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赓陛（1847-1907），字次舟，浙江乌程籍人士，其仕途始于1867年，以副贡生身份报捐得福建通判之职，后因回避制度改赴广东，历任遂溪、海康、陆丰、南海等地知县，政绩与争议并存，在海康知县任上的作为尤为人瞩目。

据《海康续志》所载，徐赓陛于光绪元年（1875）八月兼理海康知县，虽仅短暂数月，却以一桩离奇命案——岑世明案，初显其断案如神的才能。面对前任因验尸费用短缺而纵容胥吏构陷无辜的乱象，徐赓陛遍访乡邻，查证核实，不仅揭露了巡检谢恩爵的教唆诬告阴谋，更严惩真凶，释放无辜，同时上奏弹劾涉案官吏，此举不仅彰显其明察秋毫，亦体现了他对基层贪腐的警觉与打击决心。

此后，在处理雷州总厂棚厂焚毁事件中，徐赓陛展现其灵活施政的智慧，废止增设总办委员的旧议，改以海关税制加征税收，既保障了财政收入，又兼顾了民生疾苦，赢得了商民的赞誉。

徐赓陛

面对海盗猖獗的严峻挑战，徐赓陛展现出卓越的军事谋略与领导力。他重用熟悉海情的总把杨葵，招募乡勇，联合水师、巡检司及团练，实施水陆并进战略，最终在流沙洋面一战中，将海盗首领李亚就及其党羽一网打尽，此役不仅重创海盗势力，也验证了其“以民制盗”策略的有效性，即通过强化地方联防，弥补官军装备之不足。

在整顿地方积弊方面，徐赓陛更是铁腕无情。针对钱粮征收中的贪腐问题，他推行“乡民自封投柜”新政，有效斩断了胥吏盘剥的中间链条；对于盗风不息，他直指官场“隐盗不报”的痼疾，提出“严惩隐报、功过相抵”的考核新制，旨在激励官员积极缉盗。其《缉捕海盗议》一文，更是对清末基层治安现状的深刻剖析与改革蓝图，展现了其超越时代的海防意识。

然而，徐赓陛的铁血手段亦引发不少非议。在陆丰知县任上，他活埋抗法乡绅郑承望之举，虽属极端，却反映了其“以暴制暴”的执法逻辑；剿匪时的抛尸震慑，虽被官方粉饰为“格杀”，却成为政敌攻击的靶子，为其仕途蒙上阴影。

李鸿章与徐赓陛等合影

光绪七年（1881年），御史弹劾徐赓陛滥用酷刑、草菅人命，列举三大罪状，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是指控其在海康知县任内，一年内累计杀人数百，将海盗不论罪行轻重，一律五人一组投海。朝廷对此高度重视，先后令两广总督张树声、湘军名将曾国荃核查。光绪九年（1883年），曾国荃据广东按察使及三州知府核查结果上奏，称徐赓陛案件处理均合法，所谓投海之说纯属谣言，仅指挥团丁捕海盗时斩杀数人。

《海康续志》中的徐赓陛，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既是一位能吏，精准打击海盗、胥吏、豪强等地方毒-瘤，推动税制改革、联防网络建设、考核新规等，为雷州秩序的稳定立下汗马功劳；同时，他又是一位酷吏，其人治色彩浓厚的断案方式，以及“以暴制暴”的执法逻辑，为后世留下了诸多争议。

在传统秩序崩解与近代化转型的交汇点上，徐赓陛以其铁血与智谋，在风暴中努力守护着摇摇欲坠的地方秩序之舟。他的故事，如同一幅清末岭南治理的浮世绘，既展现了地方官员在乱世中的坚韧与智慧，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治理体系的复杂性与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