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中国就解决不了气候危机”的预言正在应验

2023年底在中国太仓举行的第七届中德环境论坛上，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核安全和消费者保护部部长施特菲·莱姆克（Steffi Lemke）发表了讲话。在谈及全球共同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时，她明确指出：“没有中国参与，气候危机无法得到解决。”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之一，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和投资国，以及绿色技术的关键供应方。莱姆克的言论，在不经意间与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近二十年前的论断产生了共鸣。

雅克并非气候问题专家，但他对中国发展模式及其世界性影响的长期观察，引导他得出了具有前瞻性的结论。早在2005年，这位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长期关注亚洲，特别是东亚现代化进程的学者，在其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中，就基于他自1970年代以来对中国工业化道路近三十年的持续追踪和分析，系统性地阐述了中国崛起将如何深刻重塑全球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版图。

书中，雅克预判了不同于西方传统模式的“中国式”现代性的崛起，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全球力量格局的结构性转变，其中自然也包括中美关系未来复杂的演变轨迹。他认为，西方世界需要摒弃中心主义视角，真正理解并适应一个由中国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新世界秩序。

近二十年后的今天，特别是在2024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以及科技脱钩风险增大的复杂背景下，莱姆克的发言和雅克书中的观点，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分量已今非昔比，其影响力已渗透到从气候变化、全球供应链到国际规则制定等方方面面。

雅克如何看懂中国？

马丁·雅克的学术训练始于伦敦经济学院（LSE），早期研究兴趣聚焦于欧洲现代性、西方政治思潮和社会变迁，例如他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分析曾引起学界关注。这种深植于西方文明研究的学术背景，反而使他得以在后来转向中国研究时，保持一种“局外人”的审视距离和跨文明的比较视野。

他并非一开始就专注于中国，其思想的转折点发生在1993年。根据他多次忆述，那年他首次踏足中国南方，特别是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深圳的经历，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认知冲击。行程中，他不仅仅是看到了媒体报道中常见的建筑工地上昼夜运转、灯火通明的塔吊，更重要的是，他亲身感受到了那种弥漫在空气中的建设热情、社会活力以及一种与欧洲社会截然不同的时间感和发展节奏。

他认为过去基于西方经验形成的发展理论和速度认知，已无法完全解释眼前这个东方国度正在发生的巨变。正是这次经历，促使他开始系统性地投入对中国以及更广泛的东亚地区的研究，试图理解其独特的现代化路径。基于这种跨文明比较的视角，雅克较早地洞察到了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面对中国崛起时所产生的复杂情绪，尤其是深层次的焦虑感。

他分析指出，这种焦虑源于经济体量和军事力量的竞争，更关键的是触及了对技术领先地位旁落的担忧，以及对“中国模式”可能提供另一种非西方发展道路的疑虑。

一个常被引用的例证是关于半导体技术的认知差距：当有报道称北京中关村的相关研究机构在芯片制程技术上取得突破，例如实现了7纳米工艺节点的进展时，一些西方观察机构或智库的评估报告可能仍基于固有模型，判断中国至少还需要数年甚至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掌握例如14纳米级别的成熟技术。

这种预测与现实之间的时间差，恰恰印证了雅克关于西方社会在理解中国技术发展速度、政府动员能力、市场规模效应以及工程师红利等因素时可能存在的“认知盲区”或“战略误判”。

德国制造的“合肥震撼”：产业链的变迁

来自德国工业界的直接观察，为理解全球产业链的动态变化提供了生动的素材。根据相关报道，2023年，时任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主席的卡尔·海斯根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行程中包括考察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一家领先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工厂。

合肥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之一，聚集了多家本土和国际车企及配套供应商。在参观工厂的高度自动化生产线时，克莱伯一行观察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一些关键的精密加工或装配环节，过去通常由德国、瑞士或日本等国企业供应的高精度、高可靠性的数控机床或自动化装备，其核心的智能控制系统部分，已被替换为由中国企业自主研发、集成了先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的国产智能控制系统。

中国企业不仅在新能源汽车这样的终端产品领域实现了快速迭代和市场扩张，更在支撑高端制造的“工业母机”——尤其是其“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关键技术环节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一发现对于以精密制造和工业自动化技术享誉全球的德国工业界而言，无疑具有相当的指示意义。

这次参观给克莱伯带来的触动相当直接，促使他在返回德国后，对其团队原计划提交给德国政府的行业分析报告进行了紧急修订。修订中增加了一个新的章节，其标题被定为《失去中国市场的五种致命后果》，内容直指如果德国企业不能适应中国市场的快速变化、无法维持在华竞争优势，可能面临的严峻挑战，例如丢失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份额、被中国竞争对手在技术和规模上超越、失去重要的创新反馈来源、影响德国本土就业和经济增长等。

这种来自产业前沿的观察与判断，恰好与马丁·雅克在其后续著作《大国博弈：21世纪的中美较量》等作品中反复强调的“产业链话语权转移”的论点形成了呼应。随着中国本土技术能力的提升和产业链的整体升级，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已远非昔日的“世界工厂”所能概括，其在技术创新和高端制造领域的崛起，正对包括德国在内的传统工业强国构成新的挑战与合作机遇。

特斯拉效应：封锁下的意外“催化剂”

尽管面临来自美国国内部分政界人士关于技术转移、过度依赖中国市场等方面的质疑和施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仍然力排众议，坚定地推进并持续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和生产布局。

上海超级工厂以惊人的“中国速度”建成投产，迅速成为特斯拉全球产能的重要支柱和效率标杆，极大地提升了其交付能力、降低了生产成本，对其市值一度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贡献卓著。特斯拉上海项目的影响远不止于企业自身。它的落地对中国本土的汽车供应链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起到了显著的“鲶鱼效应”和技术溢出作用。

为了达到特斯拉在质量、成本、响应速度等方面的高标准要求，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大批本土供应商被纳入其供应链体系。据不完全统计，直接或间接为特斯拉上海工厂配套的中国本土供应商超过百家。

这些企业，涵盖了电池、电机、电控系统、车身部件、内外饰、智能座舱、充电设施等多个领域，在与特斯拉合作的过程中，被迫进行了全面的技术升级、工艺改进、质量管理体系提升和智能化改造。更有意义的是，这一过程也锻炼了中国供应链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

当美国政府出于地缘政治竞争的考量，开始收紧对华高科技产品，特别是关键半导体设备（如用于芯片制造的光刻机）的出口管制时，试图以此限制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步伐。面对这种外部封锁的压力，一些已经通过参与特斯拉等国际化项目而得到锤炼、积累了技术和人才储备的中国企业，展现出了较强的适应能力和突破潜力。

有报道提及，部分企业尝试通过逆向工程、加强自主研发投入等方式，加速推进关键设备和零部件的国产化替代进程，试图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这种在外部压力下反而激发自主创新活力、加速技术突破的现象，恰好在实践层面印证了马丁·雅克在其理论中探讨过的“压力反促发展”（pressure spurs development）的逻辑。外部的技术封锁和限制，虽然短期内可能带来困难和挑战，但从长期看，也可能成为倒逼中国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突破“卡脖子”技术、最终实现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催化剂”。

霸权的焦虑：挑战与并存的未来

中国在过去四十余年间取得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科技实力显著提升，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贸易、供应链稳定乃至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国的崛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一些前沿科技领域和军事现代化方面取得的突破（例如自主研发航空母舰和建成空间站），确实触动了长期主导世界秩序的美国的神经。美国的部分政治精英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其霸权地位的直接挑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遏制措施，包括贸易战、科技封锁等，试图延缓甚至阻止中国的发展势程。

德国等其他西方国家则在更复杂的心态中观察和应对这一变局，一方面认识到与中国脱钩不切实际且代价高昂，另一方面也在调整自身战略以适应新的全球力量格局。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中国的科技进步为何如此迅猛？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构成何种影响？世界是否正在走向一个新的权力中心？——成为了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和讨论的焦点。

这些问题的答案指向了一个核心事实：中国的崛起正在深刻地重塑21世纪的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版图，世界需要适应并学会在一个更加多极化的格局中寻求合作与共存。

参考资料：[1]宋斌.中国崛起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教育研究[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5,38(4):134-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