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的五大秘书中，田家英可以说是其中最有才华的秘书。自1948年来到毛主席身边担任秘书以来，此后18年间，他一直紧紧跟随毛主席，并为他起草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稿和讲话。
田家英还曾给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当过老师，可见毛主席对他的欣赏和重用。田家英写文章，用词犀利准确，恰到好处，毛主席很是满意。
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毛主席的要求，田家英仅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便写了一篇开幕式讲话稿，毛主席看后，十分满意。尤其是讲话稿中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话，在开幕式后，得到了广大与会代表的称赞。
毛主席笑着对众人说道：
“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名叫田家英，他是我的秘书。”
就是这样一位曾深受毛主席赏识和器重的秘书，却最终走向了悲剧的人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难之中。其实，早在1959年，党中央就已经察觉到了“左”的错误，但因种种原因，没能及时纠正，导致我国农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破坏，农业严重减产。
就浙江嘉兴嘉善地区而言，与1959年相比，该地区1960年粮食产量减幅达到了惊人的32.58%，平均亩产量甚至比1949年新中国刚刚建立这一年还要低。“三瘦”“五缺”现象在农村相当普遍。
“三瘦”：人瘦、田瘦、牛瘦。“五缺”：缺口粮、缺种子、缺资金、缺肥料、缺农具。
1960年11月，因农村发展的形势相当严峻，中共中央发出了“十二条”，要求各级领导机关纠正“浮夸风”等错误。
1961年1月，毛主席先后主持召开会议，就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发表讲话，多次指出“如果不做调查研究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他强调“今年将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月20日，根据中央决定，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前往全国各地，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
与此同时，毛主席致信田家英，要求他迅速组建赴浙江调查组。
为了探索农业发展道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田家英率领中央调查组于22日便来到了浙江嘉兴农村开展调查研究。
调查组成员每天白天出去开展调查、访谈，晚上回来后，大家便聚在一起交流，汇报情况。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左右，调查组已经基本掌握了当地合作社的情况。
在这一过程中，调查组先后发现了该生产合作社的几个突出问题，一个是虚报粮食产量问题，“上面吹牛皮，下面饿肚皮。”另一个就是公共食堂问题。
3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当晚，毛主席指示田家英调查组要继续留在浙江开展调查。回到浙江后，田家英率领中央调查组积极推动“农业六十条”试点工作。
从1月23日出发，到5月3日结束，在这100天时间里，田家英参与起草的“农业六十条”是我党调整农业生产关系和促进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文件。
期间，田家英在农村实行“农业六十条”期间取得了显著效果，一举扭转了合作社过去消极、沉闷的劳动氛围，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明显提高，就连干群关系也变得更加融洽起来。
浙江嘉兴嘉善的农业生产是最快重获生机的地区。1962年1月，当地县委书记来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期间，田家英还曾亲自上门询问当地农业发展情况。得知该地农村已经发生了极大转变时，田家英十分高兴，并不忘叮嘱道：
“应该把‘农业六十条’的政策更深入、更具体地贯彻下去。”
田家英在浙江农村度过了一段忙碌、充实而又愉快的日子，在农业发展政策方面，他更是向毛主席提出了大量有建设性的意见，并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毛主席多次称赞他“带出了一支好的调查工作队伍。”
这一年6月，“农业六十条”在全国农村试行。但三个月后，毛主席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指出：
“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
为此，田家英再次率领工作组来到了山西长治进行调查。在这一过程中，田家英和调查组成员再次发现了很多问题。“虚报粮食产量”的情况仍然存在，此外，大队一级机构臃肿，管理人员太多，他们不参加生产却要参与分配，这也令许多社员不满。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田家英发现，将基本的核算单位下放小队是好事，符合广大社员的意愿。
调查结束回到北京后，田家英起草了关于公社基本核算的相关问题，他提出将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了过去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情况。
同年12月，毛主席在包产到户这件事上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找到曾希圣，询问他“已经改变了基本核算单位，是否还要继续搞‘责任田’。”
曾希圣并没有立即理解毛主席的深层意思，他表态希望再搞一段时间。尽管毛主席听后保持了沉默，但实际上，他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到了批判，被撤去职务。不久后，安徽省委便通过了会议决议，决定将“责任田”改过来。
早在1961年3月，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毛主席汇报搞包产到户的情况时，他的态度是“可以小范围内搞试验”。
但不到一年时间，毛主席的态度便有了变化。
一方面与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变化新做法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党内出现了“退就要退个够”的声音，认为将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还不够，甚至包产到户也不够，分田到户才够。毛主席得知后，态度大变。因为在他看来，分田涉及到了重大原则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田家英于1962年初来到湖南开展调查研究。此时，田家英对分田到户是有所顾虑，甚至可以说是不支持的。他曾在给毛主席的信中写道：
“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的时候，又要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下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
然而，当他来到湖南农村后，却逐渐有了新的想法。
在湖南，田家英在与当地村民的交流中，感受到了大家对“分田到户”的支持和渴望。随着调查越来越深入，田家英对分田到户也变得越来越支持。
于是，一回到北京，他开始起草调查报告，并在报告中明确写道：
“现在或许可以尝试推行分田单干，等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上来。”
毛主席对田家英在分田到户上的态度并不满意。1962年5月，毛主席就曾明确对他说过：
“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搞包产到户就不行”。
虽然毛主席的态度相当明确，但田家英并没有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
因此，当毛主席回到北京，听到田家英建议让一部分农村试行包产到户的主张时，他态度十分严肃地问道：
“这个意见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这些意见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接连两个问题，田家英被问得有些措手不及。他稍稍定神后，才急忙回答说：
“主席，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是根据在湖南调查过程中反复思考、琢磨出来的。”
毛主席沉默片刻，不再追问，但却明确表态称“当下不宜推行包产到户。”
尽管田家英还想要继续争取，然而看着毛主席坚决的态度，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
同年8月，北戴河会议召开，毛主席在会上公开批评田家英赞成包产到户，却不将精力放在修改“农业六十条”上。
此后，田家英的政治生涯陷入了低潮，而他也很少再起草文件了。
1965年，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受到毛主席赞赏。田家英却直言进谏，请毛主席多听一些不同的意见，这惹怒了毛主席。
这一年年底，毛主席与田家英等人开会，会后，田家英在整理会议纪要时，删去了毛主席评价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相关内容。他因此被冠上了“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
1966年3月，田家英在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毛主席责备当初整理会议纪要时删去了关键一句，还怀疑他在“中南海秘密录音”事件中是知情的。
最后，毛主席说了“今后我不找你，你也不要来见我”这样的狠话，这让田家英备受打击。
5月23日，在被停职反省的第二天，田家英便自杀身亡，留下了一封遗书，他在上面写道：
“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田家英的去世也令毛主席十分意外和遗憾。多年后，他曾感叹称“其实田家英也没有什么问题。”
参考资料：《毛泽东四大秘书》、百年潮2015年12期、党史天地2016年1期、红广角2018年5期、领导文萃2013年1期、《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党的文献》2014年第5期、文史杂志2009年6期、文史月刊2006年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