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原名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于1923年5月27日出生于德国菲尔特市。他的父母是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犹太人，父亲路易斯·基辛格是一名老师，母亲葆拉是全职家庭主妇，他还有一个弟弟，名叫沃尔特·基辛格，长大后是一名成功的商人。
久居德国使基辛格一家自认为已经融入当地，直到希特勒登台后，他们才明白并非这样。基辛格小时候热爱足球，成绩优秀，但由于菲尔特的犹太人在德国生活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和排斥，整个学生时代，他和他的朋友们都受到纳粹帮派的欺负。
1935年，德国颁布《纽伦堡法案》，剥夺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那时他才12岁。他的父亲失去了教书的工作。在纽约一位亲戚的资助下，基辛格一家草草收拾了仅有的几件行李，于1938年8月离开德国移居美国，次年9月，德国便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基辛格晚年称，这段经历没有在他心中留下永久的烙印，但《基辛格传》作者、美国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采访到的亲友却不这么认为。基辛格的一位密友说：“基辛格是个坚强的人，但纳粹却伤害了他的灵魂。”
艾萨克森在传记中写道，基辛格父亲受到的羞辱和他们所住社区的毁灭，“使他寻求秩序，使他渴望被接受，即使这意味着要努力取悦那些他认为智力低于他的人”。
移居美国后，基辛格一家定居在曼哈顿上西区的华盛顿高地，当时那里是犹太人聚居区。基辛格进入当地的公立高中乔治·华盛顿中学学习，在那里他很快掌握了英语，并在其他科目上表现出色。他在一家刨花刷厂打工赚外快，并在纽约城市学院学习会计课程。
还没来得及拿到学位，基辛格就在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学习工程学。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战役刚过，他被分配到美军第84步兵师。他给另一位讲德语的士兵克雷默尔——后来被称为“发现基辛格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在他的影响下被分配执行情报任务。
阿登战役（纳粹德国于二战末期在比利时的阿登地区发动的攻势）结束后，当美军第84师被派往德国时，基辛格发现自己成了几年前迫害他流亡国外的德国人的征服者。他获得了美国铜星勋章，并因组织地方政府和搜捕盖世太保成员的工作而晋升为中士。
1947年，当基辛格重返平民生活时，美国的大学，甚至是最顶尖的大学，都在向年轻的退伍军人抛出橄榄枝。1950年，24岁的他以大二学生的身份进入哈佛大学，开始了将他推向人生巅峰的学术生涯。
在哈佛大学，他回避学生社交生活，努力学习，获得世界级炸药专家乔治·基斯蒂亚科夫斯基和历史学家威廉·扬德尔·埃利奥特等哈佛大学实力派教师的青睐。
通过这些关系，他在研究生时期就创办了一份世界事务季刊《汇流》，吸引了后来担任肯尼迪政府国家安全特别助理的麦乔治·邦迪、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和犹太裔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等名人投稿。年轻时，基辛格虽还默默无闻，但他已跻身于外交政策重量级人物的行列，并逐渐成为该领域的领头者。
他撰写博士论文时，美国正从朝鲜战争中脱身，与苏联冷战成了主导政策。为了寻找适用的经验教训，他分析了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梅特涅亲王和英国外务大臣卡斯尔雷子爵如何在拿破仑战争后恢复欧洲秩序。
这篇论文名为《恢复的世界》，很快以书籍的形式出版。它和另一篇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基辛格在该文中质疑核战争中大规模报复政策的价值——使他走上了“学术明星之路”。
之后，基辛格接受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份工作，担任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专题组的参谋长。小组成员包括美国银行家大卫·洛克菲勒、美国陆军中将詹姆斯·加文和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主任尼采等知名人士。
在31岁时，基辛格撰写了长达450页的巨著《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主张有限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大约在那个时候，基辛格遇到了大卫·洛克菲勒的弟弟纳尔逊·洛克菲勒，后者当时是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纳尔逊·洛克菲勒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成为了基辛格的赞助人和他在共和党政坛的导师。
基辛格继续在哈佛大学任教并写作，直到1960年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时，他希望能够真正在国际事务中掌握权力，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地方是华盛顿。于是，他开始担任肯尼迪的兼职顾问，后来又成了下一任总统林登·约翰逊的兼职顾问。
1968年，美国共和党议员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基辛格接到了尼克松助手打来的工作邀请电话。尼克松和基辛格此前几乎互不相识，当时一位参议员力荐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顾问。
在尼克松的第一个任期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这使得尼克松与基辛格之间亲密而又不安的关系变得紧张。
例如，1970年9月的一周之内就发生了：叙利亚入侵约旦；苏联向古巴派遣了一艘核潜艇和战舰；尼克松命令中央情报局阻止阿连德就任智利总统；与北越的巴黎秘密会谈在中断五个月后重启。
在这种时候，尼克松会彻夜不眠，不分昼夜地给基辛格和其他高级官员打电话，下达他们无法或不愿执行的命令，而基辛格也会随着紧张局势情绪波动。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基辛格当时正在莫斯科试图就1973年中东战争停火进行谈判，他接到尼克松的指示，要他向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递交一封信，信中说美国希望与苏联建立长期伙伴关系，以在中东地区建立和平。
基辛格当时正为实现停火而忙得不可开交，而且他知道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丑闻正陷入危机，因此他不仅拒绝将这封信交给勃列日涅夫，还以“不可接受”为由拒绝了这一指示。
他给副手布伦特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他“对尼克松指示的语气、给勃列日涅夫信件中内容的错误判断以及没有提前通知就将发表新闻声明感到震惊”。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基辛格最不希望看到因为尼克松的失误指示而增强苏联的影响力。
在这些紧张时刻，基辛格抽出时间与新闻媒体记者共进晚餐并长时间交谈，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重要媒体。在他权力最鼎盛时期，美国主流媒体对他的报道大多不乏溢美之词。有美国记者问他喜欢别人称呼他为“国务卿先生”还是“基辛格博士”，他回答说：“阁下就可以了。”
1972年，意大利作家奥里亚娜·法拉奇采访基辛格时，问他是否认为自己是一名外交棋手，基辛格提出了一个比喻。
“就像一个牛仔，独自骑着马在马车队前面领头，独自骑着马走进小镇、村庄，”他说，“这个牛仔不需要勇气。他所需要的只是孤身一人，向别人展示他骑马进入小镇，独自完成一切。”
秘密外交推动中美破冰
基辛格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中美关系的破冰，便是他自己“孤身一人”打了头阵。1971年7月8日，基辛格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进行访问。在晚宴上，他装病躲过了同行记者团，秘密飞往北京。次日12时，基辛格抵达北京，11日12时离京，48小时内与周恩来总理开会时长超17小时。双方商定了尼克松访华、台湾问题、中国重返联合国等一系列问题。
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此行的成果之一是发表了《上海公报》，其中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仍然是中美两国在该问题上的政策基础。
基辛格的另一项成就是1972年与苏联签订的军备控制条约，当时两个核超级大国正处于冷战交战状态，并在全球各地的代理战争中相互对抗。条约限制了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进攻性导弹的部署，有效地使两国致力于缓和而非对抗。
“穿梭外交”
基辛格的第三项伟大成就是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的“穿梭外交”。这场冲突是在他宣誓就任美国国务卿两周后爆发的，当时他在白宫担任国家安全顾问。
对于基辛格来说，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开始时的目标包括：确保以色列的生存，防止阿拉伯人在战争不利于他们的情况下再次遭受军事毁灭性打击，限制苏联利用危机的机会，以及在不损害尼克松权威的情况下完成所有这些任务。尽管很勉强，但基辛格在所有方面取得了成功。
第四次中东战争初期，以色列遭到挫败，寻求美国紧急空运武器和其他装备以支援自身。尼克松表示愿意，但基辛格担心美国此举会破坏与苏联来之不易的缓和关系，苏联正在为阿拉伯人提供补给。
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当苏联威胁要出兵支援埃及第三军免遭以色列的摧毁时，基辛格和时任白宫参谋长海格下令美国核力量在全球范围内进入戒备状态——却没有通知尼克松，尼克松当时正被日益增长的弹劾威胁所困扰。
最终，战争的结果大多是积极的。当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同意与以色列人直接进行军事会谈时，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了。以色列幸存了下来，而阿拉伯人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被以色列军事碾压而“破碎的荣誉”，也因此次中东战争初期埃及成功穿越苏伊士运河的进攻而得以恢复。
但在另一方面，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阿拉伯石油出口国，因美国向以色列提供补给而对美国实施禁运，造成了经济混乱。敌对双方的军队仍然沿着危险、不稳定的停火线对峙。
为了延长脆弱的停火协议，稳定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的关系，基辛格执行了一项成为他标志性使命的任务。从1974年1月开始，他11次前往中东，推动达成军事脱离接触协议，以促进和平谈判进入新时代。
在这些“穿梭外交”任务中，最著名的是那年春天为期34天的“马拉松式访问”，基辛格16次访问耶路撒冷，15次访问大马士革，同时他还出访了六个国家。这些“马拉松式访问”虽然并没有产生任何永久性的和平协议，但它们稳定了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破裂的美国与埃及之间的外交关系得以恢复；沙特同意结束石油禁运，同时为尼克松对该地区进行最后一次访问开辟了道路。
离开政府后的生活
在福特政府任期结束后，基辛格接受了利润丰厚的咨询职位，但他在最初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撰写他的大型回忆录的前两卷——近2700页，英国编辑哈罗德·埃文斯帮助他一同撰写。这两本书非常畅销。几年后，第三卷巨著问世。
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基辛格提供了教授职位。同时，他投身商界，为蓝筹企业客户提供国际政策咨询。他利用自己的名声、声望和人脉，为世界各地的银行、保险公司、制药商和汽车制造商解决问题并建立联系。
除了咨询工作外，基辛格还撰写有关国际事务的辛迪加专栏，并经常出现在“夜线”和其他电视新闻节目中。即使到了晚年，由于年事已高，他的行动越来越迟缓，旅行日程也越来越少，但他仍继续著书立说，他的人格和声望使他成为各种会议的重要参与者和宴会的贵宾。直到90多岁，他还为报纸撰写评论文章。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向他请教，他也是斯蒂芬·科尔伯特喜剧节目的常客。
2023年7月，100岁高龄的基辛格最后一次访问北京，被誉为美国无与伦比的政治家。
基辛格一生都在从哲学甚至存在主义的角度思考权力和战略问题，但他始终称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看到哪些风险值得冒。
“政策是一门权衡可能性的艺术；掌握政策在于把握各种可能性的细微差别，”他年轻时曾写道，“试图将政策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必然会导致僵化。因为只有风险是确定的，机会是猜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