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三月的一天，为了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奔走于香港、北京的章士钊先生获悉，身在台湾的于右任先生十分挂念自己在大陆的夫人高仲林，担心她即将到来的八十大寿会在凄清冷淡、落落寡欢中度过。

于是，章士钊先生立即给周总理写信，如实反映了这一情况，并在信函的末尾，郑重地建议周总理：请重视“胡子”（知己者对留着长髯的于右任先生的敬称）的这一思想状态。

读书中的于右任先生（图像）

周总理一收到章士钊先生的信，马上找来时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于右任先生的女婿屈武。他先让屈武看了章士钊先生的信，随之要求屈武以于右任先生女婿的身份，出面组织筹办于老夫人八十大寿的庆祝活动。

接受了任务后，屈武一核算，岳母于老夫人的寿诞之日已经过了六、七天了。不过，陕西人祝寿有“补寿”的习俗。也就是说，如果错过了寿诞之日，可以另找时间补上。

周总理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屈武，陕西既然有此风俗，那就抓紧为于老夫人补寿，绝不能因此而令孤岛上的于右任先生心寒意冷。

这样，屈武就赶紧与自己的儿子、儿媳以及于右任先生在北京的有关亲戚，一起奔赴西安，去为岳母于夫人补寿。

屈武先生（图像）

于右任先生是国民党元老，曾追随孙中山先生，积极参与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立志于国家民族的振兴。

一九四九年四月，时任国民党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先生，先是被国民党反动派从南京挟持到了上海，后到广州。暂留广州时，于先生打算借道香港返回北平。

结果，事与愿违。最终，于先生去北平的愿望成了泡影，无奈之下去了台湾。他的夫人高仲林，孤身一人留在了西安。解放后，一直由屈武的夫人于芝秀照顾着。

屈武一行抵达西安后，陕西省委统战部热情接待了他们，并协助屈武组织了包括陕西省副省长孙蔚如（于右任先生的老友）在内的、于右任先生的二十多位亲朋好友，参加了于老夫人的八十寿诞的宴会。

庆祝寿诞场景（图示）

整个宴会，气氛轻松欢快、喜庆祥和。过程中，喜笑颜开、兴奋不已的于老夫人一再真诚地感谢党和政府对她的厚爱，感谢大家为她举办寿宴。

事后，屈武认为，不管是立足统战工作，还是从感情角度考虑，都应该把为岳母补寿的前前后后的有关情况告诉岳父于右任先生，尤其是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安排以及对于先生的挂怀之情。

可转念一想，屈武觉得其中有个难题不好解决。那就是，如何在书信中提及周恩来总理。如果直截了当地叙写，台湾的国民党特务知道了，肯定会对于先生不利。

思来想去，没能琢磨出个好办法的屈武灵光一闪，决定去找邵力子先生帮忙。

邵力子先生（图像）

邵、于两位先生，有着长达几十年的深交，彼此间有着高度的思想、情感契合度。

邵先生清楚了屈武的难处，思索片刻后，笑了笑，颇有些神秘意味地对屈武说：“你给你岳父大人写信时，凡需要出现周总理名讳的地方，都写’濂溪先生’即可。”

接着，邵力子先生看了眼懵懂不解的屈武，继续说道：“全面抗战爆发后，都生活、工作在重庆的我和于先生，因忧虑国事而聚在一起纵谈历史过往时，多次谈到人称’濂溪先生’的北宋儒学大家、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

同时，我们还经常说起那时工作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总理，并尊称之为’周先生’。

工作中的周总理（图像）

虽然’此周’非’彼周’，但你的岳父只要看到你书信中的’濂溪先生’，他定能心领神会，明白这一称呼指代的就是周总理，其他人则断然不会明白其中的玄机。”

从邵力子先生处讨得妙招后，屈武立即就把为岳母补办寿宴的盛况，写了一封长信，连同在宴会上拍的岳母及亲朋的一些照片，送交香港的于右任先生的好友吴季玉先生，请他设法转交台湾的岳父于先生。

果然不出邵力子先生所料，被迫寄身台湾的于右任先生一看到屈武信中的’濂溪先生’，当即想到了周恩来总理。他为之欣喜、感动不已，并请吴季玉先生转达他对周总理的难以言表的感激之情。

不久，屈武通过吴季玉先生得知了岳父收到他的书信后的情感表现及对周总理的诚挚谢意后，迅速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周总理听了，高兴地说：“不必感谢我，这是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对于先生的关心，也是对热爱祖国的于先生的一种政治态度。不管怎样，只要于先生心舒意畅，我们也就算去了块心病！”

兴致勃勃的周总理（图像）

始终不能忘怀祖国，期盼着海峡两岸早日统一的于先生，到了晚年更是思乡心切，并时时以诗言志，寄托他对祖国统一的深度渴望之情：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于右任先生之所以有如此深厚的家国情怀，自然与其固有的品格、情志有关，更与我们的党和政府对他的关怀密不可分。

主要参考文献：《怀念周恩来》、《于右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