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军，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他的名字仍然经常被人提起。
他曾主政一方，担任湖南省省委书记一职。还曾荣任武警部队总政委，以其高瞻远瞩，为武警部队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与贺龙元帅之女贺捷生少将的美满姻缘。
这段婚姻让李振军成为了万众瞩目的元帅女婿。
1.爱才护才的湘西儒将
1920年出生于湖南凤凰县的李振军，在军中有儒将之称。
年少的时候就受父母影响，立下了抗日救国的远大报负。
李振军父亲饱读诗书，学富五车，不仅以学识渊博而闻名于凤凰古城，而且为人处事公平正直、乐于助人，深受当地人民的尊重。
李振军的母亲是一个苗族女子，勤劳、纯朴、善良。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成长之下，父亲传给了他文化知识；母亲则传给他善良、勤劳与做人的品质。
从小就受到同为湖南人的革命者毛泽东、贺龙的影响，李振军十四岁时起就投身革命生涯：
16岁在长沙就读高中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17岁不远千里，从长沙投赴延安，并考入延安公学与抗日军政大学；
19岁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因其成绩优异，年仅十九岁的李振军就留在抗日学政大学工作，担任政工干事、指导员。负责管理一大群年过三十、参加过长征、身经百战的抗大学员。
21岁主动要求到敌后参加抗日对敌斗争，经组织批准进入冀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担任冀中抗大分校某大队教导员，同时兼任该大队的总支书记，为冀中八路军与根据地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
1944年，李振军在在扩大分校领导的极力举荐下，李振军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被调配到前线部队，先后担任起教导员、团政委、旅政治处主任、军政治部秘书处长等职务。
这对于一个1936年才入党，没有经过长征，年仅24岁的年青人来讲，能够得到如此的重用，无一不说明了，李振军不仅有真才实学，而且出类拔萃。
当然，李振军在战争年代，军事生涯也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始终从事政工工作。无论是政治处主任、政委，在这些职务上，他深刻认识到了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意义，并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政治工作风格。
正是1948 年在担任团政委期间，李振军发现了董存瑞这个优秀的战士。
当时李振军的部队正驻扎在辽宁朝阳，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战略大决战，李振军正带领着部队展开了长达五十天之久的冬季大练兵。
在辽北朝阳这个寒风凛冽、冰天雪地的地方，整个练兵场都被厚厚的冰层所覆盖，但战士们的训练热情却丝毫未减。
就在这样一个冰封的练兵场上，李振军第一次认识了身为班长的董存瑞。看到他不仅自己每一项训练科目都完成得极为出色，而且带领那一班人始终名列全团之首。
董存瑞这个普通的班长给李振军留下了深刻印象。
于是，就在当年晚上，李振军顾不上休息，连夜招开党委会，言语之中充满了对这位年轻战士的赞赏，并建议全团向董存瑞学习。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同年 5 月初攻打隆化的激烈战斗中，董存瑞用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壮烈牺牲。
作为亲眼目睹了董存瑞那惊天地、泣鬼神壮举的李振军，泪水顺着脸颊滑落。
战斗刚刚结束，李振军立刻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在会上，他神情凝重地将董存瑞的英雄事迹一一报告给大家，并强烈倡导全团展开学习董存瑞的活动，让他的崇高精神在每一名战士心中扎根发芽。
那怕时间过去了40 年，却也无法抹去李振军对董存瑞的深刻记忆。1988年，李振军再一次参观董存瑞纪念馆，仍然满怀深情地提起笔，写下了一首感人至深的诗，以此来表达他对这位英烈无尽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难忘四十年前事，风风雨雨无尽思。伊逊河畔留忠骨，苔山顶峰耸雄姿。
舍身报国传千古，献身精神为人师。喜看改革宏图展，告慰英烈九泉知。
除董存瑞外，李振军还大力宣扬了当代“花木兰”郭俊卿的传奇事迹。
1931年出生的郭俊卿早在年少时，就加入儿童团的抗日活动。抗战胜利后，郭俊卿女扮男装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屡立战功，其所率之班获“战斗模范班”殊荣，更在十六岁就因为作战勇敢，在战场上“火线入党”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直到身患疾病，不得不送医院治疗，组织才恍然知晓原来郭俊卿竟是一名女子！
担任军秘书处长的李振军听闻此消息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当晚，他就向军党委呈上了一份郭俊卿英勇事迹的报告。正是在李振军的推荐下，郭俊卿因其卓越的战功和无畏的精神，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
为了歌颂郭俊卿这位女中豪杰的光辉事迹，李振军文思泉涌，当即挥笔写下了一首感人至深的诗歌：
隐姓埋名为革命，血雨腥风铸俊卿。人民世纪花木兰，英模会上举世惊。
这首诗以简洁、有力的语言，生动描绘了郭俊卿隐瞒自己的性别，在枪林弹雨中奋勇杀敌的壮丽场景，将她比作古代传说中的花木兰。
正因为董存瑞、郭俊卿这样的英雄都来自于最普通的班长，所以当李振军在1982年担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一任政委之时，尤其注重培养、提拔最基层的战士、干部担任更重要的职务。
在武警湖北总队之中，有一名叫杨鸿喜的班长。这位班长凭借着自己多年的带兵实践经验，悉心撰写了一部关于如何做好一名班长的宝贵书稿，并怀着满腔热忱将这份凝聚着心血的作品寄给了李振军。
当李振军收到这部书稿后，立刻被其中的独到见解所吸引。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位杨鸿喜班长与董存瑞、郭俊卿一样有着非凡的才华与潜力等待挖掘释放。
于是，他立刻派遣专人前往湖北总队了解这位班长的详细情况，以期能够发现更多有关他的闪光点，并给予相应的支持与鼓励。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班长由于未曾进入过教导队接受系统培训，已经遗憾地复员离开部队。
这一消息传到李振军耳中时，只见他面色凝重、神情严肃地说道：“学校固然是培养干部的关键途径之一，但对于那些通过自身不懈努力自学成才的同志们而言，同样应该有机会获得提干。要知道，我们党的众多干部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里，不正是在激烈残酷的战争实践当中边战斗边学习从而成长起来的么！”
于是，李振军再一次果断下达指令，要求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办好让杨鸿喜重新返回部队的所有手续。
正如李振军慧眼识人所认为的那样，这个杨鸿喜班长，的确也是个非常有能力之人，回到部队后的他凭借着自身扎实过硬的本领以及出色的工作表现，成为武警部队一名得力的干将。
还有一次，在李振军提议召开的武警优秀班长代表会议上，李振军发现武警部队，一方面人才欠缺，尤其是基层竟然短缺多达数百名排职干部！然而，另一方面，又有将近 300 名像杨鸿喜一样的优秀班长即将面临复员的命运。
李振军认为，这些班长都拥有着相当丰富的带兵经验，可以说是基层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和核心骨干，这种人才资源的浪费实在让人痛心疾首。
李振军再一次作出指示：“一边缺干部，一边有现成的干部苗子，不就差个文凭吗？从武警部队的实际出发，把这些好班子提起来，再有计划地送去学习。”
2.因《园丁之歌》，硬抗别有用心的指责
从新中国成立之时起，即有文化又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的李振军便如同一颗耀眼夺目的新星，在新时代浪潮之迅速上升到重要的工作岗位。
1955年，李振军荣获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被授予上校军衔。
短短五年之后，他再次以卓越非凡的才能以及令人瞩目的辉煌业绩，晋升为大校军衔。
自 1964 年起至 1979 年这长达十五年的岁月里，李振军再一次回到了十七岁就离开的湖南老家，先后在湖南省肩负起一系列重要职务：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在那个时期，省委设置有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书记之分）。
在此期间，他始终秉持着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为推动湖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各项事业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李振军并没有因为险遭迫害就因此而退缩或畏惧。相反，他冒着巨大的风险，挺身而出保护了众多无辜之人免受迫害。
著名的湖南凤凰籍作家沈从文当时被造反派打成“反动权威”，受到抄家批斗的不公正待遇，就连住房也被没收，不得不搬到了一个简陋的小房子里。李振军得知后，为他四处奔走，终于帮助沈老解决了住房问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振军曾因组织编演了一部名为《园丁之歌》的作品而险些遭受残酷迫害。
1973年在李振军的指导下，湖南电影制片厂把《园丁之歌》等三个湖南地方戏拍成电影，并呈送毛主席观赏。
没想到，当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对这部本来宣传教育的影片江横加指责。就连《园丁之歌》片名，都给扣上了“否定党对教育领导”的大帽子。
在《园丁之歌》中，左大玢饰演的老师俞英的唱词“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时，甚至上纲上线到：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污蔑中伤，是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认为它是一个有严重错误的“坏戏”。甚至为此，专门在北京、天津、上海和湖南四省市开展对《园丁之歌》的大批判。
从表面上来看，这次批判仅仅局限于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和湖南省这一地区。然而，事实上，全国范围内各个地方对于批判《园丁之歌》一事均作出了极为广泛且深入的报道。《人民日报》更是刊载了一篇署名为初澜的长篇文章——《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
《园丁之歌》这部作品中的主要演员是扮满老师俞英的左大玢，也就是那位在 1986 年版《西游记》中因成功塑造了观音菩萨这一形象而广为人知的演员，也未能逃脱那段特殊时期的磨难与冲击。被迫站在了数千人规模的批判《园丁之歌》的大会舞台之上，面对着台下那密密麻麻的人群，作出所谓的“检讨”发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园丁之歌》一事，李振军始终置身于狂风巨浪之中，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巨大压力。以至于整个湖南省内外的各级领导一见到李振军，就如同老鼠见了猫一般，纷纷选择绕道而行。他们害怕自己会被卷入这场风暴，担心受到牵连和影响。
即便身处如此艰难的境地，李振军依然毫不退缩地硬顶住着那种别有用人者强加给他的种种威逼利诱、明枪暗箭，始终坚守着内心的原则和底线，没有丝毫动摇。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般困境之下，李振军全是自己硬抗，从未想过要将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和脏水引向、连累到其他人身上。
在一次会议上，有人公开指名道姓地对李振军说，《园丁之歌》是你炮制的。企图强迫李振军检讨认错，并进一步迫害更多的知识分子。
然而，李振军并没有屈服于这一指责，多年的战争经验，他早就知道如何应付这种无端指责，直接回答道：“主席看了这出戏，主席说是好戏。”
又有人说，这是你们强加于主席身上的。
李振军一笑置之，反将了对方一军：“主席是伟大领袖，我们强加于主席，就贬低了主席。”
（以上引文出自湖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300页编写组对李振军的采访记录。另请参阅《湖南文化工作大事记》134页。）
面对李振军这有理有据的回复，攻击者理屈辞穷，最终也无法再说下去，只能匆匆结束了这场批斗会，落荒而逃。
3.成为贺龙元帅的女婿
1978 年，一个充满喜悦气氛的日子里，邓颖超同志亲自出马，为李振军和贺捷生这对新人主持了一场盛大而又庄重的婚礼。
贺捷生，来自于湘西桑植的开国元帅贺龙的长女，自小就有出色的文采，先后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报》上发表了《共青畅想曲》《祝您一路平安》《哦，五角大楼》《通向世界的窗口》等等备受欢迎的文学作品。
巧合的是，同样出生于湘西的李振军不仅在军事政工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同时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歌词作家。他所创作的作品包括《夕辉普照后来人》以及那首脍炙人口的《人民武警进行曲》等等。
正是因为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和爱好，使得李振军和贺捷生的结合堪称天作之合，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段佳话。
1992 年 7 月 20 日，对于贺捷生而言又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她成功晋升为少将军衔，从而跻身于我国为数不多的女将军之列。
然而，令人深感惋惜的是，曾经在1982年至1988年担任武警部队总政委的李振军却因为年龄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未能在 1988 年那场庄重的授衔仪式上留下属于自己的身影，而是带着些许遗憾告别了工作岗位。否则我军就又多了一对将军夫妻了。
1978年，在步入这次婚姻殿堂的时候，李振军已经58岁，贺捷生也已四十多岁了。他们二人都非初婚，而是各自历经了婚姻的风风雨雨。
在那场动荡不安的文化大革命风暴来临之前，贺捷生便早已成为了三个女儿的母亲。而李振军更为“人丁兴旺”，他有着整整六个孩子环绕膝下。
“文革”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作为贺龙元帅的长女，贺捷生的命运注定充满坎坷和磨难。随着贺龙元帅被迫害致死。她也未能逃脱厄运的笼罩。先是丈夫无情地提出离婚，并带走了他们的二女儿。
离婚后的贺捷生回到了北京，等待她的却是更为残酷的现实——被“下放”接受所谓的劳动“改造”，每天都要面对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
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可怜的女子。1970 年，她的二女儿，由于无法忍受失去母爱以及遭受社会歧视所带来的双重痛苦，最终选择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一噩耗犹如晴天霹雳般击中了贺捷生，让本就脆弱不堪的她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
在那些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各种各样的不幸如狂风骤雨一般，毫不留情地向着贺捷生这个孤立无援的女子袭来。每一次打击都像是一把锋利的剑，深深地刺痛着她的心。但即便如此，坚强的贺捷生依然咬紧牙关，默默地承受着一切苦难，顽强地与命运抗争到底。
直到1975年，贺捷生才暂时解脱，回到北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
正因如此，贺捷生与李振生的结合，不仅仅是两个人单纯地走在了一块儿。来自两个完全不同家庭、年龄差异多达二十几岁、不同人生经历的八个孩子，在李振军、贺捷生夫妻的感染下，很快就融合成了一个团结友爱、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参考文献：
《湖南党史》：李振军爱才
《瞭望周刊》：肩负神圣使命——访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委员李振军
《湖南党史》：李振军与《园丁之歌》
《党史博览》：李振军与“当代花木兰”郭俊卿
《国防》：在董存瑞烈士陵园
《贵阳文史》：“走”过长征路的女将军——访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
湖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300页编写组对李振军的采访记录
《湖南文化工作大事记》1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