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梁漱溟负责筹备“文化比较研究”工作。他需要找合适的人来一起推动这项重要的工作。

他想起了一位笔友“张嘉仪”，在文化比较研究上有独特的思考，于是写信邀请他到北京来任职。

收到邀请的“张嘉仪”十分高兴，自以为守得云开见月明，屁颠屁颠就收拾行李上京了。

谁知，走到半路，“张嘉仪”忽然想起自己曾经的身份，吓得落荒而逃，一路辗转逃到了日本。

“张嘉仪”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

“张嘉仪”，也就是胡兰成，张爱玲曾经的男友。

他从一个小镇教师起步，后来做过报纸编辑，然而，在抗战期间，他却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

在抗日战争时期，胡兰成积极追随汪精卫，为汪伪政权效力，撰写大量宣扬 “和平” 投降的文章。

他还为日本侵略者的侵略行为，和汪伪政权的卖国行径提供舆论支持，他的行为被国人视为叛国，遭到无数人的唾弃，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日本投降后，汪伪政权崩溃，他开始了逃亡生涯。

他像一只丧家之犬，在江南的小镇里隐姓埋名，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梁漱溟的邀请，对他来说就像是溺水者看到的一根救命稻草，是一个能够让他摆脱困境、重新进入社会主流视野的难得机会。

1950年初，在浙江的那个小镇上，“张嘉仪”收到了梁漱溟的来信。

他迫不及待地展开信件，看到内容的那一瞬间，他的脸上浮现出惊喜的神情，眼睛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他仿佛看到自己摆脱了当下的困境，走向了光明的前途。

他收拾行装，踏上北上的路途。

当他经过杭州时，看到热闹的街市，人们洋溢着新生的喜悦，充满活力地建设着自己的家园。

他的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觉得自己也即将融入这个充满希望的新社会。

然而，随着一步步靠近北京，他的内心开始不安。

到了上海，他独自待在旅店的房间里，内心陷入了激烈的挣扎。

他开始仔细审视自己的过去，那些在汪伪政权中的所作所为像幻灯片一样在他脑海中不断放映。

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汉奸，在新中国这样一个崇尚正义、坚决反对叛国行为的国家里，他的身份一旦被揭露，将面临不可想象的后果。

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时而望着窗外的黑暗，时而看着手中梁漱溟的信件，那原本代表着希望的信件现在却像是一块烫手的山芋。

他的脸上从最初的犹豫，渐渐转为恐惧，额头开始冒出冷汗。

他的内心就像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在说：“这是你重新开始的机会，不能放弃。”

另一个则在大喊：“你是汉奸，去了北京肯定会被识破，会被严惩的。”

他深知自己已经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继续北上，意味着可能会面临被揭露身份、遭受牢狱之灾的危险；

放弃北上，就永远失去了这个改变命运的绝佳机会。

他双手紧紧握着梁漱溟的信件，纸张都被他的汗水浸湿了。

他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自己在汪伪政权中的场景，那些为汪精卫卖国行径歌功颂德的日子里，他的文字就像一把把利刃，如今都刺向了自己的良心。

同时，他也想象着到了北京后被人认出是汉奸的可怕下场，人们愤怒的眼神、唾弃的话语仿佛已经扑面而来。

最终，在这种极度的矛盾和恐惧中，他做出了决定。

他放弃北上，趁着夜色仓皇收拾包袱南逃。

这个决定，是他内心挣扎的最终结果，也是他对自己命运的一种无奈选择。

胡兰成从上海南撤后，一路辗转来到香港，最后抵达日本。

他在海外开始了漂泊的生活，时刻担心着新中国对汉奸的清查，也害怕国民政府余部可能对他提起的起诉。

在日本，他继续写作，论述传统文化，但他的汉奸污点就像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耻辱印记，始终伴随着他。

1982年，他在东京去世，结束了他四处漂泊、提心吊胆的一生。

他的结局正如古人云：“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他的一生，尤其是他叛国投敌的行为，永远被历史所铭记，也受到了历史公正的评判。

他试图逃避，但他的过去就像一个无法摆脱的幽灵，始终跟随着他。

他终究要为自己曾经的错误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而梁漱溟与他之间这段差点交织的命运，也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特殊注脚，警示着人们要坚守正义，远离叛国等罪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