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君主制下的皇帝与中国人对对皇帝的认知完全不一样，这反映了欧洲君主制与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差异，甚至可以由此去理解截止到目前为止的中国和欧洲的差异。最近读传记《通往权力之路：叶卡捷琳娜大帝》，其中有一段叶卡捷琳娜与天花疫苗的趣事，让我对这一点有了更多的理解。

叶卡捷琳娜是俄国历史上两位被称为大帝的君主，另一位是彼得大帝。她成为俄国女皇有一些偶然，甚至都不是俄罗斯人。因为其母与俄罗斯留里克王朝有血缘关系，1744年被挑选为皇位继承人彼得三世的未婚妻，后被拥戴她的禁卫军发动政变成为女皇。

天花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经过人类的多年努力，终于依靠科技制服了天花，使之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被人类战胜的病毒。但是在18世纪的世界中，天花还是一个让人束手无策的疾病。

叶卡捷琳娜的丈夫在成为“彼得三世”之前曾饱受天花的折磨，虽然性命保住了，但面部却因此遭受严重的受损，带给他非常严重的心理创伤。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与叶卡捷琳娜的婚姻，当然也就影响了叶卡捷琳娜的一生。叶卡捷琳娜是一个幸运儿，直到成年都没有感染过天花。

十八世纪60年代，欧洲又流行天花。这次流行给哈布斯堡王朝造成过毁灭性的打击，很多王室成员和贵族都死于天花。叶卡捷琳娜对此心有余悸，她更担心自己的儿子保罗，因为当时保罗的继承权问题依然前途未卜，所以保罗患病的可能性始终是叶卡捷琳娜的心头大患。所以她不准保罗同老百姓，或者有过病史的人和高危人群接触，这让十二岁的保罗非常不高兴。

1768年的春天，俄国很多贵族感染天花身亡。虽然叶卡捷琳娜和保罗与病魔擦肩而过，对自己和儿子以及国家的担忧促使她开始对一种全新的免疫接种法感兴趣。这项新技术是从已经康复的天花轻度患者的感染组织中提取注射物，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法，但在当时，这样的做法颇具争议。尽管已经在英国及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开始得到应用，但是欧洲大陆仍旧对此种免疫方法讳莫如深，普遍认为存在着难以承受的风险。

当时，有一位名叫汤姆斯·迪姆斯戴尔的苏格兰医生出版了《天花接种的新方法》，在书中他详细介绍了自己在天花接种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宣称这种新方法降低了接种风险。在听说这部作品的情况后，叶卡捷琳娜邀请这位医生前往圣彼得堡。她听了医生的介绍，告诉医生说她希望自己首先接受防疫接种，从而打消其他的人对疾病和接种的顾虑。

面对女皇叶卡捷琳娜的请求，医生有些犹豫了。毕竟他面对的是女皇，所以他要求女皇先咨询一下御医们的意见。但是叶卡捷琳娜认为这种毫无必要，医生又建议女皇允许他在同龄妇女的身上首先进行接种试验，以降低风险。女皇再一次否决了他的建议。

最终医生答应了叶卡捷琳娜的要求。他为叶卡捷琳娜注射了从一位农村少年身上提取的天花脓液，后来这名少年还被加封赐爵。接种次日，叶卡捷琳娜便躲开众人，开始了隔离的日子。尽管一开始身上出现了一些脓包，但在一个星期内脓包就结痂了。医生宣布接种成功，三个星期后叶卡捷琳娜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俄国参议院和立法委员会对女皇表示了祝贺，叶卡捷琳娜说：“我之所以能够以身作则是为了让我的无数臣民免于死亡的厄运，他们对这项新技术的意义一无所知，心存畏惧，始终遭受着天花的威胁。”

此后的事情是可以预料的了。有了叶卡捷琳娜的示范，圣彼得堡的一百四十名贵族也紧随其后接受了接种。医生的专著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俄文译本，俄国很多城市开办了专门实施接种的诊所，开始了疫苗接种工作。1780年，在俄国共计两万人接受了接种，到了1800年这个数字达到了二百万。汤姆斯·迪姆斯戴尔医生则被叶卡捷琳娜封为男爵，并获得十万英镑的奖金及终身有效的五百英镑年金。

叶卡捷琳娜自愿接受接种的态度受到西欧各国的称赞，伏尔泰将她对迪姆斯戴尔医生的态度同“我们的医学院里那些牙尖嘴利的庸医们”所持有的荒谬观念，以及奉行的传统做法做了一番比较。在当时，人们在天花面前普遍怀着听天由命的心态，认为任何一个人迟早都会感染上天花，总会有一些人会幸存下来。大多数人都拒绝接受接种疫苗，普鲁士的腓特烈就曾致信叶卡捷琳娜，力劝她不要冒险。叶卡捷琳娜在回信中指出天花一直令她感到惶恐不安，她最渴望的事情就是摆脱这种恐惧。

这件事放到中国的皇权社会，是一件完全不能理解的事。在中国，即便是最为仁慈的君主恐怕也不会在民众尚未使用疫苗之前自己去以身试险，不拿几百上千人去做实验就已经是人道的了。这虽然在叶卡捷琳娜一生中算是一件小事，却能够充分反映出欧洲君主制社会在人权保障方面相对成熟。人权、私有产权等方面边界清晰，对人民是最重要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