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句话：做人要学曾国藩，做事要学胡雪岩。世上之人千千万，那些能把自己名字镌刻在史册上的人，“做人”这方面必然都练到了极致。能人并不等同于好人，晚清四大名臣各有各的鸡贼，但话也说回来，相比于曾国藩的高调处事低调做人，让后人给自己竖了个“圣人”的牌坊，他的一位同量级的同僚实际上一点也不比这逊色，甚至可以说比曾国藩还要聪明狡猾。

这位“聪明人”就是张之洞，高手往往能给自己留条后路，这老小子却脚踩几条船，总是牢牢掌控着局面。倘若能跟张之洞学到一星半点，想要在生活的交际中处于不败之地，那实在是太简单了。

有人这么评价晚清官场上的几位大佬：李鸿章是“好人”，曾国藩是“圣人”，张之洞则是“君子”。事实上，老张也没有咱们想象得那么正派，跟历史上绝大多数成大事者一样，老张手里有两张王牌，一是“贼”，二是“狠”。这两点，咱们通过一件事就能讲清楚。

光绪二十六年，近代中国最耻辱的一幕上演了：1900年8月13日，英军率先攻破广渠门，西太后赶忙收拾细软带着光绪帝连夜出逃，偌大个北京城让一群洋人搞得鸡飞狗跳，千年帝都的威严荡然无存。更讽刺的是，在国家危亡之际，受够了满清腐朽统治的百姓居然对侵略者举双手欢迎，纷纷当起了带路党。

此刻离清王朝彻底倒台尚有12年，老大帝国气数未尽，这事儿对满清权贵们的冲击巨大，还在流亡中的慈禧太后就假借皇帝名义草拟谕旨，打算搞一场新政改革以亡羊补牢。此时，湖广总督张之洞虽正身处千里之外的湖北，却已通过“内线”打探到了领导的心思。虽说谕旨明面上是皇帝拟的，但经验老到的张之洞立马就断定真正做决定的人是西太后。这也就意味着朝廷被揍得生疼，这回要玩真的了。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之前，张之洞对新政改革还是满怀期待的。虽说眼下局势确实有那么点尴尬，但作为封建士大夫阶层颇具代表性的一员，对他而言，局势越糟糕，这反而意味着他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越大；古往今来，文臣与皇帝共同治国，携手开创盛世一直是书生们的终极理想，有谁不希望自己的名字以正面姿态刻进历史长河呢？然而，就当老张兴冲冲地准备为老佛爷献计献策时，接连几盆冷水当头就浇下来了。

原来，在跟同僚们交换情报的过程中，安徽巡抚王之春好意提了个醒：虽说皇上这次让咱们敞开了聊，但我那些军机章京的朋友也说，老佛爷一早就给定了个调，在给改革提建议时千万别吹洋人那套，还得高举咱老祖宗的指导思想，不然老佛爷闹不好要发飙。

张之洞听完心凉了半截，但对此也只是半信半疑。接着，他给自己姐夫户部尚书鹿传霖也去了封信。要知道，鹿传霖是新政改革的最初知情者与决策者之一，他的消息肯定比其他人要准。果然，鹿传霖很委婉地重复了同样的意思，劝张之洞说你别老整天西学西学的，省得有人说你吃里扒外。

众所周知，张之洞是铁杆“西学派”，他实在不相信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些东西能帮朝廷翻盘。在此之前，朝廷曾不止一次就“中学”还是“西学”展开过讨论，张之洞曾怂恿提倡西学的同僚们一块上书，劝说朝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结果当别人把奏折呈上去后，他自己却偷偷把奏折撤走了——自古枪打出头鸟，我还就是不冒头。老张心里也清楚，老佛爷不喜欢西学；舍身求仁？不存在的，他可不愿去唱那个白脸儿。

本来就对朝廷失望透顶，这下更是被搞了个透心凉，差不多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张之洞对清王朝最后一点期待也灰飞烟灭了。绝望之余，他对清政府的“二心”愈发坚定。

其实，张之洞想要另起炉灶的心思早有，而不甘心陪着清王朝这条破船一起沉没的也不止是张之洞一人，李鸿章也曾动过搞“两广独立”的心思。不同的是，李中堂是朝廷的主心骨，无论是跟洋人谈判，或是在条约上签字，都少不了李鸿章出面。相比之下，张之洞的地位要稍稍低一毫，但他搞独立的操作空间就大了很多。在慈禧于1900年6月颁布《对万国宣战诏书》时，也让各地大员派军队协同朝廷作战。张之洞却悄摸摸地把自己手下的精锐全留下了，只派了一些老弱病残。

与此同时，张之洞开始大力推行他一直都在筹划的“中日合作”。这就有了日本情报大佬宇都宫太郎日记中所记载的这样一幕：“……张某（指张之洞）曾有言，天子蒙尘既久，清国处无政府之际，不得已，欲联合南部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一政府。”

狡兔三窟，张之洞不想跟清政府一块玩儿完，早就跟日本人眉来眼去了。他曾派遣大量青年才俊赴日本学习，一来培养新一代政治班底，二来也是为了加强同日本方面的联系。1900年早些时候，张之洞组建了一个阵容豪华、规模庞大的考察团前往日本，名义上是采购新式武器，其实在借机打探日本人的态度。值得一提的是，朝廷对此并不知情。张权在日本一共呆了4个月，直到朝廷议和。

上述足以看出张之洞的“贼”：被誉为君子的他，对朝廷并非死忠，而是早就谋好了出路，甚至不惜借助敌人的力量以图裂土为王。

如果说日本是张之洞搞事所倚仗的“后盾”，那么自立军就是他搞事的“杠杆”。

所谓自立军，就是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组织的武装，其中坚力量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散落的有志人士。这支武装力量的首领名为唐才常，此君身为“湖南丁酉拔贡”，可以不严格地算作张之洞的门生。进入庚子年后，自立军将重心转移到了武汉，活动也愈发频繁，张之洞却视若无睹，装傻充愣。

这也不难理解，两者有着相似的目标：自立军认为清政府腐朽，张之洞也不愿为满清送葬。唐才常暗中许诺，只要张之洞大旗一扯，那么自立军一定坚决拥护。张、唐二人的关系在慈禧颁布《对万国宣战书》那一刻起推上了高潮，在老张看来，公然向列强宣战就是找死，慈禧这老妖婆简直疯了，清王朝却无可能挺过这一关。当看到朝廷又一次顽强地续了下来后，张之洞慌了，他害怕自己的“不忠”被发现，于是连忙开始补救。

为表忠心，老张送给慈禧的第一份“大礼”就是消灭了自立军。

原来，自立军打算于1900年8月23日起兵，张之洞一改之前不管不顾的态度，在8月21日勾结英国人捣毁了自立军位于汉口英租界的总部。这个过程相当残酷，几乎可以用“屠杀”来形容。包括唐才常在内，一大批由张之洞亲自设立的学校培养的青年才俊惨遭杀害，自立军也由此瓦解。灭完口后，张之洞转而对慈禧、荣禄等人大献殷勤。当得知日本人打算在谈判时提出要成立以自己为首脑的新政府时，老张吓得够呛，连忙致电日本方面，要对方赶紧把这事儿忘了。

短短几天前，张之洞还脚踩大清国、日本人、自立军等几条船，差点就成了“分裂势力”，结果一番快如迅雷的操作下来，他转眼又做回了那个对朝廷忠心不二的股肱之臣。

当然了，笔者并非因此否定或是谴责张之洞；无论是张之洞的官场才华还是对国家的贡献，我们都不应该怀疑。不过客观来说，他显然不是我们通常认识中的那种“君子”。狡兔三窟，无用即弃，倘若能学会他的做人之道，那么想在职场中混出点名堂实在是太简单了。但问题又来了，做一个“人前君子”，背后耍各种花招，这样真的好吗？

现实的无奈之处也正体现在此：咱们普通人想要在工作生活中免遭一些伤害，有时可能都要采取一些“非常规”做法；更别提身处他那样的高度，无论是想要力挽狂澜还是另辟蹊径，更是首先要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正所谓要担负更多的责任，首先要对自己负责，这无可厚非。如此看来，心思手段多了点儿，也就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