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西汉第七位皇帝，在位五十四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雄才大略的帝王之一。在其统治晚期，面对继承人的选择与辅政大臣的任命，展现出了深远的政治智慧。特别是在临终前，他选择霍光而非丞相作为辅政大臣，这一决策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考量。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汉武帝晚期的政治背景。征和二年（前91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巫蛊之祸"，太子刘据被迫自杀，这一事件对汉武帝的打击极大。此后，汉武帝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统治政策，并着手安排身后之事。在选择继承人时，他最终选择了年仅八岁的少子刘弗陵，即后来的汉昭帝。这一选择本身就体现了汉武帝对权力传承的深思熟虑。

在辅政大臣的选择上，汉武帝为何不选择丞相，而是选择了霍光？这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丞相制度的局限性。在汉武帝时期，丞相虽然位居百官之首，但其权力已经受到明显制约。汉武帝通过设立"内朝"，重用尚书等近臣，实际上已经削弱了丞相的权力。此外，丞相作为制度化的职位，其权力受到诸多限制，难以在特殊时期发挥强有力的辅政作用。

第二，霍光的特殊身份与能力。霍光是霍去病的异母弟，自幼入宫侍奉汉武帝，深得信任。他为人谨慎，处事稳重，且与皇室关系密切。这些特质使他成为辅政的理想人选。更重要的是，霍光并非通过常规的官僚体系晋升，而是作为汉武帝的亲信，这种特殊身份使他能够更好地执行汉武帝的遗命。

第三，权力制衡的考虑。汉武帝深知，在幼主继位的情况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辅政大臣来稳定朝局。但同时，他也需要防止辅政大臣权力过大，威胁皇权。选择霍光而非丞相，实际上是在制度外寻找一个既可靠又能被制约的辅政者。霍光虽然权力很大，但其权力来源于汉武帝的特别授权，这种非制度化的权力更容易被控制。

第四，政治经验的积累。霍光在汉武帝晚年已经参与朝政，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特别是在处理"巫蛊之祸"后的复杂局面时，霍光展现出了出色的政治才能。这些经验使他能够更好地应对辅政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种挑战。

第五，家族背景的优势。霍光出身于卫氏家族，这个家族在汉武帝时期具有重要影响力。霍去病作为霍光的异母兄，是汉武帝时期最著名的将领之一。这种家族背景使霍光在朝中具有广泛的人脉和影响力，有利于他顺利开展辅政工作。

汉武帝的这一决策，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得到了验证。霍光辅政期间，稳定了朝局，延续了汉武帝的政策，为"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他先后辅佐汉昭帝、汉宣帝两代君主，保持了西汉王朝的稳定与发展。

然而，霍光辅政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由于权力过于集中，霍光家族逐渐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皇权的独立性。特别是在霍光去世后，其家族势力迅速衰落，这也反映了汉武帝当初决策的局限性。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汉武帝选择霍光而非丞相作为辅政大臣，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中"人治"与"法治"的复杂关系。在特殊时期，统治者往往会选择依靠个人的忠诚与能力，而非制度化的职位来确保权力的平稳过渡。这种做法虽然能够在短期内取得效果，但也可能带来长期的政治风险。

汉武帝的这一决策，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中"托孤"传统的特点。在君主年幼或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选择可靠的辅政大臣来维持政权稳定，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常见的做法。从周公辅成王，到诸葛亮辅刘禅，再到霍光辅汉昭帝，这种"托孤"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某些深层特征。

回顾汉武帝的这一决策，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也可以洞察中国古代政治运作的某些规律。在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确保政权的平稳过渡，始终是统治者面临的重要课题。汉武帝的选择，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