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传奇二字形容毛主席的一生丝毫不为过。在乱世之中，他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创造了辉煌，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
不过，对毛主席而言，他也曾留下了许多未能了却的心愿，这些心愿不仅丰富了他人生的色彩，同时也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话题。
1911年9月，毛泽东到长沙求学，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10月，武昌起义爆发，饱受封建主义压迫的人民毅然举起反清大旗，要求废除落后的封建君主专制。紧接着，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自此，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开始了。
一天，革命党人来到毛泽东所在的学校发表演说，这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当他听到“辛亥革命是新纪元来临”时，感到十分激动和振奋。随即，他对身旁的朋友说道：“我决定要参加革命。”
同伴以为他是一时脑热，便劝道：“你应该继续念书。”
但早已下定决心的毛泽东却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假使民众都软弱可欺，那么完善其道德又有什么用呢？如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其强大起来，而军队对于建立一个新中国有着重要作用。所以，我决定积极响应孙中山推翻清王朝的号召，体验军队生活，学习军事技术。”
很快，毛泽东便采取了实际行动。五天后，他便成为了湖南新军中的一员。
在提起当年参军的经历时，毛主席曾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表示：
“打原子战争，我就不懂，不像‘小米加步枪’，小米吃过，步枪看过，也背过几天。辛亥革命的时候背过几天，什么立正、稍息，托四把枪，还相当可以。不是吹牛皮，单个教练、排教练、连教练、营的野外演习也搞过。后来南北议和，就不让我干了，就变成外行了……”
1912年春的一天，毛泽东突然找到班长彭友胜，对他说：“我决定要离开军队了。”
彭友胜感到十分惊讶，在他看来，毛泽东在军队中深得人心，受到长官的器重和战士们的喜欢。而当兵又是他的志向，如果他继续留在军队里，将来必能建功立业，成大器。因此，缓过神来的彭友胜极力劝说毛泽东：“你留下来吧。”
毛泽东也直言不讳，说道：“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已经退位了。现在已经是民国了，孙中山跟袁世凯也达成了协议，革命已经过去了，我计划回去继续读书。”
彭友胜一听毛泽东要回去读书，他也不好继续拦着，担心影响了毛泽东的前途。
毛泽东离开军队那天，彭友胜率领全班战士为他饯行，大家依依不舍地送了一程又一程。最后，毛泽东对彭友胜说道：“益山（彭友胜），古人云‘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你别送了吧。”
“润之，以后相处的日子少了，今天我也没有什么事，就让我再送一程吧。”彭友胜临别之际，将自己身上仅有的两块大洋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推脱不掉后收下了，他紧紧握着彭友胜的手道别：“彭班长，你真好，希望你一定要多加保重，我们后会有期。”
新中国成立之际，一位65岁的老人看着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的毛主席，他激动地热泪盈眶。这位老人就是彭友胜。
1951年3月14日，彭友胜给毛主席写去了一封问候信。原本，他对于毛主席给自己回信一事并不抱任何期待，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尽管国事繁忙，但毛主席仍然在当月给彭友胜回复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亲笔信。这让彭友胜十分感动。
毛主席离开军队后，继续回到学校过上了学生生活。当时，很多学校逐渐开办，为了招到更多生源，它们开始在报纸打广告。
年轻的毛泽东这时尚没有判断学校优劣的标准和能力，对自己未来想要干什么也不是十分确定。就在这时，他看到报纸上有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招生广告，这里不收学费，提供食宿，甚至还有津贴，这引起了毛泽东极大兴趣。他当即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
当然，选择报考制造肥皂的学校原因，除了免费等福利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受到了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
不久，毛泽东便顺利考取了这所学校，还得到了毕业文凭。众所周知的是，毛泽东最后并没有实现自己做肥皂制造专家的心愿，但这段经历同样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始终重视我国轻工业的发展，在1956年4月25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他还强调了要“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毛主席指出：
“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我们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毛主席头山有很多头衔，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书法家、诗人……但对于毛主席而言，他最初的愿望只是当一名教师，或者是新闻记者。
1921年初，毛泽东便曾说过：
“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
同一年年底，毛泽东又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职业调查表》时，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终身欲从事之事业”这两栏郑重写下了教育这两个字。而在“备考”这一栏中，他则详细写下了自己未来几年内的规划：
“所志愿之事业现时还只着手准备，预备三年或四年后个人须赴国外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后回国从事所欲办之事业”。
可以看出，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是将教师这项职业当做自己终身的事业来看待的。从调查表中的内容可以窥见，毛泽东对于自己未来从事教育事业不仅目标坚定，更有着十分清晰的具体计划。
当教师这个心愿在毛泽东心中始终不曾消失过，他在成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后，也曾多次提及当教师的心愿。即便到了晚年，也对自己曾短暂从事过的教员生涯念念不忘。
新中国成立之初，尽管国事繁忙，但毛主席始终惦念着老师徐特立。为此，他亲自给徐特立老师发去电报，邀请他来北京会晤。
徐老抵达北京后，来到了毛主席在中南海的住处。为了迎接老师，毛主席还专门准备了几样家乡菜：一碗湘笋，一碗青椒，两菜一汤。
毛主席充满歉意地说道：“老师，没有好菜请你吃呀。”
徐老笑着说道：“人意好，水也甜嘛。”
随后，毛主席请老师上座，徐老拒绝道：“上席应该你坐，你是我们全国人民的主席呀。”
毛主席郑重表示：“您是我的老师，正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您比我更应该坐上席。”就这样，在毛主席的坚持下，徐老只好坐在了上席。
徐老在北京住了几天后，便告别毛主席准备回家。临别时，毛主席紧紧拉着老师的手，久久不肯松手。随后，他将自己的一件呢子大衣送给徐老。
徐老拿着这件衣服，心中十分激动。回家后，他将这件大衣交给妻子，嘱咐她要珍藏。此后，只有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上，才能见到穿着这件衣服的徐老。
上世纪50年代，毛主席因失眠脾气暴躁，对此，他曾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自我批评道：“告诉同志们，我毛泽东不可怕。我没想到过我会当共产党的主席。我本来想当一名教书先生，就是当教书先生也是不容易的呢。”
1957年4月，伏罗希洛夫率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来华访问，谈话中，毛主席对他说：“我一天也不能离开工作岗位，不能断。情况天天都在变，离开了就不了解，工作也因此受到影响，出了差错。复杂，太复杂了。我不想干了，请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我想退下来当个教授教书去。”
伏罗希洛夫一听，急切地劝道：“这个问题牵涉甚广，还是再慎重考虑……”
“当主席太麻烦，我就是想要退下来当个大学教授。”
“这怎么能行，谁替代得了您呢。”
“我们党内还是有很多人才的，他们已经十分成熟了，不管从资历、声望还是能力上看，都不比我差。他们都能胜任。”
可见，教书育人的这个愿望多年来一直让毛主席念念不忘。
毛主席对书籍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对哲学、历史、文学、自然科学等都有着极大的乐趣。然而，钻研学术要花费大量时间，也许，只有在大学这个自由又充满着浓厚学术氛围的校园里，才能阐发出真正的、有价值的学术问题。
尽管毛主席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政治家。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从未停下过讲课的脚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抗日军政大学、鲁艺和中央党校的三尺讲台上，都曾留下过毛主席的足迹。“我历来最乐于做的事情就是当教员。”这是毛主席的情趣所在，也是他的优势所在。
除了想要当教员外，毛主席还曾对新闻记者表现出了莫大的兴趣。
解放战争期间，新华社播发的《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别了，司徒雷登》等一系列著名篇章，均出自毛主席手下。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依然继续为新华社写稿，如关于中苏建交、中国人民志愿军向平壤进攻的新闻稿。
据新华社记者成一老先生回忆表示：“毛主席每天为新华社写两三篇稿件并不稀奇，他就像是一位十分勤奋的新闻记者。毛主席写稿的速度很快，而且准确、鲜明、生动。”
毛主席还曾开玩笑似地询问新华社工作人员说：“在你们看来，谁是新华社最好的记者？”
大家互相看了看，会心一笑，答案不言而喻。
毛主席曾许诺说：“我辞去国家主席以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
从这些事实中，足以看出毛主席对新闻记者一职有着特殊的情感和钟爱之情。
新华社成立70周年之际，《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新华社撰写的新闻作品》出版，在这些作品中，其中仅毛主席写的就有58篇。尽管毛主席跟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记者有所不同，但毫无疑问，他的确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新闻记者。
大革命失败前，毛泽东从未想过要上山跟敌人打仗周旋，也没想过他会成为一名军事指挥家，没想过大半生都要在战火中度过，更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统帅：
“在1927年之前，我是没有准备打仗的。在城市中工作的人，知识分子，留恋城市，舍不得离开城市跑到乡村中去，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然而，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把共产党逼上了梁山。”
抗日战争初期，何干之等历史学者千里迢迢来到延安，继续用笔为革命作出贡献。何干之在陕北公学任教期间，萌生了编写《中国民族战争史》的想法。
1939年1月，何干之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表明了这一设想和编写计划，没过多久，毛主席便给他回了信，并鼓励他一定要切实去完成：
“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毛主席不仅对历史知识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还多次向全党发出了学习历史的号召，并鼓励同志们对中国历史展开分门别类的研究，身体力行，有计划地搜集中国战争史方向的相关资料，撰写出一部中国战争史来。
多年来的战斗生活让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才能更加炉火纯青，他本人也对此充满了自信。在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跟友人谈起自己如何学会打仗时，幽默地说道：“我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解放战争胜利前夜，毛主席也表示：“1927年的时候，我还是个白面书生，但是，在以后20年的战争中，创造出了打仗的新方法”：
“我当时不会打仗，我是小学教员。打了十年我们学会了，什么叫打仗。这个打仗也是可以学会的。”
在整个青年时代，毛主席并没有想过打仗，更不用说成为一名军事家了。但事实上，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逼迫下，他被“逼上梁山”，拿起了武器，直接指挥作战，这时，他才有了写一部中国革命战争史的打算。
1960年，蒙哥马利来到中国，并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两位统帅见面，话题自然离不开打仗。毛主席说道：“你有35年军龄，比我长，我只有25年。”
“我52年军龄了。”蒙哥马利自豪纠正道。
“可是我还是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主席。”毛主席也不甘示弱地说道。
1961年，毛主席再次接见了来华访问的蒙哥马利。这一次，蒙哥马利好奇地问道：“这么多年的打仗期间，主席有没有亲自在前线阵地上指挥作战？”
“22年中有十几年都亲自在战场指挥，有4年当了全国统帅。”
“那主席有没有军衔呢？”
“没有，我只是个老百姓。他们要给我军衔，我不要。”
蒙哥马利不解地问道：“主席不想当元帅吗？”
“将、校、尉都不要。”
毛主席通过多年的战场指挥，其军事指挥能力已经有目共睹。此外，他还十分擅长总结经验。因此，写一部中国战争史也在意料之中。但遗憾的是，由于战事、国事忙碌，他始终没能写出这部不朽的战争史巨著。这不仅对毛主席而言是一件憾事，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也是一件憾事。
但幸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十分重视历史记录，并在这一领域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得后人能够清晰、准确地了解曾经的那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