开率数万之众，由云南巧家渡金沙江入川。五月中旬走越西山径冒险深入，直抵大渡河南岸之紫打地，打算渡河直取成都。当时，大渡河北岸尚无清朝官兵，但石达开却没有及时组织抢渡，贻误了时机。
有史学家认为石达开为庆祝得子而停军。石达开到达紫打地的当天夜晚，妻子生下一子，石达开大喜，下达命令“孤今履险如夷，又复弄璋生香，睹此山璧水清，愿与诸卿玩景娱醉，”全营庆祝三天。三天后清军追赶上来，再想渡河已经错失时机。不过，这个说法已经被否定。
那么，石达开贻误渡河时机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大渡河是有名的山水险恶之地。只有在冬季才比较安静，到了春、夏、秋三季，就连最有经验的船夫，也摸不准它的脾气。
石达开到紫打地已是五月，积雪开始溶化，河水就更不平静了。 此时大渡河对岸虽无清兵，但当夜大雨，大渡河及松林小河河水暴涨，已难涉浅而过。石达开认为此乃山洪暴发，待过一两日便会消落，结果水势稍减之时，清军也已赶到对岸，隔岸用枪炮轰击。石达开部利用数十只木船和竹筏拼命抢渡，奈何河水湍急，加之敌方火力太猛，伤亡巨大却功败垂成。情知大河难渡，石达开便锐意强攻松林小河，试图从天全、雅州一线突围，但也遭失败。其间，石达开曾试图联络当地土司首领王应元、岭承恩，给予重金，希望他们让出一条路，但王、岭早已被四川总督骆秉章重金收买，骆还承诺战争缴获所得财物悉归二人所有。
辎重尽失、进退无路，石达开不得不杀马而食，继以树叶充饥。绝望之中，石妻妾五人、幼子二人携手投河自尽，石达开本人也不得不主动请降，希望以一己之命给手下将弁换取一条生路。
骆秉章与布政使刘蓉等人密谋以“剿抚兼施”之计，打算诱擒石达开。
骆秉章命人竖起投诚免死的大旗，并派杨应刚赴紫打地石达开大营游说，力劝石达开解甲归田。石达开见大势已去，被迫与骆秉章订盟。
此时的石达开眼看着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将士，已成为不是战死就是饿死的网中之鱼。于是，他把为这批将士谋求活命当成自己最后应尽的责任。虽然石达开深知自己赴清营必死无疑，但只要他石达开豁出一条命，部属便可以得到活路。
不料骆秉璋却变卦了，将石达开抓住。其部下缴械投诚后，骆秉章发路票遣散四千余人，尚有二千人安置在大树堡寺庙，骆秉章在一晚上将他们全部剿灭。最后，石达开被解赴成都处死，年不过33岁。
据刘蓉写给曾国荃的信《复曾沅浦中丞书》透露，石达开被俘后“词气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之语”，就义时“神色怡然”。
石达开一代雄杰，性格刚毅倔强，坚忍不拔，在他长期的战斗生涯中，无论遇到多么大的挫折，无论环境多么险恶，从不悲观气馁，身处大渡河绝境，仍镇静自若，毅然题诗于壁：“大军乏食乞谁籴，纵死涐江定不降。”其词何等慷慨，何等悲壮，令人赞叹，由衷佩服。
后人曾提出疑问：石开达为什么不选择从泸定桥渡河，或沿岸直上进入西康？之所以没有选择向泸定和西康方向突围，既有石达开已丧失信心，且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主观因素，也有湘军早已布防的客观情况，如果石达开往这一路突围，必遭遇强敌，难上加难。
在石达开败亡后七十二年，1935年5月，中央红军在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近8个月之后，一路长征，不断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来到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准备从这里渡河进入川西北，以创建苏区。中央红军达到安顺场一带时，也已是人困马乏，前有守敌、后有追兵，形势亦不容乐观。相似的经历、同样的地点，不免让人将历史旧事与今日之局联系起来。据说，蒋介石曾扬言一定要让历史重演，使朱毛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中革军委果断作出决策，仅以干部团随一师继续从安顺场、农场渡河，渡河后沿岸北上，其余部队从西岸溯河而上，抢占离安顺场120公里的泸定桥，成功后大部从此渡河。红二师四团通过急行军，昼夜兼行，出其不意抵达泸定桥西岸。此时，川军已将泸定桥上的桥板全部拆除，只剩下13根光溜溜的铁索。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立即进行政治动员，组织了22名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抵死向前冲击，后续部队一面铺设木板，一面负责掩护，最终成功夺取泸定桥，并占领泸定县城。其后，中央红军翻雪山、过草地，与红四军、红二十五军等顺利实现会师，最终建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彻底粉碎蒋介石全歼中央红军的图谋。红星之火，再度燎原。
波涛滚滚的大渡河水见证了前后不同的两种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