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战场的上层工作
在敌后战场活动的时候，除了要团结和深入基本群众之外，还要注意开展上层工作。其工作的主要对象，则是农村里的富裕阶层，特别是开明乡绅、小学教员和爱国知识分子，更是工作的重点。
在一开始的时候，主要是通过保长召集他们开座谈会，或者是个别登门拜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是被动接触我们的，一旦被敌人发觉的话，便于他们应付敌人。而在熟悉了之后，对于一些确实有爱国热情的人士，就可以脱离保长个别接触，以便深入开展工作。
而做好这些人的工作，主要有三方面的作用：
1.通过他们影响城里的伪职员伪军警。
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亲戚朋友都在城里当伪职员或者伪军警，其中也有很多有爱国思想的人。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做家属的工作，争取这些人执行抗日的两面政策，掩护农村的抗日工作。
2.通过他们宣传和影响基本群众。
毋庸讳言，这些人的家产丰厚，在农村都有一定的地位，家里也有很多的佃户和雇工。如果他们能够参与抗日工作，就可以带动和影响很多的基本群众。
3.通过他们进一步了解敌人的情况。
通过这些人，可以了解到敌人的基本情况，特别是恶霸地主、富农，的敌人豢养的土棍、地痞、流氓、文痞的内部关系，以及他们所掌握的保公所的情况。
而除了这些人以外，在敌人的铁杆之中，也是有空隙可钻的。恶霸地主和富农之间，恶霸地主富农与土棍地痞流氓文痞之间，以及他们和保公所之间，都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的经济地位不同，在敌伪内部的后台强弱不同，对保公所的影响和掌握程度也不同，保公所对他们的利益维护和照顾也不一样。而由于各种利益错综复杂，他们之间也是矛盾重重的。甚至不夸张的说，同样是做汉奸，其内部的鄙视链也是非常严重的。大汉奸对于小汉奸的欺压和打骂，也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以控制和争取他们执行抗日的两面政策。如果在一开始，就发现他们在掩护抗日人员问题上有矛盾，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利用他们的矛盾，引导他们共同执行抗日两面政策。要知道在敌占区，掩护抗日人员在敌人那边是最大的犯罪。一旦被日军发现，那就是倾家荡产、而且性命难保的。因此在群众不觉悟的情况下，掩护抗日人员被视为重大的危害，是最沉重的负担。
所以在最初的时候，保公所都是把抗日人员，领到老实的中农和下中农家里去住。而那些有钱有势的富户、爱说闲话的人在发现和听到后，就有一种掌握了人家把柄的心理，然后就怀着得了便宜卖乖的心情，将其当作新闻到处传播。这就使保宫所人员和掩护抗日的住户之间，产生出了矛盾，而且也增加了风险。
所以到了后来，在基本群众和保公所人员的要求下，我们就将抗日人员领到地主富农、以及这些爱说闲话的人家去住，或者到他们家里去给他们上一课。这样一来，就使他们上了我们的船，在掩护抗日人员这一点上，就和基本群众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大家都有对方把柄的情况下，就谁也不敢去举报了。
而这些富户财产都很多，往往比基本群众还怕出事，所以就更加守口如瓶，甚至利用关系掩护抗日人员。一来二去之后，他们也心向着我们，自然就扩大了抗日联合力量。所以事情发展到了最后，大家看着有钱有势的那几户或者一两户，如果还没有掩护过抗日人员，那么就会很不放心，会督促抗日人员到他们家去住。
当然了，这些最后的大户往往有权有势，普通群众都得罪不起。所以往往就需要抗日人员向保长“点菜”，直接指名道姓说要住哪一家，甚至还要做一番工作，不然他是不会领你去的。而对于个别户，在保长实在不敢领去的情况下，我们就和保长商量好，先由我们自己去，然后再让户主叫保长过来。对于这种户，一般经过几次住宿之后，大家也就放心了。到了这个时候，全村都住过抗日人员，那就谁也不会去举报了。
而工作做到这个程度以后，我们就在村庄的隐蔽方面，有了初步的基础了：
一方面有了一个两面的村政权保公所。
这样的两面政权，可以给我们提供敌人来村的情况，应付一下敌人，使我们能有所准备或者脱身——当然也要特别注意鉴别，防止保公所提供的消息有假。
另一方面是有了三种住户。第一种是堡垒户，第二种是可靠户，第三种是控制户。
这第一种和第二种是我们的群众基础，是紧密团结的对象。而这最后一种最特别，住到他们家里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他做工作、控制住他不给敌人效力。这就使得我们的隐蔽活动，有了机动的余地，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比如1942年晚秋的油通村突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武工队的半个班，晚上住在油通村前街的控制户当中。结果消息不慎走漏，被敌伪军的一个中队突然包围了村子。这时候保长就勇敢的出面，将敌人领到后街去搜查八路，同时派人通知我们向南冲。结果就是在有精确情报、并且误导了敌人的情况下，我们的武工队未受损失就突围了。
所以想要在敌占区活动，要做的工作是方方面面的，不仅要团结基本群众，也要注意做好上层工作，甚至要做敌人基本盘的工作。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是最终夺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所在。
参考资料：
《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
《栾城人民的抗日隐蔽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