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亚夫，一个在中国革命史上鲜为人知却又充满传奇色彩的名字，先后经历了童年参加起义、少年成为红军指挥官、青年潜伏敌营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历程。

如果将他的一生拍成一部电影，那么就相当于是一场严肃的革命教育。

施亚夫的早年生活可以说是充满艰辛的，他1914年出生在江苏南通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他家里非常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

这种从小面对的生活困境，让施亚夫很早就对社会的不公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他常常看到那些富人住在大房子里，吃着山珍海味，而像他这样的工人家庭只能艰难度日。

这种强烈的对比让年轻的施亚夫心里憋着一股劲，他发誓要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现状。

到了1927年，施亚夫的人生迎来了一个转折点，当时，国民党掀起了“白色恐怖”，大批共产党员被残忍杀害。

年仅13岁的施亚夫目睹了这一切，内心深受震动，他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思想，逐渐明白革命的意义，或许在那个时候，他还不完全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但是他知道，社会需要改变，穷人不能永远被剥削。

1928年，江苏如皋爆发了一场起义，施亚夫决定不再做旁观者，他毅然加入了起义队伍，年仅13岁的他，已经开始参与实际的战斗。

这场起义虽然没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但它彻底改变了施亚夫的人生轨迹，自此之后，他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并逐渐开始在江苏地区的革命活动中崭露头角。

如果说如皋起义是施亚夫的革命启蒙，那么接下来的经历则让他迅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1930年，他年仅15岁，却已经成为了红14军的一名营长，红14军是当时江苏境内唯一的红军部队，施亚夫能够在如此年轻的年纪成为营长，足以说明他的出色能力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红14军解散后，他转入了地下工作，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在上海，他负责十九路军的兵运工作，这段地下斗争的经历为他后来的情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施亚夫的革命生涯遭遇了一次重大挫折，在一次行动中，由于叛徒的出卖，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

很快，施亚夫被判处15年徒刑，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这次被捕对施亚夫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作为一名年轻的革命者，他不仅要面对监狱中的残酷环境，还要时刻警惕敌人的审讯和诱供。

在监狱中，施亚夫并没有消沉，相反，监狱成了他学习和思考的地方，他与监狱中的陈独秀等革命前辈有过交流，通过他们的教导，施亚夫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他时常自我勉励，革命的道路充满了艰难险阻，但只有坚持下去，才能迎来胜利。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日军轰炸了南京，监狱也在轰炸中被炸毁，混乱之中，施亚夫抓住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他成功越狱，骑着一辆自行车一路逃回了南通。

这一幕在施亚夫的记忆中无疑是惊险万分的，他骑着自行车，穿过日军的封锁线，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赶快回到战斗中去。

施亚夫没有被困境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继续抗日的决心。他开始组织当地的抗日武装斗争，由于武器匮乏，施亚夫只能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枪支弹药。

比如，他通过与保安团的逃兵接触，换取了一些武器，后来又带领队伍偷袭了日军的军火库，获取了更多的枪支弹药，经过一番努力，施亚夫终于组建了一支初具规模的抗日武装力量。

1940年，施亚夫接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任务——打入日伪政权的内部，他将自己手下的武装力量伪装成伪军，而自己则摇身一变，成了伪军的县宪兵队和特务队队长，这个身份让施亚夫可以接触到日伪政权的高层，并获取大量的情报。

1941年，汪伪政权正在扩充伪军编制，施亚夫看到了一个天赐良机，他假称自己是“绥靖军第7师师长”，并伪造了一份8000名士兵的花名册。

这个骗局不仅骗过了汪精卫的心腹严甸南，还成功让日本军官信以为真，施亚夫因此顺利地成为了伪7师的中将师长，通过这个身份，施亚夫进一步打入了敌人的内部，获取了更多有价值的情报。

施亚夫与新四军之间的情报传递方式非常特别，为了避免敌人的侦查，他们采用了一种隐蔽的手段——利用香烟盒和火柴传递情报。

但是，由于情报站的误会，他们将装有情报的香烟盒当成了慰问品，结果情报没有及时送达。

尽管如此，新四军最终还是凭借自己的力量成功抵御了这次进攻，为了避免再出现类似的失误，组织决定为施亚夫配备两名参谋，帮助他传递情报。

1942年11月，新四军的高层在南坎召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军事会议，商讨如何应对日军的进攻，然而，这次会议的消息却被敌人得知，日军计划包围南坎，打算一举消灭新四军的指挥官。

施亚夫通过日军高层得知了这个计划，他敏锐地意识到，新四军内部可能有内奸，尤其是电台部门可能出现了叛徒。

施亚夫迅速通过他惯用的“香烟盒密码”将情报传递给新四军，并在香烟盒里暗示内部有内奸。为了进一步揭露内奸的身份，他还通过一幅简笔画传达了更加明确的信息——画中有一副电台耳机。

粟裕看到这幅画后，立刻明白了施亚夫的意思，并锁定了内奸的位置，经过调查，新四军发现内奸正是电报科长，随即将其处决，及时避免了日军的围剿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