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大前天发布了《刘少奇在长征期间做了些啥？为何能在长征后成为了党内二号人物》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八路军在北方发展神速，从1937年到1940年，仅仅三年时间，部队就从5万人发展到了50万人！这，主要得赖于刘少奇的功劳。

鉴于南方的新四军发展速度迟缓，在这三年时间里，人数仅仅从原先的1万多发展到2.5万余人。

刘少奇因此充当起了“救火队长”，于1940年12月，奉命率领中原局机关到达皖东津浦路西藕塘地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导新四军的发展工作。

其实，早在毛主席所说的“决定中国之命运的”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宣告倒台，则王明所主持的长江局被取消，分拆为中原局和南方局。刘少奇就任中原局书记，主管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

刘少奇的工作作风雷厉风行，稍做准备，就带领了李先念、郭述申、朱理治等几十名干部前往华中。

这里特别说一说军事奇才李先念。

老覃在上个月发布的《西路军失败，徐向前自称“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愧对李先念等人》一文中提到，西路军失败后，李先念在程世才、李卓然等人的通力协助下，带领西路军余部400多人历尽千辛万苦，穿越了大漠，到达了迪化，迎来了新生。

在迪化，曾有偷偷问李先念：“西路军败得这么惨，接下来，你是打算去延安，还是去苏联？”

李先念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必须去延安。”

仅此一语，可知李先念的革命信念无比坚定。

李先念是在1937年12月跟随陈云等人乘坐飞机到延安的。

张国焘在祭黄帝时叛逃，而李先念曾在两河口会议上被张国焘硬塞到了政治局委员名单里，受到了牵连，则在八路军改编里，被连降6级，从军政治委员降到了营长。

李先念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悦之色，响亮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毛主席开始对此并不知情，后来知道了这个事，大呼不公平，找李先念谈心。

李先念尽吐肺腑之言，说：

“只要是干革命，当班长、当战士、当伙夫，我都乐意干。我们一起参加革命的同志牺牲了那么多，我们还有什么值得计较职务高低呢？”

毛主席壮之，拍着他的肩膀说：“这才是革命者应有的气质和风骨！”

1939年1月，刘少奇去华中，毛主席特意给李先念安排了新的工作，让他跟着刘少奇去华中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

对于这个安排，毛主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因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司令员高敬亭是个很有性格的老革命。

1932年10月，鄂豫皖根据地反第四次“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脱离鄂豫皖，西走川陕。作为鄂豫皖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高敬亭率部分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保护大批苏区群众分散撤退，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协助吴焕先等人重建了红二十五军。

1934年11月，鄂豫皖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二十五军向京汉铁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高敬亭再次留了下来，主动承担起保卫鄂豫皖苏区的责任。

从这一点上说，高敬亭堪称鄂豫皖苏区的一要擎天大柱！

在与敌人的反复搏杀中，他的队伍始终屹立不倒，杀出了威名，他本人也就成为了著名的传奇战将。

老覃在《西路军失败，陈昌浩为何不直接回陕北而去湖北？只因另有雄图壮志》一文讲到，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和徐向前脱离了大部队，准备回陕北向中央述职。但是，陈昌浩因病与徐向前分手，病愈后，起了小心思，潜回湖北，想找高敬亭联手干一番大事业。

高敬亭不为所动，断然拒绝了陈昌浩的要求。

南方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第四军后，高敬亭在第一时间向毛主席报告了陈昌浩这个事，称：

“于9月5日收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于8月24日寄来的一个很简单的信，是陈同志送来的。”

不难看出，高敬亭还是很有党性的。

从这一点上说，高敬亭还是很讲党性的。

毛主席把李先念安排到四支队，是希望李先念和高敬亭“强强联手”，让四支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刘少奇却认为李先念是人才难得，通过和毛主席研究，决定让李先念在豫鄂边带队伍另闯一番天地——这，就为以后的中原突围埋下了伏笔。

刘少奇到了华中，武汉已经沦陷，被迫在三门峡绳池待了一个月，再奉毛主席的命令，会合彭德怀同去洛阳拜访第二战区副司令卫立煌，后来又回延安参加会议，讨论全国的工作展开情况，一来二回，耽误了时间。

但在1939年5月，高敬亭对向皖东发展的指示有顾虑，不服从项英和叶挺的指挥，按兵不动，6月4日，高敬亭在青龙厂被江北指挥部扣押审查。到了6月24日，被仓促枪毙了。

可叹高敬亭在南方打游击，以区区数千人对抗老蒋的17万人，硬扛了三年，一根寒毛也没伤着，却被自己轻率粗暴地处死了，说起来，真是亲者痛，仇者快。

但由于战火纷飞，战事频仍，人事变迁很大、很快，高敬亭问题处理得不利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搞不清谁该对高敬亭被错杀负责。

到了1975年11月，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给毛主席上书，要求为父亲平反，信中说的是：

“我爸爸是打国民党的，最后却被国民党蒋介石下令杀害……”

从信中所书可知，高凤英认为其父高敬亭是蒋介石下令杀死的。

毛主席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着手调查。

汪东兴于12月9日向毛主席汇报调查结果，说未查到中央批准处决高敬亭的文电，但查到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称，

“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毛主席对这个调查结果并不认可。

高敬亭是中共高级干部，天下皆知，蒋介石对所有中共将领都必欲除之而后快，如果蒋介石可以通过下一道命令除掉高敬亭，那估计他会下无数道命令来除掉朱德、陈毅、彭德怀等等“眼中钉、肉中刺”，这可能吗？

毛主席因此批示：

“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必须注意的是，毛主席怀疑处死高敬亭的责任人是项英，也只仅仅是怀疑而已，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曾担任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机要电报收发负责人的李一氓，在1989年9月5日谈及高敬亭被错杀的情况时，说：

“当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属于五战区的序列。处理高敬亭，是叶挺他们……没有经过新四军军部和三战区。当高敬亭被错杀的消息传到云岭时，项英和我当时都感到突然、震惊和惋惜，同时感到无法挽回了。”

李一氓是当事人，所说应该属实。

201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在纪念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研讨会上，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对宣传革命历史涉及高敬亭被错杀如何处理的有关指示，

“不能再出现把责任归于项英同志的内容”。

责任既然不是项英，那到底是谁呢？

1941年5月13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高干会议作报告时，曾讲到

“大别山的高敬亭是叶军长搞掉的，不是项（英）搞掉的。”

因为这个话，很多人认为杀掉高敬亭的责任人是叶挺。

但是，陈毅并非当事人，也不知道杀高敬亭的内情，他所说的这个话，也不过是根据传闻而来的结论而已。

而且，他说这句话的背景，是华中局当时正在批判项英，他的目的是要为叶挺评功，认为杀高敬亭的功绩不能放到项英名下，而应归到叶挺名下。

可是，叶挺属于党外人士，没有权力处死高敬亭这样的党的高级干部。

高敬亭被处死时，当时在皖东的有中原局领导下的鄂豫皖区党委领导人郑位三、彭康，以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郭述申、戴季英、周骏鸣、林恺等人。

时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参加了斗争高敬亭大会，写有题为《第三天》的报道，发表在新四军军报上，文中提到张云逸、叶挺、邓子恢等人在斗争高敬亭大会上的发言。

叶挺当时的发言是：

“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对高敬亭的错误行为和不正确的意识，是尽了很大的纠正和教育的责任的。中共数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和纠正你的缺点，你都置之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实可为你的命运惋惜。”

叶挺讲话的口气，完全是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来说中共如何对高敬亭进行抢救和教育的，即叶挺本人绝不会越权杀害高敬亭。

而根据《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著的《邓子恢传》所载：

“6月21日至23日，在青龙厂附近的一个大树林里，连续3天召开有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公审高敬亭大会。许多人包括军长叶挺在内在大会上发了言。邓子恢主持了最后一天的大会。大会决定对高敬亭处以死刑。新四军军部批准了这一决定，并分别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当局发出报告。”

即邓子恢本人对于错杀高敬亭之事，并没有推诿自己应负一份重要责任。

实际上，邓子恢在一次新四军军部会议上认真总结了这一惨痛教训，引咎自责，主动承担了部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