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封建专制时代的、为后人所赞扬有加的一代帝王，大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上台执政后，对自己手中的皇权有一种难能可贵的理解、认识：“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也就是说，李世民认为，制定、出台事关国家社稷的方针、政策时，仅靠帝王一个人的构想是不行的，应当让臣子们各抒己见，然后从中选择可行之策，才能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少犯错误或者不犯错误。
基于这种认识，贞观初年的李世民面对社会经济破坏严重，“更新换代”、“玄武门之变”导致的内部隐患尚存，北方异族虎视眈眈等系列严峻的形势忧心忡忡：如何才能使饱经战火的民众尽快安定下来？如何才能使政权永固？如何才能尽快恢复、发展被破坏的社会经济？
自幼及长，见识不凡的李世民虽然对民间的情况多有了解，对于如何治国安民早就有着一定的看法，但真到了节骨眼上，猛然之间，还是难免失去方向感。
此时，李世民对大唐王朝的社会前景感到迷茫，对自己日思夜想的一些治国理政的韬略、措施没有把握：“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
思之再三，为了尽快找到一条正确的治国之路，李世民决定组织朝廷重臣，进行一场决定治国大政方略的辩论。
辩论伊始，李世民首先发声，抛出问题：“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时任尚书左丞的魏征当即回道：“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上深然之。”
封伦
但是，以隋朝遗臣、唐高祖李渊的老班底封德彝为代表的一干保守势力不同意魏征的观点。他们认为，短时间内，国家不可能进入康宁时期。如果按照魏征所说去做，国家不但不能大治，还会因急功近利而出现败乱。尤其是身为贵族高门、隋末遗臣的封德彝，为了确保自己的家族利益，惧怕一切社会变革，并且极端鄙视甚至仇视百姓。封德彝认为民心“狡薄”不可化，老百姓都是愚顽之辈。
为此，他对李世民说，要想治理好大唐王朝，就应该继续吸纳南北朝以来盛行的治国经验——实施强权政治，对百姓采取镇压手段，以武力降服他们；同时，全力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利益：“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征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
封德彝的主张，其实就是被某些统治者奉为治国圭臬的“霸道”。就过往历史来看，此“道”带给一个王朝的多是悲惨的结局。
魏征听了封德彝的“讲论”后，引经据典，从三皇五帝谈到夏商周的更替，驳斥了封德彝的民心“狡薄”之论：“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黄帝征蚩尤，颛顼诛九黎，汤放桀，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
出身寒微的魏征深知社会底层的艰难困苦，曾亲眼目睹隋末几经丧乱的社会现实，也知道百姓热切希望社会宁静祥和，因此，他能较多地站在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
魏征
魏征既能正视历史上“百姓凋残”的状况及原因，又能理解“百姓欲静”求安的强烈意愿。因此，他才大胆断言，只要执政者睿智聪慧且政策得当，百姓就可以教化，国家就可以快速大治。
魏征所说，属于“清静无为”、“仁义治国”之论，是“王道”。如果推行“王道”政治，施仁政于广大民众，首先面临的急需解决的就是安民问题。
对此，魏征提出，“静者，为化之本”；“无为而治，德之上也”。他还对李世民及众朝臣说：“祸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顷者责罚稍多，威怒微厉，或以供给不赡，或以人不从欲，皆非致治之所急，实乃骄奢之攸渐。是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来，富不与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语也。且我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之所临照。以隋氏之甲兵，况当今之士马；以隋氏之府储藏，譬今日之资储；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时之百姓。度长计大，曾何等级？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寡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微而难察也。鲜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车之辙，何哉？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乱，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身将戮辱，竟未悟其灭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
通过这场辩论，李世民内心早有的一些想法和认识豁然贯通，坚定了以儒家思想治国的信心。他决定，采纳魏征的意见，推行德化教育，施仁政、行王道，力争数年后达到天下大治。
作为曾经驰骋疆场的一国之主李世民，见过无数战乱之惨，也理解民心思治的意愿。因此，魏征的看法能够触动李世民的内心。再者，帝王之道正是李世民所向往的理想的治国方略。在这样的前提下，他接受魏征的意见是自然而且必然的。“上卒从征言。”
李世民
随之，大唐王朝的“安民静俗，与民休息”、“偃武修文，守成帝业”等一系列适应当时国情民意的、对百姓作出让步的大政方针开始确立、实施，“贞观之治”的局面逐渐显现。
这种以“静“为特征的施政主张，一方面适应唐初“百姓欲静”，恢复生产的现实情况；一方面吸取“隋末民不堪命，率土崩析”的教训。“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上谓长孙无忌曰：‘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征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见之耳！’征再拜谢曰：‘突厥破灭，海内康宁，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称所任，则其功岂独在朕乎！’房玄龄奏：‘阅府库甲兵，远胜隋世。’上曰：‘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总而言之，这次辩论对“贞观之治”这一良好的历史政局的出现，乃至对整个唐代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魏征则在这场辩论中显示出了他那卓越的王佐之才，得到了优秀的封建政治家李世民的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