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随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

当年6月中旬，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的领导干部们开始集中学习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原本在川东大足重型汽车厂工地指导工作的建委副主任彭德怀元帅，也奉命返回建委机关驻地成都，参加学习。

视察工作的彭老总（图像）

建委局级以上的、不到二十人的干部单独组织学习，并根据上级的指示要求，于学习过程中开展了对彭老总的所谓“批判活动”。

批判活动进行得很神秘，内容不允许外传。不过，主持这一活动的建委常委的一位负责同志，虽然在极力引导大家针对彭老总的“有关问题”发言、表态，但效果不佳。

会场内，大多数同志心不在焉，表现不太积极——有的在翻看文件、有的在看报纸、有的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气氛异常沉闷。

后来，迫于某种“压力”，大家不得不根据形势要求，言不由衷地说上几句。他们的调子基本一致——批判彭老总的言行仍有“右倾”表现，时常通过“小恩小惠”“拉拢腐蚀”（实际上是力所能及的帮助）革命群众等。

彭老总与人民群众在一起（图像）

彭老总仰靠在沙发上，两眼盯着天花板，一言不发，坦然自若地听着大家对他的凭空指责。

当主持人批评他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问题时，彭老总不再保持沉默，并开始以低沉、缓慢、有力的语调进行“申诉”。

他说：“去年的九月份，彭真同志代表党中央跟我谈话，动员我到咱们西南’三线’来工作，被我拒绝了。之后，毛主席又亲自做我的工作。这样，我这个对工业一窍不通，只配当个农民的人才来到大西南，参加了国家的’三线’建设。

当时，毛主席对我说，老彭啊，我们还是老同事、老战友，还应该一起为新中国做贡献。现在，国家正在努力搞’三线’建设，你可以去西南出一份力。

毛主席与彭老总在一起（图像）

还说，’庐山会议’已经成为历史，我们谁都不要继续揪着不放了。大家都要展望未来，向前看！”

说到这里，彭老总扫视了一下与会的各位，又说道：“至于’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情，大家可能都清楚。那是因为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的认识不同，而出现的意见分歧，根本不是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

谈及“庐山会议”，彭老总的情绪有点激动，嗓门变高了：“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犯了错误，都应该就事论事，没必要扯出历史上的那些杂七杂八的问题，不管不顾地罗列起来算总账。

如果罔顾事实地瞎算总账，就不符合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更谈不上’既往不咎’！

不错，鉴于职责所在，我彭德怀确实给中央写过信，向中央反映过问题，但都没有任何私心、不良企图！同时，我也向中央表过态——自食其力，绝不叛党，更不会里通外国！

正气凛然的彭老总（图像）

说老实话，我彭德怀有错，也有功，但不能因此以’反革命’或’革命’来定论我。那样说我，我绝不接受！”

这时，表情痛苦的彭老总用两只颤抖的手，使劲地握着沙发的扶手，竭力控制着自己内心深处波澜。

冷静片刻之后，他又神情肃穆地说：“我相信，毛主席是绝对不会同意某些人把我称之为’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分子的！”

说完，彭老总闭着眼，仰靠在沙发上，再也不说话了。

随着彭老总发言的结束，整个会场的气氛陡然间凝固了，令人感到极度的压抑不适！

冷寂的“批判会”场景（图示）

针对彭老总的“批判会”勉强开了一个星期后，实在开不下去了。但是，上面又接连不断地催问情况、督促进行，并要求西南“三线”建委尽快拿出“结论”。

无奈之下，主持批判活动的建委负责人只得向上级汇报说：“彭德怀是一只’死老虎’，态度又不好，不用再批判了。”他还亲自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予以解释说明。

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下，这样做，虽然言辞上表现得不礼貌、乏尊重，但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彭老总的作用。

“四人帮”被粉碎后，人们弄清了此次批判彭老总的起因。

1966年6月16日，戚本禹、关锋给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写信说：“……我们觉得分配彭德怀做这个工作（’三线’建设第三副主任）是不恰当的。”

老年戚本禹（图像）

他们还在信中污蔑彭老总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建议党中央彻查彭老总的“反革命”活动，审定他的“罪行”，并将有关情况公之于众。

——这就是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段历史，一段彭德怀元帅被批判的惨痛历史及其来由。

主要参考文献：《彭德怀传记》、《警卫参谋的回忆——在彭总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