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率领大军在战场上英勇善战，贡献巨大；他性格直率，敢说敢做，因而引起不少争议。有人觉得他脾气不好，常常责骂手下；但也有人认为他公正无私，只看事情不关心个人。揭开历史面纱，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心胸开阔、一心为公的杰出将领——彭德怀。他的一生充满传奇，充满深思熟虑的选择。尤其是他的“公心”，像座大山一样，支撑他度过革命艰难时期，创造了不朽的功绩。这颗“公心”最显著地体现在他对红三军团的抉择，对贺龙部队的领导，以及西北野战军和抗美援朝战争中运用的人才智慧。

彭德怀，湖南湘潭人，胆识过人，军事才能出众，革命浪潮中迅速崭露头角。他指挥平江起义，在湘鄂赣边区播下革命火种。起义部队成为红五军，后来扩编成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并肩作战，成为中央红军的核心力量。两支英勇部队后来合成了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他们共同创造了革命的光辉历史。但长征队伍在克服重重困难抵达陕北后，红一军团重新启用原有番号，而红三军团却神秘地从历史中消失了。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秘密呢？中央曾打算同时把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名称重新启用，还特地询问了彭德怀的看法。但彭德怀明白，当时红军在陕北人数不多，若同时恢复两个军团的规模，可能会显得规模太大，反而不利于部队统一指挥和战斗。为顾及整体利益，他坚决提出应仅恢复红一军团的名称，并将他亲手创建和培养的红三军团缩减为红一方面军的第四师。这样的选择，显然需要极大的胆量和无私的精神。许多红三军团的老战士可能觉得这个决定很难接受。因为红三军团是他们拼死拼活的根据地，那里有着他们共同的荣誉和梦想。

他们多次向彭德怀提出想要恢复红三军团番号的强烈请求。但彭德怀始终从整体考虑，尽管老部下们十分期待，他依旧坚定，完全遵从中央的决策。对他来说，国家利益至上，个人情感和部队的名称都要让步于革命需求。1947年春天，敌军猛攻延安，局势十分紧急。那时，贺龙在山西，没能及时赶回来。在紧急关头，彭德怀站出来，自愿要求领导贺龙的军队，保障中央安全撤退。中央与贺龙商议后，同意并批准了彭德怀的请求。彭德怀带领部队有效阻挡了胡宗南的主力，帮助中央成功转移战略，争取了重要时间。接着，彭德怀指挥部队屡次发起反击，给胡宗南军队造成重大打击。贺龙回延安后，彭德怀多次主动提出要交还部队。但中央深思熟虑后，决定组建西北野战军，并让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继续领导这支部队。这展现了彭德怀的公正和崇高品德。红三军团英才辈出，出了不少英勇善战的将领，比如黄克诚、张爱萍、彭绍辉、杨勇、王平、钟伟等人。不过，彭德怀在统领西北野战军和指挥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并没有把这些人调到自己麾下。

贺龙领导的西北野战军，队员和将领多数曾是贺龙的旧部。彭德怀接管后，他并未感到不习惯，而是继续以公正和严格的方式管理这支部队。一开始，不少将领觉得不习惯彭德怀的指挥方式，有的甚至直接顶撞了他。然而，彭德怀从不放在心上，也从未向上级建议换掉这些将领或把他的老部下调来。在他看来，所有军队都是党的，都是人民的。大家同心协力，为同一个目标努力，就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事实表明，彭德怀的做法是对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将领们慢慢熟悉并赞同他的领导方式，觉得他是个非常公正无私的领导者，于是也不再有人违抗他的指令。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彭德怀被紧急任命为统帅。情势紧急，他没时间选司令部人员，只得借用第十三兵团的成员，比如副司令邓华、洪学智，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等。这些人不属彭德怀的旧部，但他没向中央提任何要求，直接带队伍开赴朝鲜战场。按理说，用自己熟悉的人来指挥打仗更方便，能省去适应时间，更快完成任务。但彭德怀从没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中央安排什么人他就用什么人，不熟悉就逐渐熟悉，不习惯的工作方法就逐步适应。这完全展现了彭德怀心胸宽广的高尚品格。彭德怀的一生中，不管是在放弃红三军团番号，还是在领导贺龙的部队，又或者在西北野战军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挑选人才，都显示了他以“公”为重的优秀品质。正因为有这样的公心，他在不同历史阶段总能做出正确决定，成就非凡。“彭大将军”的称号，他完全配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