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王张江姚全体团灭，随后，中央又紧锣密鼓地对他们的余党进行肃清。

然而，处理一伙人容易，搞好一个国家的建设却没有那么简单了。此时的新中国经过十年特殊历史时期，经济、文化、民生和工业等诸多方面完全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经济方面，据1977年12月，掌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粗略估算，十年期间，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

这是什么概念呢？以基础建设为例，也就是说，十年期间损失的5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础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这十年期间，有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超过4%，其中，1967年、1968年、1976年经济增速分别出现-5.7%、-4.1%、-1.6%的三年负增长。

文化方面遭遇了空前的浩劫，大批优秀文化遗产被损毁，大量孤本古籍被付诸一炬，大量知识分子遭到极为不公平的对待，甚至为此白白丢掉了性命。

运动仅开展三年，中科院171位高级研究员，就有131位遭受到极大冲击。上海科技界1000多人就有607人遭遇残酷的折磨。

不用上学、不准跳舞、不准听音乐，不搞高考，拿着白卷就能上大学成为那个时代的奇葩现象，文盲半文盲高达惊人的2亿3千多，文化荒漠一片死寂，人人噤若寒蝉、不敢发声，思想更是如同高度僵化，形同朽木。

民生方面更是凄惨无比。先来说说城市，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职工平均工资从1957年的624元下降到1976年的575元，城市物资奇缺，生活消费品凭票购买，偌大的一个上海，180万住户中居然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

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尚且如此，农村居民的生活更是好不到哪里去。 1977年6月，万里担任安徽第一书记。当他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考察时，所见所闻让他大为震撼，后来他回忆说：

“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

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如此，那此时国外民生又如何呢？

从1955年到1970年，日本GDP从8.5%一跃增长至11.8%，经济增速呈几何式增长，这种增速还不单是日本独有，美国、欧洲也在高速发展，就连弹丸小国的韩国也一跃从一个GDP不及山东蕞尔小国，迅速成长为地区发达国家，电话、电视、小洋楼随处可见，日本普通居民就有四五十平米的住宅，平均每户都拥有一辆汽车，东京大型商场商品种类高达50万种，此时，北京王府井商品种类也不过才2.2万种，两相对比之下，足可见此时中国城乡民生之多艰。

工业方面就更不用说了。以1978年李一氓团长赴外见闻为例，此时，西德一个露天煤矿采用自动化生产工艺，仅需矿工不过2000人，而中国相同数量的煤矿，用工需求多达16万人。瑞士一个发电站，装机容量2.5千瓦，职工只有12人，我国与之相等体量的发电站，职工却有298人，足足多出20倍。自动化的先进生产模式，让整个考察团大为震惊，以至于回来后，考察团代表们无不惊骇地感叹道：

“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十年的动荡使得我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文化、民生和工业等全面拉开距离，倘若再不抓紧时间搞建设，要谈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所以，鉴于国际现实环境的巨大压迫感，无论是华老也好，还是邓公也罢，中央对提振经济，对内搞改革，对外搞开放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共识。

但问题是，怎样搞好建设，华老与邓公各自就有不同的见解了。

华老作为伟人的事业继承者，自然是要完全继承伟人的革命遗志的，因此，他顺势提出“两个凡是”方针，号召经济改革与阶级斗争同时并举。这样一来，除了能充分体现继承伟人革命遗志，更重要原因还在于能体现出政治上的“正统性”，突出自己的全党全国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和威望，而且还能扭转十年以来经济萎靡不振的颓势。

而邓公早年有留学法国的经历，他亲眼目睹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先进和强大，见识到了近代百年以来，工业化给西方国家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因此，他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趁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好时机，搞好经济建设就要全面放开，撸起袖子加油干，不能像女人裹小脚那样亦步亦趋缓慢摸索，所以，“两个凡是”方针并不可取。

当“两个凡是”方针出台后，邓公旋即对其提出了批评指正意见，并指出应“完整”、“准确”地运用毛主席思想。换言之，对于毛泽东思想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吸收精华摈弃糟粕，用科学态度全面、系统地概括毛泽东思想。

显然，邓公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内不少老同志的心声，因此，“两个凡是”公布受到了不少老同志的质疑和批评，邓公则作为他们当中的最为重要的代表之一更是对其予以批驳。

问题的关键是，此时无论是邓公也好，还是内部其他老同志也好，他们对这一方针的驳斥只是停留在提出不同的意见层面，没有形成一套强而有力的“思想正统武器”来取而代之，更没有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气候。

那么这样一来的形势就是，尽管内部不少老同志对华老的方针持有不同的意见，但却无法形成扭转大局的潮流，要彻底扭转形势，寻找到一个正统的思想武器就成为摆在这些邓公等老同志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恰在这个时候，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给《光明日报》寄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件。 《光明日报》在收到这份稿件后，很快意识到这份稿件的重要性，于是在经过八个月的反复修改后，递交到了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的手中。

其时，胡耀邦也为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而思索，当他看完《光明日报》送来的稿件时十分兴奋，便将此稿件敲定了下来，作为思想行动的重要参考。对此，胡耀邦结合邓公的意见提出两大原则：

“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换句话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全党全国在充分遵循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也要摈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让实践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不久，文章正式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此，与“两个凡是”不同的“思想正统”武器诞生，中国历史至此开辟出崭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