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中，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杜聿明和副总参谋长文强一起被解放军俘虏，两人后来都先后被送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关押。

不过，由于两人被分配在不同的小组，直到数年后两人才发现了对方的存在。

杜聿明在狱中积极改造，于1959年就被列入了第一批特赦名单中，而文强因为一直抗拒改造，直到1975年最后一次特赦战犯中才被特赦出狱，多关了十多年的时间。

1950年的春天，文强被押解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管教要求文强写认罪悔过书，对曾经犯下的错误进行忏悔。此事遭到了文强的坚决反对，他拒绝写悔过书，并且对管教说：

“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文强说的这番话，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他所说的自己的早期经历以及与毛主席还有周总理的关系也是真实的。但是他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肯定还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所以他的这番话还是有推脱责任的嫌疑。

此事后来传到了周总理耳中，所以1975年文强被特赦时，已经被病痛折磨数年的周总理特地将文强召唤到病榻前，痛心疾首地教训他，当初为什么就不肯早写悔过书！这样也不至于被多关那么多年。

文强的一生，可以说是命运多舛，按照他原本的命运轨迹，曾经有两次机会可以成为开国将帅，可最后都在阴差阳错之下走上了另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

1925年，文强在周总理的介绍下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加入共产党，次年1月考入黄埔军校政治科学习，后来还成为了林彪的班长。

大革命时期，文强参加了北伐战争，后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文强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四处搜捕共产党人，文强不得不回到老家躲藏，等到三个月后风波平息了一些，他又独自一人去四川寻找党组织。

文强在四川期间先后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红一师师长兼政委等重要职务，后因叛徒告密遭到国民党逮捕。后来在地下党员的帮助下，文强成功越狱，可又受到了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的误解，遭到了错误的批判。

文强一怒之下就带着妻子去上海，打算找恩师周恩来给自己主持公道。可由于当时上海的党组织接连遭到了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背叛，党中央被迫转到了地下工作，周恩来也秘密去往中央苏区。所以文强此行并没能见到周恩来，也没能洗刷自己的冤屈。

就这样，文强出川为自己洗脱罪名，非但没有成功，反而造成了他和妻子事实上的脱党。若非如此的话，新中国成立后，以文强的资历和能力，新中国必然又会多出一位开国将帅。

由于申诉无门，文强只得携妻子回到老家，后来在程潜的帮助下进入国民党部队，担任参谋本部的上校参谋。再后来文强得到了戴笠的赏识，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成长为军统大特务，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

1946年3月16日，戴笠坠机身亡，文强对军统内部的相互倾轧感到厌烦，于是又通过程潜关系为自己谋了一份正经的军队职务，担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正式脱离了军统。

如果文强一直留在程潜那里，那么后来程潜、陈明仁宣布起义的时候，文强必定也会随之起义。这样一来，程潜也会成为起义将领，由于他曾经对革命有功，说不定也能像陈明仁、董其武、陶峙岳等起义将领一样，参加新中国的授衔。

可惜的是，就在程潜等人即将密谋起义的时候，杜聿明来信邀请文强去往徐州担任副总参谋长。当时程潜一再苦劝，说老弟你这一去恐怕就回不来了。可文强由于与杜聿明有旧，不好意思拒绝杜聿明，所以还是选择了去徐州，最终成为了解放军的俘虏。

文强被关押期间，思想上一直转变不过来，十分抗拒改造，始终认为自己落到这一步并非是自己的错误。

关于写悔过书这件事，廖耀湘曾经这么问他：“难道你真就一点错误都没有？”

文强听了，摇摇头对廖耀湘说：“不能说一点错没有，但我没有过的错就不能认错，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只是走错了路，但要我写认罪书，我坚决不写。””

文强始终认为自己的所有选择都是迫不得已，直到被特赦后，他才逐渐明白了党的宽容和伟大，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包容他，要不然早给他一颗花生米了。

因此，虽然文强被特赦时已经快70岁了，可是仍然不辞辛劳，利用自己在黄埔军校同学中的影响力，积极沟通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与大陆的联系，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1985年，文强收到了昔日学生蒋志云的来信，信中邀请他赴美旅行，见一见昔日的亲朋故旧。

文强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见一见昔日的朋友，利用他们的关系来增强两岸的联系。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政协主席邓颖超，得到了邓颖超的支持，很快就办理好了出国的所有手续。

文强到达美国后，原本并没有通知其他人，只通知了他的学生蒋先云，可等到他下飞机时，才发现很多昔日的亲朋故旧来迎接他。文强在美国待了数月的时间，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做了不少事情，为统战工作做了不少贡献。

就在文强回国前夕，还发生了一件事情，足以证明文强对祖国的热爱。当时蒋先云告诉文强，他还有一笔100万美元的工资没有领，这笔钱一直存在台湾。

因为按照当时国民党的政策，对于被解放军俘虏并且关押的国民党将领，一直以来都是默认为在职状态的，只要人没死工资都时要照发的。以文强中将级别的薪资标准，从他被俘到被释放这数十年里，已经积累了百万美元的工资。只要他本人愿意出面，就能将这笔钱提取出来。

文强听了学生的述说后，哈哈笑道：“这个钱我不能要，如果我拿了这笔钱，那我就不是文强了，人家会认为我是用钱就可以收买的，愧对列祖列宗（文强这一支是南宋大忠臣文天祥的直系后代。）。”

客观来说，虽然文强曾置身于国民党阵营中，还是军统的大特务，但是他毕竟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所以并没有做过杀害革命群众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他与沈醉、徐远举这样双手沾满革命群众鲜血的军统大特务有着本质区别。而且，在抗日战争期间，文强成功策反了华北、东北近百万汉奸部队投降，也是为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2001年10月22日，文强在北京病逝，享年94岁，结束了他充满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