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是改变唐朝历史走向的大事。

所谓牛李党争，通常是指唐代中后期以牛僧孺、李宗闵、令狐绹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

关于牛李党争的内容、性质及是非曲直等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分歧很大。

唐长孺先生曾言简意赅地指出：

牛李党争是唐代中叶统治阶级内部的重大政治斗争。斗争的中心是对于怎样维护走向衰亡的唐王朝具有不同政见，却又涉及家世出身和私人恩怨。由于唐王朝的颓势无可挽回，力图强化朝廷的李德裕一派不得不终于失败，而主张因循苟安的牛僧孺一派获得胜利。

史家一般认为：

以元和三年对策为党争之始，而以唐宣宗大中元年李德裕被贬黜出朝廷，牛李党争就此结束。

一般说来，当社会统治面临危机时，统治集团总会发生裂变，出现保守与改革之争。

李德裕及其助手勇于改革时政中的种种弊端，属于统治集团中的改革派；而牛党则主张维持现状，粉饰太平，一心想保住自己的权势，可以说是当时腐朽势力的代表。

武宗一朝，李德裕秉政，牛僧孺、李珏、杨嗣复等均遭贬斥，李党政治主张贯彻得最为充分；宣宗一朝，白敏中、令狐绹等牛党人物执政，李德裕等遭贬斥殆尽，牛党主张贯彻得最为充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牛李之是非，即是武、宣两朝之是非，亦即宣宗“务反会昌之政”之是非。

因此，将武、宣二朝牛李双方政策进行比较，不仅有助于理解牛李党争，对我们把握大中之政也是非常必要的。

1、对待边疆民族政权的态度

在对待边疆民族政权问题上，李德裕积极收复失地，而白敏中等则主张维持现状，无所作为。

李德裕文宗朝节度西川时对边防极为重视，撰《西南备边录》十三卷，主动收复维州，最终为牛僧孺所阻而无功。

会昌五年(845)唐廷得知吐蕃内乱的消息后，武宗君臣便积极讨论收河陇十八州事宜，密令缘边诸镇刺探吐蕃虚实，笼络陷吐蕃的唐朝遗民，多设反间，同时以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使之先备器械粮草。

同年，李德裕又置备边库，为收复河陇失地筹集钱物。刘濛的备战工作已经取得一定成果，《白敏中神道碑》亦称“会昌已有藩盛”，但是宣宗登基后，因刘濛由李德裕荐用，遂将其贬为朗州刺史，名将石雄亦坐李德裕之党疑而不用，最后郁郁而终。

河东节度使李业，以讨党项之功进用，在沙陀等族中素有威望，也以妄杀降者之罪徙镇义武，习知西北戎事者皆遭宣宗君臣摈弃。

大中时期吐蕃主动归还秦、原、安乐三州七关之地，沙州张义潮也驱逐吐蕃守将自来归降，大中君臣终究无力尽复河陇故地。

会昌时期，回鹘政权崩溃，大批回鹘人内迁，时刻有寇略内地的可能，边境压力骤增。

李德裕恩威并施，进行了妥善处置。在宏观政策上武宗朝奉行联合黠戛斯挟制回鹘的民族政策。

武宗曾许册黠戛斯可汗，会崩未行。

会昌六年(846)牛党群僚昧于形势，误以黠戛斯为小国，迁延一年后才遣使册封。大中十年(856)三月赐回鹘诏书中称“会昌中虏廷丧乱，可汗奔亡，属奸臣当轴，遽加殄灭”，非但放弃联合黠戛斯之策，反进一步颠倒黑白，将处置回鹘有功的李德裕指斥为奸臣。

2、在对待藩镇问题

在对待藩镇问题上，李德裕试图恢复到盛唐时期朝廷一统的局面，力主削藩。而白敏中、令狐绹等则务行姑息，消极苟安。

会昌初，幽州军乱，李德裕斟酌再三，将旌节授予张仲武，此举赢得幽州军士的归心，在平回鹘、讨泽潞等军事行动中卒得其效。

宣宗大中二年(848)张仲武卒，其子张直方袭位。不久，张氏家族内部发生流血冲突，张直方举族归朝。白敏中等继续奉行牛党的姑息政策，对张直方弃镇之事装聋作哑，既不指责幽州军士犯上作乱，也不追究张直方失律之罪，对幽州军士所推周貅，朝廷亦授其节钺。

不仅是河北藩镇，甚至新归附的张议潮归义军，宣宗君臣亦将其等同于河北，没有采取积极的处置方略。

3、在对待宦官问题

在宦官问题上，李德裕强化君权，抑制宦官，而白敏中、崔铉、令狐绹等牛党人物多有勾结宦官之劣迹。

会昌中李德裕、武宗同心协力，迫使仇士良引退，并在其身后将其抄家。

泽潞平刘稹之叛，李德裕罢宦官监阵之弊，卒赖以成功。

又会昌末武宗，君相敕索两神策中尉军印，意欲剥夺宦官兵权，从根本上解决宦官擅政的问题。

而这一时期牛党却为了攫取权势、上台执政而不择手段，同宦官集团极为暧昧。

武宗末，白敏中伙同宦官集团，唆使韦弘质上书言李德裕权重，崔铉又借口崔珙通好刘从谏，借宦官之手将其贬至岭南。

大中时期崔铉、马植等牛党宰相多与宦官沆瀣一气，甚至与之称兄道弟。续其后执政的令狐绹等则为惧祸之辈，不敢承担诛除之任。

大中诸相在抑制宦官方面的表现同李德裕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4、在对待朋党问题上

在朋党问题上，李德裕维护朝廷权威，抑制朋党，而牛党则怀禄同宠，以朋党为怙权之手段。

李德裕性孤峭，不结延宾客，对牛僧孺、李宗闵等私结朋党深恶痛绝，其周围多是耿直之士，如郑覃、李绅、李回、薛元赏等皆有不畏权贵、勇于任事的品格。

大中时期先后执政的白敏中、崔铉、令狐淘皆李宗闵旧党，三人以私利而各为朋党，凡不预其党者皆难得大用。

宣宗欲用毕諴为相，令孤绹自邠宁连出其为凤翔、昭义、河东三镇；宣宗欲用杜中立为京兆尹，宰相复以年少资浅为由，出为义昌节度使；宣宗勉强用一韦澳为京兆尹，不出一年即被贬为河阳节度使。是则宣宗朝朋党之剧，较文宗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5、在裁撤官员问题上

在省官问题上，李党主张裁省官吏，限制使府征辟权，牛党执政后则广添属官，遍增俸额。

会昌四年(844)，在李德裕的主持下，武宗敕令天下诸州县按户税多少量裁佐官，罢州县吏两千余员。

会昌五年(845)六月，规定方镇使府幕佐需有朝廷出身，否则侧不得奏请乡贡进士入幕，亦不得“更置摄职”。

李德裕裁减官吏，既有缩省财政支出的考虑，也有限制方镇幕府规模及任人权的意图。

宣宗牛党执政以后，会昌省官之政悉废。大中元年(847)会昌所减州县官内复增三百八十三员，各地使府肆意添置幕僚，曹州刺史移镇时，随从将校即达到会昌时节度使的规模。

诸州司马等闲官亦普增俸钱，自大中元年起，河东、振武、易定等使府新收阙官俸禄亦由本府自行处理，不再上交户部，用以添给本府官吏。

由于使府广置，遍增俸额，大中时期一度出现“所在州府，多称穷困”的窘迫局面。

6、在官僚特权问题上

在官僚的特权问题上，李德裕主张限制官僚特权，提倡官、吏同刑，而牛党则主张维持官员特权。

中唐以后法制弛坏，官僚士大夫贪赃枉法往往只受到贬官、罚俸等轻微的惩罚，享受事实上的特权。

李德裕欲廓清吏治，主张律令划一。

会昌元年(841)正月制云：

“朝廷典刑，理当画一，官、吏赃坐，不宜有殊。内外文武犯入已赃绢三十匹，尽处极法。”

此制得到李绅等人的支持，会昌五年(845)吴湘坐赃准死，即是一例。

吴湘之死对牛党官僚集团震动很大，大中初，白敏中等为吴湘翻案，也就在事实上废黜了官员准死之敕。

大中六年(852)五月御史台复奏：

“诸色刑狱有关连朝官者，尚书省四品以上，诸司三品以上官宜先奏取进止。如取诸色官状，即申中书取裁。”

公然维护官僚士大夫在刑狱上的特权。大中时期虽然颁行一系列刑律法典，但这些酷法主要是针对普通百姓，官僚士大夫则多有恃无恐，吏治尤坏。

7、在对待科举制度上

在科举制度上，李德裕改革科举制度，限制子弟应举，抑制科举浮华，而牛党上台后悉数罢之。

唐前期，勋贵子弟多以门荫入仕，随着士族子孙的繁衍，士族内部竞争加剧，士族子弟亦多以科举入仕。

为了使科举制度更好地为朝廷延揽人才，李德裕鼓励公卿子弟以门荫入仕，而以科举为朝廷选拔寒素俊才，故而会昌时期，对公卿子弟应举限制尤为严格。

在此原则下，李德裕对科举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例如将进士录取人数扩大到三十人，废除进士曲江宴、雁塔题名等浮华之习。

京兆、河南两府集试之制逐渐成为权贵请托渊薮，会昌时也为李德裕废止。

宣宗即位后，尽黜武宗之政，非但不抑制权贵，反而为其操纵科举大开绿灯。

李宗闵二子琨、瓒，郑颢二弟就、晦，皆在大中时中举。举人邓敞为了中举，竞隐瞒自己已婚并有二女之事，再娶牛僧孺女为妻。

由于武、宣二朝选士之风顿改，李德裕南贬后，寒门士子曾作诗悼之云“八百孤寒齐下泪，一齐回首望崖州”。

从以上七个方面牛、李双方政策的对比来看，李党政治举措以“修开元之故事”为目的，故其政多勇革时弊，集中反映了统治集团内改革一派的政治主张；而牛党则无一不是以维护一己之私利为目标，其政多复大和、开成之弊，集中体现了保守一派的政治利益。

8、牛李党争的实质

牛、李二党的差异并非新旧阶级差异，而是在如何维护朝廷统治态度上的差异。

尽管从出身来看，牛、李两党成员都以士族为主，但是在家国先后问题上，李党能够超出本阶层局部利益的局限，更侧重于朝廷的长远利益，对日趋没落的旧族利益多有损害，在官僚士族中是少数派；而牛党因循苟安的政策却同士族重家轻国的要求基本一致，得到大多数士族的支持，大中时期士族复炽，同牛党执政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作为最高统治者，牛、李双方何者忠心、何者徇私，宣宗应该是相当清楚的，其之所以弃奉公之李党而取乌合之牛党，根源即在于会昌末年的宫廷政变。

会昌末宣宗以皇太叔的身份即位，实际上是从武宗诸子手中夺得帝位的。宣宗以武宗遗诏的形式合法登基，不可能对武宗诸子大开杀戒，只能徐而图之。

李党在武宗朝得以大用，故其愈是尽忠于国，宣宗愈是疑其异己，恐其异日拥戴武宗诸子复辟，必欲除之而后安。而宣宗要清除李党，又不得不依靠其反对派牛党。

从此点来说，牛党大用实际上是武、宣两朝宫廷政治下的特定产物。

当然，在惩处李党问题上宣宗同牛党还有一个度的差别。

宣宗所深忌者为李德裕一人，对李回等则欣赏其吏才，不欲过于深贬，而牛党则惧李党复得大用，故竭尽其反攻倒算之能事。

《李回贺州刺史制》云：

“故前制命尔为太子宾客，给事中封还吾敕，且曰责坐之词至重，降移之秩太轻。物论喧然，以为未当。”

反映的正是宣宗君臣之间的这种差异。

大中中李党尽遭贬逐，牛党朋党胶固之态已成，尽管柳仲郢等个别同李德裕亲善者凭借其士族身份渐为宣宗所用，但是惩于李德裕获罪贬死的先例，臣僚们多诺诺而已，不敢任事。大中之政遂每况愈下，以至于衰乱。

9、李德裕是否是贤相？

牛党乱政，以李逢吉、白敏中、令狐绹为最严重。李逢吉葬送元和改革之成果，导致穆宗、敬宗、文宗朝数十年之不振，唐国势因而衰落。

白敏中、令狐绹葬送会昌改革之成果，导致唐国家之乱亡。故李、牛之间，乃改革时弊以振兴国家与维护现状、反对改革之争。

牛党系以结党方式反对改革，故表现为朋党乱政。而李德裕为推进改革事业，乃不得不开展反朋党斗争。故无论以牛李之争为士庶斗争，或统治集团内部争权斗争，皆与实际相去甚远。

牛党中人皆无政绩可称。其所以能盘结于朝廷，主因在于投靠宦官。牛党几度执政，无例外都是由于得到宦官的奥援。

而排斥所谓“李党”，每次也都靠了宦官的力量。故牛党实居于宦官之附庸地位。

唐后期三大问题：宦官、藩镇、朋党。

三者之间，看似纷纷扰扰，实则相互依存。盖宦官以控制宫禁掌握了皇帝，而朋党为其帮手。在朝廷以藩制藩方针下，当中央与藩镇之间，各藩镇相互之间的平衡态势尚未打破之。

长时期里，藩镇不但必须借重朝廷的名义，而且必须依赖宦官及朋党破坏朝廷之削藩方针。故唐后期诸种腐朽势力中，宦官实居于中心地位。

唐后期三次改革皆主要毁于宦官之手。

在断送元和改革及尽反会昌之政中，牛党扮演了帮凶的角色。

故唐后期之改革者，面对统治集团中居于优势地位之腐朽势力，其失败自不可免。然李德裕在会昌中御回鹘，平泽潞，减冗官，抑宦官均获成绩。

其气魄和才略实为唐后期政治家和改革家中之第一人。

王夫之评曰：

“唐之相臣能大有为者，狄仁杰而外，李德裕而已。武宗不夭，德裕不窜，唐其可以复兴乎！”

但李德裕是一个失败者。在他生前和死后遭谤极多，蒙垢极深。

故其在唐世之历史地位及历史命运实有必要作深一层之认识。

唐世贤相历来都推称太宗朝之房（玄龄）、杜（杜如晦）、王（珪）、魏（征），及玄宗朝之姚（崇）、宋（璟）。

这几人都是在唐前期为相。至于唐后期宰相，则声名顿减。盖当国运隆盛之时，相业易见光辉；而在衰乱之世，虽竭力回澜，亦难以为功。

人们往往于治世论治绩，却往往忽略了衰世亦有治人和治绩。故谓唐后期国势不如前期则可，谓唐后期宰相皆不如前期则不可。

盖时势既殊，故功效各异，并不只关乎个人之才智品格也。

李吉甫、李德裕皆历事数帝，而吉甫只是在宪宗朝，德裕也只是在武宗朝，才能有大的作为。然宪宗、武宗不唯才略逊于太宗、玄宗；就是享祚亦不及太宗、玄宗之长久。

尤其是武宗，自会昌元年（840年）一月至会昌六年（846年）三月，在位仅六年余。这当然会限制李德裕的成就。

唐后期为贤相之难，还远不止于君臣关系这个客观条件不如前期，更在于整个局势是每况愈下。

前期求治，统治集团中助力大于阻力；后期求治，统治集团中阻力大于助力。

牛党诬李德裕有党，后世不察，亦纷纷指责李德裕有党。实则李德裕不唯无党，且甚少佐助之人，其处境甚孤立而可悲也。

唐后期藩镇跋扈，宦官专权，财政艰窘，边患严重。应付这样的局面，加以矫革以图振兴，岂非甚难？

然而困难又不止此。皇帝要对付宦官和藩镇，需要依靠官僚集团，而官僚集团却不可靠。盖官场中人多趋势利，故曲媚阉宦者有之，勾结藩镇者亦有之，且为了盘踞朝廷，又朋比结党。

王夫之叹曰：

“唐之诸臣，皆知有门户而不知有天子者也！”

故在唐后期，政府进行改革之难，不但在于政府外部之腐朽势力即宦官和藩镇可畏，更在于政府内部之腐朽势力即结党营私之官僚可畏。

李德裕力破朋党，却反为朋党所噬。则朋党之误国及李德裕反朋党之斗争岂可忽哉！

故在唐后期那样的政局下，为贤相难，有作为难，真可谓“运去英雄不自由”之时也。

所以，对于李德裕在荆天棘地中建立的功业不应低估。他的才略和奋斗精神实不在房（玄龄）、杜（杜如晦）、姚（崇）、宋（璟）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