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处于我国气候变化中的高温期，降水充沛，森林植被以及土壤状况都处于一种良性的自然循环之中，加以行之有效的“与民休息”政策，西汉社会经济经过60余年的恢复和发展，至汉武帝初年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曾作过生动的描写。
牛耕（兼用马耕）技术更为普及。从考古所获西汉牛耕模型、牛耕壁画和犁铧实物来看，西汉普遍使用二牛三人的犁耕法。西汉中期以后，由于扶犁人使用牛辔导引耕牛，省去了牵牛的人力，出现了二牛一人的犁耕法。随着武帝以后大规模移民徒边，牛耕技术传到西北。
与此同时，播种用的耧犁也开始使用。到西汉晚期，耧犁已传到辽阳一带。当然，"未耜而耕"的情况仍然存在，江南的很多地区还停留在“火耕水耨”的阶段。
在耕作技术方面，西北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明了代田法，武帝末年由赵过加以总结推广。代田法是把耕地开成畎（深广各一尺）和垄（高广各一尺），畎垄相间。播种于畎，可以防风保墒。耨草时用垄上的土和耨除的草培植苗根，使作物不畏风旱。
畎垄的位置每年调换，以恢复土壤肥力。代田法结合牛耕、施肥，能增产一斛甚至二斛以上。稍后，农学家汜胜之又在关中发明区田法。这是一种园田化的集约耕种方法，通过精耕细作，防旱保收，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西汉时期水利灌溉事业非常发达。西汉时期的水利事业首先是对黄河的治理。黄河在这一时期多次决口，几次改道，造成很大的水患，汉政府也曾多次组织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整治，其中比较有成效的治理是在武帝时期。
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阳南瓠子河人黄河口）决口，经巨野泽南流注入淮泗，泛滥16个郡。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发卒数万人堵塞决口，并亲临工地，命随行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负薪填塞决河。经过这次修治，黄河流归故道，此后80年间未成大灾。
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中更重要的是水渠、水库的兴修和修复。当时开凿的新渠、兴修和修复的大型水库数量很多，分布很广。著名的有秦代的都江堰、灵渠，汉武帝时期的六辅渠、龙首渠、漕渠、白渠、成国渠等，从而形成了很多大型的灌溉区。
七门三堰灌区位于庐江舒城（今安徽庐江西南），溉田2万道江灌区实际是都江堰灌区的拓展，溉田1700顷；泾水灌区以郑国渠、白渠为主，辅之以六辅渠，形成了灌溉能力为4.5万顷以上的庞大灌溉网；渭永灌区包括成国渠、灵轵渠、渭曹渠等，灌溉面积4万顷以上；南阳灌区兴修干西汉元帝时代，溉田3万顷。东汉建武年间，南阳太守杜诗对这个地区的水利工程又进一步加以修治。此外，还有河套灌区、河西灌区、汝南灌区、山阳灌区、广陵灌区等。
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事业的发达，使西汉农业生产水平显著提高。从文献和汉简材料来看，汉代的亩产量自1~4石不等，其中，以2~3 石者居多。从播种量来看，根据云梦秦简，当时的收获量是播种量的十倍到十几倍；而据《沼胜之书》、《齐民要术》的记载，则已达到几十倍至上百倍。人口成倍增长，据统计，西汉末年全国垦田数为8270536顷，民户12233062户，人口59594978口。这可以视为西汉农业发展规模的一个大体说明。
在西汉的手工业中，冶铁业占有重要地位。在东起东海， 西至陇西，北起辽东，南至犍为的广大地区，包括某些诸侯国在内，都置有铁官。官冶、王国冶之外，私营冶铁业的生产规模也很庞大，“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
山东、河南等地现今都发现有汉代的冶铁遗址，其中河南巩县、郑州的冶铁遗址规模最大，包括矿坑、工场以及从开采矿石到制出成品的全部生产设备。巩县生铁沟遗址发现炼炉、熔炉、煅炉共20座，附近还有开采矿石的竖井和矿石加工场、配料地。郑州古荥遗址出土遗物表明，当时冶铁已使用原煤和煤饼作燃料，这是目前所知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煤的遗存。
淬火法已经开始应用，这大大提高了铁器的坚韧和锋利程度。武帝以后，铁兵器逐渐替代铜兵器而居主导地位，铁制的日用器皿也开始增多。考古资料证实，当时铁工具的种类几乎应有尽有，仅铁农具就有十多个种类。以铁犁的使用来说，出土铁犁的地区已遍布现在的鲁、豫、辽、陕、甘、苏、冀、川、蒙、贵、闽、粤、桂13个省区。出土的铁犁铧宽窄大小不一，最大的铁犁铧宽42厘米。这是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犁耕技术的表现。
丝织业是西汉的重要手工业之一，是北方居民的家庭副业。齐、鲁一带的丝织业最为发达，政府在齐郡临淄和陈留郡襄邑设有规模庞大的官营丝织作坊，产品供皇室使用。长安有东西织室，隶属少府。
据《西京杂记》记载，汉宣帝时巨鹿陈宝光家中的织机用120镊，能织成各式各样花纹的绫锦，60日织成一匹，匹值万钱。长沙马王堆西汉软侯墓中，出土大量丝织物，包括完整的服装和丝织残片。其中一件素纱禅衣，薄如蝉翼，重量只有49克。丝织物有绑、绮、锦、纱、罗等种类，花纹色泽丰富多彩。
对这些丝织物的科学研究表明，西汉人民在植桑养蚕、巢丝纺纱、织造印染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汉代人民衣着所需的织物，就全国总产量而言，大部分出自男耕女织的案庭手工业，其中，北方农村以丝织为主，南方农村以麻织为主。家庭纺织品主要供农户自用，多余的在市场出卖。民谣说“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即其动写照。至于官营丝织作坊的产品，质量虽精，但数量并不很多，在全国总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
漆器生产在我国有悠久历史，西汉时漆器的生产和使用非常盛行。西汉宫廷多用漆器。据王莽时的漆盘铭文记载，当时长乐宫中所用漆器，仅漆盘一种即达数千件之多。
国内许多地方的汉墓中多有漆器出土，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180多件，江陵汉墓出土漆器500多件，这说明贵族官僚家庭也崇尚漆器。汉代漆器制作精巧，色彩鲜艳，花纹优美，装饰精致。漆器制作工艺复杂，分工精细，所以《盐铁论·散不足》说“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日益繁荣。汉初尽管制定了重农抑商政策，可抑商法令除加重商人的赋税外，其余基本形同虚设。农虞工商并重论成为汉初制定工商政策的出发点，崇商从商意识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在此条件下，商人阶层十分活跃，“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作为主要支付手段的铜钱的流通规模相当庞大，自文帝废除《盗铸钱令》，将巴蜀严道铜山赐给邓通开采，吴王刘濞在豫章铜山鼓铸，一时“吴、邓钱布天下”。武帝以后，汉代通行的法币是由国家统一铸造的五铁钱，史书称，从武帝元狩五年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
区域性商业经济区相继形成，如关中、三河、燕赵、齐鲁、巴蜀、荆楚、江南等，各经济区内"四方辐辏"的大中城市则成为各地大宗商品交易的集散地和商业中心，如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番禺等都是著名的大都会，蓟、阳翟、寿春、江陵、吴等也是一方都会。各地区、各都会之间有大道相连，车马杂沓，络绎相属。
江南多水，水路交通四通八达。一船所载相当于北方数十辆车。这些大中城市都普遍设有规模很大的市场，如长安设有九个固定市场，“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其他城市也普遍立市。
《续封泥考略》所收汉代齐鲁封泥中，就有“左市”、“右市”、“南市”、“西市”等。市场内店铺林立、商贾云集，“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
固定市场之外，在广大乡村还存在有不定期的农贸集市和夜市，与中心贸易集散地互相补充，共同结成一个覆盖全国的商贸网络。
各民族聚居区之间的贸易和对外贸易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西汉在边境关口普遍设立关市，同周边各族进行通商，即使在边关战火纷飞的岁月，这种民族间的商品交流也从未中断。
新莽时，窦融在河西通货羌胡，一日合市多至4 次。西汉中期以后，对外贸易也日益发达。自河西走廊经塔里木盆地南北缘通向中亚、西亚以及更远地区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沿着这条道路输入各种毛皮制品、香料和其他奢侈品，输出商品以丝绸、漆器为大宗。西方人因此称这条商路为“丝绸之路”。
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是番禺，从番禺出海，可以到达今越南、缅甸、印度和斯里兰卡。近年来在广州、贵县、长沙等地经常发现琉璃、琥珀、玛瑙等物，大多是从海外运进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