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一个在西安事变中扭转局面的人物，也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物。

邓小平曾说过，不管黑猫白猫，能捉到老鼠的就是好猫。

尽管张学良是和蒋介石站在中国共产党对立面的人，但不可否认，他对于促进中国抗日胜利以及民族统一作出了卓越贡献。

张学良是军阀张作霖的长子，他曾跟随父亲走南闯北、栉风沐雨。

1928年，日本突袭东北三省。短时间内，东北三省迅速沦陷。

面对家乡的沦陷，父亲张作霖一直主张抵抗政策，中国的土地绝不能流落到日本的嘴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每个人都难以保全自己。树大招风的张作霖也不例外。

他的抵抗成为日本占领中国的绊脚石，也因此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张作霖上一刻还在叮嘱着儿子不能妥协于日本的阴谋诡计，下一刻就成为日本杀鸡儆猴的对象。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埋伏的炸药炸死。

父亲不在了，但东北三省是绝对不能被日本人夺去的。一直陪在张作霖身边的张学良接替父亲承担起了保卫三省的责任。

日本妄图通过控制北洋军阀来实现吞并东北三省，然而深受父亲教导的张学良是绝不愿看见这种局面的。

彼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日本以及其他军阀多方相互割据。同时，蒋介石需要扩大自己的势力，消灭各地割据的军阀实现中国的统一。

为了保住家乡东三省，张学良投靠蒋介石。不到一周的时间，“东北易帜”，东北三省正式由蒋介石所在的南京国民政府接管。

1936年，战火从东北三省蔓延至全中国。日本加紧进攻中华大地，企图快速实现灭亡中国的计划。一时之间，狼烟四起，人民苦不堪言。

然而，蒋介石却迂腐地认为“攘外必先安内”。但是，如果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对抗自己人上面，那不正好给了日本加紧侵略的机会吗？

狡猾的蒋介石主张先“攘外必先安内”目的在于消极抵抗，保存自身实力，好坐收渔翁之利。

因此，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一直都是只要不丧国权，就要避免与其大规模地发生正面对抗。

这样的场景不禁让人联想到南宋的偏居一隅。“将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中国共产党举全党全民族之力浴血奋战，抵御外敌，国民党却消极应战，只想着坐山观虎斗。

但，幸好，有张学良。

早在1935年5月份，中国共产党就根据“瓦窑堡”会议向张学良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

张学良和杨虎城对此十分赞同。尽管处在国民党阵营，但他们一致都认为内战会严重消耗双方的力量，助长日本嚣张的气焰。

从1936年10月到12月期间，张学良不断地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但无一都遭到蒋介石的严词拒绝。光说行不通，那就只能先斩后奏了。

同年12月4日，蒋介石下令要求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前去剿共。大敌当前，蒋介石竟然为了眼前一点蝇头小利还在自相残杀。

两难之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孤注一掷，采取特殊手段，用武力扣押蒋介石，以期达成一致抗日的主张。

其实，这无异于“背叛”。一旦行动，任何解释都很苍白，因为蒋介石不会留着背叛自己的人。

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君子就是要敢想敢干。况且，没有流血牺牲哪来的革命成功。

抱着必死的决心，张学良和杨虎城夜袭蒋介石。最终，蒋介石同意停止剿共，联合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国共两党终于统一战线。不久，蒋介石将张学良软禁。而这一软禁就是半生。

直到1990年，张学良才离开台湾获得自由。回首过往峥嵘岁月，张学良在回答记者他这一生最敬佩的人是谁的时候，他说：自己的父亲张作霖、毛泽东主席以及周恩来总理。

作为长子的张学良，他跟随父亲的时间最久，感情也颇深。张学良在回忆起自己的父亲时，满是骄傲。

可以想见，父亲张作霖对自己影响颇深。作为军阀的张作霖，不仅有着杰出的骑射技艺，而且驭下有方，军中将士无不敬畏自己的父亲。

这在少年张学良看来，自己的父亲一位英雄人物，他由衷地敬佩自己的父亲。

张学良还有个小名，叫“小六子”。一个极其常见甚至有点土的名字却包含着父亲张作霖深深的爱意。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割据一方人人畏惧的大军阀在对待儿子方面展现出的却是和普通老父亲一样的慈爱。

1928年，张作霖离京回奉。在分离之际，他将张学良偷偷拉到一旁说：“等事情办完，我就给你补办一个更盛大的生日。”原来父亲记得自己的生日！在国事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张作霖对儿子许下了约定。

这是独属于他们的小秘密，是对于张学良来说珍贵的父子温情时刻。

在政治立场上，张作霖也曾公开喊话：“我不会出卖我的家乡东北。”

在父亲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张学良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思考最终形成了他对日本天然的敌意和抵抗心理，或者这也是后来他为什么会孤注一掷地选择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吧！

对于父亲张作霖，张学良充满敬意和怀念。

张学良提到的另外两个人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也是我们全国人民所敬仰的。但是，身在国民党阵营的张学良是怎么和中国共产党阵营的领袖产生联系的呢？

张学良和毛主席并非知己，甚至两人都没有见过对方。头发早已鬓白的张学良依旧精神矍铄。

当他说起毛主席时，眼睛微眯，又似乎突然想起什么，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那是对伟大领袖人物真诚地敬佩。

张学良和毛主席之间是通过驻华记者斯诺联系起来的。1936年，埃加德·斯诺想要去到陕北采访毛主席，张学良不但没有阻止反而极力促成这次二人的会面。

在当时，生产力极为落后，交通闭塞。要想顺利去到陕北，可谓是充满重重困难。

其一是路途遥远，山路崎岖。二是沿途突如其来的火炮攻击。好在有张学良的倾力相助，斯诺和毛主席终于在陕北如约会面。

会面的成功让斯诺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而写的纪实著作《西行漫话》得以发表。

在文章中，斯诺记录了许多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生活和军事训练活动，也记录了毛泽东主席对于战争、世界格局的看法。

通过《西行漫话》，张学良不由得对这个处在对党的领袖充满敬意。

如果说张学良和毛主席之间是摩拜、敬佩之情更深的话，那么他和周恩来总理之间可以算得上是“海内知己，天涯比邻”。

在周恩来给张学良的来信中，他说：“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而应该将矛头对准侵略中国的共同敌人日本。”张学良深以为然。

于是，张学良瞒着蒋介石多次和周恩来总理私下会谈，就联合抗日问题，双方“志同道合”，对彼此相见恨晚。

周恩来称赞张学良说：“座谈竟夜，快慰平生。敬佩先生肝胆相照，实在是抗日之大幸！”

张学良亦有同感。他则回复道：“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周先生是那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解决了我很多疑难。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1936年4月9日至5月12日期间，周恩来和张学良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再次进行了多次会谈。

二人倾盖如故，在民族问题上达成高度一致，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张学良是个极为诚挚的人，他从不过多考虑自己会不会因为和共产党交往过甚而给招来杀身之祸，他就是那样的直率，对认定的朋友赤诚相待。

考虑到红军在陕北条件艰苦，张学良竟然慷慨捐赠百万私银给红军。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周恩来总理飞往西安，与张学良共谈事后相关事宜。第二次会晤，两人一共相处了八天零两个夜晚，被称为“十日缘”的美谈。

周恩来和张学良二人想法如出一辙，又相互补充，整个商讨过程相得甚欢。谁也没想到，在这此后的十几年里，双方再没有见过一面。

“中山狼”蒋介石反扣张学良，将其软禁于台湾，这一扣押就是半生。

虽然迫于形势二人无法见面，但周恩来总理总是惦念着张学良的处境，始终竭尽心力地想尽办法想要解救汉卿。

同时，周恩来总理特别照顾了张学良的姐姐，解决他的担忧。在张学良被困台湾的五十多年间里，周恩来无论是在谈判桌前、辗转途中还是晚年缠绵病榻之际，他总是时刻记挂着这位挚友。

每每谈起，周恩来总理总是神情肃穆，不同往日。

有心人，终不负。周恩来总理所做的终于有了一点回响。在曾经接受过中国共产党帮助的朱湄筠女士的帮忙下，一封密信自大陆发出。

跨越茫茫大海，重重高山，信终于安全送达到张学良的话手上。

信筏上只有十六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无期。”可谓纸短情长，情深义重。他们半个世纪的友谊以及两位民族伟人高尚的品格在此刻让人泪流满面。

人与人相交，讲究的其实就是一个缘字。他们是志同道合，知己之交；危难之际，患难之交；向风慕义，道义之交。

周恩来和张学良都是愿意为了国家而奔走的人。尽管两人秉性相差甚远，但在国家道义和民族公利上是一致的。

每次有记者访问，我们总能从他们的回答中听到对方的名字。

比如，走出半生的张学良在接受《百年恩来》摄制组的访问时，他既激动又充满敬佩地说：“我佩服的人不多，周恩来是第一个。我和他相处不久却像老朋友一样亲切，我与他一见如故啊！”

同样的，周恩来总理也同样对张学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赞美张学良是“千古功臣”。

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果没有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兵谏，中国可能会面临更危险的境况。

对于学界对于张学良的评价褒贬不一，贬是因为张学良在国民党阵营不得已做出了很多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情，褒在于西安事变离不开张学良的格局与胆识。

中国于孱弱中走来，但幸运的是中国有着敢于流血牺牲的人。

张学良为了民族利益敢于牺牲自己，毛泽东主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敢教日月换新天，周恩来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鞠躬尽瘁。此乃国家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