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初夏，赫里.弗洛雷斯（Henry.Flores)在离开特古西加尔巴（洪都拉斯首都）一个加油站的时候，警察向他走来，弗洛雷斯保持了冷静。只有一个人穿着蓝色警察制服，其他人穿着牛仔裤和纽扣衬衫，这是洪都拉斯首都警察调查员的典型着装。但是他们给他迅速戴上手铐，赫里.弗洛雷斯根本没有时间反应。后来他意识到他们从来没有给他出示过逮捕令。

他们将弗洛雷斯推进一辆没有牌照的车里，然后开车载着他在特古西加尔巴的弯曲的路上行驶。官员们对他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审讯，询问他作为洪都拉斯国立自治大学的学生和一个名为自由党的政党成员的政治活动。近年来被谋杀或消失的其他洪都拉斯人，例如贝塔·卡塞雷斯、斯内德·森特诺、维基·埃尔南德斯闪过弗洛雷斯的脑海。“他们最初的目的不是逮捕我，”他后来告诉我。

他说服他们其中一人允许他给他的母亲打电话。“警察拘留了我，我现在在肯尼迪警察局。”他告诉他的妈妈。一个小时内，人们在社交网络上呼吁释放他。其中之一是自由党总统候选人希奥马拉·卡斯特罗（Xiomara Castro）。 另一位是她的丈夫，洪都拉斯前总统，曼努埃尔·（梅尔）·塞拉亚（Manuel “Mel” Zelaya），洪都拉斯前总统曼努埃尔·梅尔·塞拉亚在2009年6月的一次政变中被废黜，并在之后成为自由党的领导人。

在这一天结束以前，弗洛雷斯被指控犯有“严重纵火罪”，当局指控他在2019年的一次抗议活动中放火焚烧了一家药店，弗洛雷斯否认了这一指控。弗洛雷斯在一家最高设防的监狱被审前羁押了一周半，直到一名法官裁定他没有潜逃风险，允许暂时释放，而他的审判仍在进行中。

这是弗洛雷斯第一次与警察持续接触，但警察似乎对他很了解。他之后了解到，在两年时间里，警察对他编制了长达300页的档案。他曾不时发现警察驻扎在他家门口。他档案中的一些文件来自社交媒体。但其他他不认识的照片似乎是从远处拍摄的，也许是由跟踪他的人拍摄的。在打电话时候，他有时听到一些声音，像是手指在键盘打字的声音。

弗洛雷斯在洪都拉斯特古西加尔巴驾驶

弗洛雷斯并不是唯一遇到这种情况的人。他是无数被卷入一个复杂的监视工具和战术网络中的洪都拉斯人之一。政府通过这么做来维持自己权力以及中美洲最大毒品走廊的地位。从2014年到2022年领导这个政权的人是洪都拉斯总统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Juan Orlando Hernandez）。2022年1月卸任后，埃尔南德斯，或者洪都拉斯人俗称的“JOH”，因毒品和武器贩运的指控被引渡到美国。他现在在纽约南区等待审判。

对现任和前任法律部门人员、科技专家、活动人士和律师的数十次采访，以及根据洪都拉斯公共信息获取法获得的文件和法院文件的广泛审阅，提供了在埃尔南德斯政府时期主导洪都拉斯人的监控机构的详细画像（尽管仍不完整）。接下来的故事是当监控技术公司把其产品卖给政府会发生什么，这些政府众所周知地对其人民进行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以及进入希奥马拉·卡斯特罗政府（Xiomara Castro）的前两年这个滥用的数字监控机构潜在的改革。

在希奥马拉·卡斯特罗宣誓就职，成为第一位女性总统的这一天，一副希奥马拉·卡斯特罗的标语挂在洪都拉斯特古西加尔巴的国家体育馆上

对洪都拉斯来说，这些问题根源很深。这个中美洲国家长期面临着普遍的贫困和暴力，如今是世界上谋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19年，估计有120吨可卡因通过该国。这一切都使数以十万计的洪都拉斯人近年来移民美国。

洪都拉斯政府对本国公民的监控由来已久。一名前将军告诉洪都拉斯媒体，该国能够非法拦截电话至少40年。

但在埃尔南德斯执政下，他在2014年到2022年间执政，数十年政府侵入性但过时的政府监视看起来更有风度了。埃尔南德斯加强了政府监控机构，首先通过允许过度监视的法律，随后通过尖端软件加强政府监控能力。在他执政期间，洪都拉斯从行业中一些最大的品牌企业，像是以色列塞勒布里特（Cellebrite）美国军事承包商帕兰提尔（Palantir），获得一些世界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和数字取证工具，也有证据显示洪都拉斯官员使用其他主要监控科技产品，包括Circles，i2，Galileo和Pegasus.。

为什么一个950万人口的国家需要这么多硬核监视工具？为了监督任何一个威胁揭露其不法行为或挑战其权力的人。并确保对保持蓬勃发展的毒品贸易的控制。

由美国司法部对埃尔南德斯提起的诉讼指控他利用“洪都拉斯政府的执法、军队和财政资源推进他的贩毒计划”，与贩毒者分享执法和军事方面的敏感信息以促进运输。一名贩毒者引用了埃尔南德斯的话说，他会“把毒品塞进外国佬的鼻子里”。埃尔南德斯否认了所有指控。他说这些是贩毒者为了报复他总统期间镇压毒品交易的结果。

但是无论他们是为国家工作还是试图让国家承担责任，在埃尔南德斯执政时期的人们述说了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反对党派政治家，记者和活动人士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网络上都受到持续监视。手机被没收或者被非法监听。埃尔南德斯建立了一个系统，使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取国内任何人的个人信息。一名前警方官员，希望保持匿名因为他害怕政府的报复，解释说埃尔南德斯把在执法部门内安排军方人员作为“顾问”。他们将会向他报告任何感兴趣的信息。无论是关于毒品交易、政治目标还是其他敏感内容。但是在这名官员眼里，清楚的是：“在洪都拉斯，没有事情能不被埃尔南德斯发现。”

在2015年，前总统埃尔南德斯访问德国。

关于洪都拉斯数字监控设备的披露，也引起了对制造销售这些设备的公司的严重质疑。人权观察的研究员塔米尔·伊斯雷尔（Tamir·Israel），解释称根据国际人权法，这些公司应该负责任行事，并在销售中进行尽职调查。但是许多与我交谈的专家都认为从阿塞拜疆到墨西哥到沙特阿拉伯，多年来足够多的滥用行为被揭露，可以知道这不是发生在整个行业。拉丁美洲数字权利组织Acess Now的活动家安吉拉·阿拉尔孔（Angela Alarcon）说，公司经常试图推卸侵犯人权的责任，称他们的客户，通常是政府，对发生的事负有唯一责任。但是公司也有责任，她说：“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科技可以当作一种武器来毁灭生命。”

在2009年，在美国默许下，洪都拉斯右翼军方发动政变，将总统曼努埃尔·“梅尔”·塞拉亚（Manuel “Mel” Zelaya ），现在的自由党领导人赶下台，使这个国家本已脆弱的机构陷入混乱。数千人走上街头抗议，警察和军队以暴力镇压回应，逮捕抗议者并实行宵禁。一个随后成立的委员会发现安全部队对至少20人死亡负责。在同一年12月，这个国家的国家检察官办公室毒品贩运部门的负责人，胡利安·阿里斯蒂德·冈萨雷斯（Julian Aristides Gonzalez ）被谋杀。随后披露的文件显示警察在其总部策划了对他的谋杀。

接下来十年里，已经发展的毒品贸易在洪都拉斯繁荣起来，让它获得了“毒品国家”这个令人不齿的外号。一些警察直接卷入毒品交易中，其他警察，在保护贩毒者不受法律制裁的极端压力下，不可避免的腐败。

“警察一直为贩毒者和有组织犯罪服务，”前警官玛丽亚·路易莎·博尔哈斯（Maria Luisa Borjas）说。“诚实人如果想要保住自己警察的位置，必须装聋作哑，默不作声，因为他们和他们家人生命在危险之中。”

博尔哈斯非常了解这些动态。她过去是国家警察局的内部事务总管，负责追究官员的法律责任。在2002年，她调查一群高级警察官员实行法外处决之后，她被解雇了。她指认的一名高级官员，胡安·卡洛斯·"老虎"·博尼利亚（Juan Carlos “El Tigre” Bonilla），后来成为了警察局局长。围绕博尔哈斯的解除职务和博尼利亚的任命导致了进一步的丑闻，现在在美国联邦法院审理，在那里，博尼利亚和他的前老板一样，以武器和毒品交易的指控接受审判。

在2012年，当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 （Juan Orlando Hernández）担任洪都拉斯议会主席的时候，立法者通过了一个俗称“窃听法”的法律，允许当局窃听电话，并干扰其他形式的通信。

“他们已经这样做了，但是2012年，他们把这种方式合法化了。”海德梅·塞拉·卡斯特罗（Hedme Sierra Castro）说，作为非政府组织ACI-PArticipa的一部分，他跟踪了对活动分子的数字监控。

在2013年，一位与埃尔南德斯有密切联系的新检察总长被选举成为检察官办公室负责人。他仍在主持该机构工作，并在美国法庭上由于协助贩毒者被牵连。

埃尔南德斯在2014年掌权，并用一个特殊安全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全面的监视机构。同时，犯罪率飙升，毒品交易继续蓬勃发展。这一切都为了“保护毒品交易”。洪都拉斯记者和犯罪学家温迪·富内斯（Wendy Funez）表示。“他们利用国家力量建立了一个机构。”

埃尔南德斯政府的安全部队的内部运作非常复杂，在警察和军队之间有十几支不同的特种部队。温迪·富内斯解释说，军队是其安全机构背后的 “大脑”。她说：“但是执行命令的是警察。”

在2016年3月高盛奖得主，环保主义者，贝塔·卡塞雷斯（Berta Caceres）在家中被谋杀之后，这一情况引起了一些国际关注。她的死亡凸显了在政变后的洪都拉斯对任何反对现状的人变得多么危险，无论他在国际上有多大名气。这场杀戮震动了国家，一名受过美国培训的前军官，曾担任水利发电公司Desarrollos Energéticos的总裁，后来被证实下令谋杀她。

一个月后，警察官员表面上承认有腐败问题，并命令对12000人的队伍进行清理，这一过程称为称为警察“去污”，或者净化。“但这是一场闹剧”，博内哈斯说。数以百计被赶走的警察后来起诉了政府，他们称我们因为说出了反对性侵害或者反对埃尔南德斯政府的言论。或者因为，像博尔哈斯，他们自己揭露了腐败的实例。

尽管埃尔南德斯政府时期，洪都拉斯一直默默地支持美国，这个国家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和Chiquita（原联合水果公司）以及棕榈油巨头Diant,——JOH在任期结束之后立刻被引渡意味着态度的转变。

众所周知，当他在位时，他的兄弟胡安·安东尼奥·“托尼”·埃尔南德斯（Juan·Antonio·“Tony”·Hernández），2021年因为进行一个主要可卡因交易在美国被审判并被定罪。在司法程序中，发现他从臭名昭著的墨西哥锡纳罗亚贩毒集团的头目华金·洛埃拉·古斯曼（Joaquín·Loera·Guzmán）收取了大约100万美元的捐款，用于他兄弟的总统竞选活动。这位前总统的兄弟（和古斯曼）已经被判决重大贩毒罪。两人都在美国服终身监禁。

在洪都拉斯警察局拜占庭式的内部结构中，警察调查局负责侦察杀人罪一类的严重犯罪。在特古西加尔巴的一个工人社区，一个复杂的多栋建筑的综合大楼，里面有超过十二个法医和弹道实验室、调查员办公室和一个专门用于国际刑警组织办公的楼层。这里也拥有一个房间，房间里有超过十台电脑，被称为帕兰提尔单元（the Palantir Unit）。

一个星期六下午，当我拜访帕兰提尔单元时，我遇见一名单独的员工，她解释说她的工作是回应调查人员帕兰提尔单元获取信息的请求。这款美国制造的软件生成信息丰富的报告，对感兴趣的人进行剖析。并且它可以利用从国家人口普查局、公共医疗系统、海关和移民、被调查者的亲属姓名、车辆登记信息和其他消息来源，绘出他们的社会和家庭关系图。公开记录显示在2015年帕兰提尔开始运行以来，洪都拉斯警察进行了12700多次搜索。洪都拉斯国防部长和检察官办公室，可以通过一个特殊的被称为ATIC的单元执行帕兰提尔请求，自从2014年以来，国防部长运行了380次搜索，自从2015年以来，ATIC运行了14157次搜索。

“帕拉提尔是一个数据库，它打开了一扇大窗户”警察局调查部门的发言人克里斯蒂安·诺拉斯科（Chistian Nolasco） 说，自从1998年以来一直是警警方的一员。

帕兰提尔主要以与美国执法机构和美国军方有大型合同而广为人知。近年来，帕兰提尔扩大了自己的业务范围，向世界各地的政府和私营部门销售。帕兰提尔的总部现在设在科罗拉多州，在2003年由亿万富翁彼得·泰尔（Peternal Thiel） 建立，在开始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风险投资部门In-Q-Tel 获得了200万美元的种子投资。该上市公司在2023年初市值为133亿美元。

帕兰提尔最近因为他的算法提供给乌克拉军队技术优势而被《华盛顿邮报》报道。它也与美国海关和移民执法局签订了合同。大赦国际称它“使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有能力识别、分享信息，调查和追踪在工作场合突击搜查中被逮捕的移民和寻求庇护者”。

特古西加尔巴警察调查局

在埃尔南德斯第一任期内，路易斯（Luis)在警察部门工作，称他在调查当地有组织犯罪团伙时经常向帕兰提尔发送请求。帕兰提尔软件分析信息让像路易斯这样的情报官员（他称他接受过美国和哥伦比亚训练）更容易地跟踪目标并了解他们的动向。路易斯要求我们不要使用他的真名，因为法律禁止他公开谈论自己的工作。

路易斯（Luis）将所有情报交给自己上司，他知道这些报道最终将交给埃尔南德斯总统本人。根据他对这个软件能力的了解，路易斯说，最重要的是，它帮助埃尔南德斯 “控制反对派”“清除他在有组织犯罪中的对手”。警察局调查部门发言人克里斯蒂安-诺拉斯科（Cristan Nolasco），称尽管帕兰提尔单元放置在国家警察部门，但在埃尔南德斯领导下，军队实际控制了该技术，通过国家调查和情报部门，一个与美国特勤局相当的不透明机构。

帕兰提尔公司的软件只是警察调查局拥有的力量强大的监控软件之一。自从2012年，警察就开始使用IBM公司的i2的数据分析软件，该软件现在被加拿大软件公司Harris拥有，被用于描述嫌疑人和他们的密切关系。

一份来自多伦多大学的报告显示洪都拉斯很可能使用Circles，这是一项在以色列发明的监控技术，通过“利用全球移动手机系统的弱点”来监听电话，监控短信和地理位置。研究人员在发现两台在洪都拉斯的服务器使用这项技术之后做出了这个估计。其中一台服务器属于该国国防部。公民实验室也确定了在洪都拉斯有NSO公司臭名昭著的间谍软件“飞马”（Pegasus），这个软件在墨西哥、萨尔瓦多和沙特阿拉伯被用于监视记者和活动人士。以前的报告也显示了埃尔南德斯政府购买被称为“伽利略”（Galileo）的软件来破解电子邮件和窃听电话。该软件来自现已破产的意大利公司黑客团队。

2017年以来，该部门还利用以色列公司塞勒布里特（Cellebrite）的手机提取和分析软件，该公司称与超过150个国家的军队、警察和特工机构签订了合同。其最主要的产品，“通用法医数据提取设备”，可以绕过密码和加密远程连接到电脑和计算机。然后，它提取、分析并在整齐的报告中展示数据。

2017到2022年，该部门利用塞勒布里特进行了939次提取信息。警察提供给我的一个他们用塞勒布里特技术调查的犯罪案件长名单。其中包括谋杀，毒品交易，人口贩卖，强奸，欺诈，破坏和纵火。法院记录证明，警察至少一次针对一群环保主义者的案件使用了塞勒布里特，他们可以从环保主义者的手机中获得通话记录、图片、社交媒体信息、邮件和其他信息。

从2015年以来，ATIC也使用塞勒布里特软件进行了3893次信息提取。洪都拉斯国防部长办公室证实，它没有使用塞勒布里特。

“人权观察”组织的塔米尔·伊斯雷尔说，这种类型的国家监控“比你想象的更有侵入性，”。“有可能产生更严重影响的事件”，伊斯雷尔说，他指的是，在其他国家在监控产生后立刻出现的酷刑，国家谋杀，拘禁，甚至未来几年还会发生。“这是为什么在每个时间点每个步骤都要有非常明确的检查和制衡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些公司被要求根据国际人权法负责人地信工并在销售中做好尽职调查。但是这些年来足够多的滥用已经揭露了这不是在整个行业层面发生的。伊斯雷尔说。联合国人权专家和人权观察等组织一起，呼吁全世界暂停使用这些技术，直到更健全的正当程序机制和数据保护的法律建立起来。任何销售这些产品的公司“必须知道政府与非法毒品交易的联系，如果他们不了解，那他们有责任去了解。”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教授大卫·凯说。“如果公司不仅仅是销售产品，例如，如果他们提供服务，帮助客户使用。他那们欠受害者和世界一个解释，他们知道什么，以及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如果有的话）减轻或防止带来的危害。”

在2021年9月，塞勒布里特宣布成立道德和诚信委员会来回应批评。这家公司因其与沙特阿拉伯和缅甸等国家的合同以及最近它对乌干达警方的出售其技术遭受了严密的审查。

在一封对科达（Coda）的电子邮件中，塞勒布里特的公关部门主管维克多·库伯（Victor·Cooper）写道公司只追求“我们相信会合法行事的客户，不会以不符合隐私权或人权的方式行事。”并且指出，塞勒布里特不向被美国、欧盟、英国和以色列制裁的国家出售，如白俄罗斯、中国、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库伯拒绝对洪都拉斯发表具体评论。科达联系了帕兰提尔部门询问关于合同的问题，但是公司拒绝置评。

警方的科技顾问丹尼尔·奥索里奥（Daniel Osorio），告诉我他见过警察使用帕兰提尔、塞勒布里特和其他技术，但许多人员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受过什么培训。“我想过，谁教给他们这些技术的道德规范呢？”他给我说.“因为道德是第一位的。”

并且所有这些科技都是昂贵的。它们可能花费了洪都拉斯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从公开记录获取的文件显示，警察每年为塞勒布里特花费至少13.6万美元，外部资料显示，当局每年在帕兰提尔每个服务器花费15万美元，伽利略33.5万美元，而飞马系统花费可能超过100万美元。埃尔南德斯政府结束时，超过70%的洪都拉斯人生活在贫困中。

在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面临他总统任期的最大挑战，2017年连任选举时，这套价值数百万的数字监控系统已经准备就绪。

在2017年总统选举全速运行的时候，亨利·弗洛雷斯（Hery Flores）是一名学生。在那个时候，弗洛雷斯遇到了马尔西奥-席尔瓦（Marcio·Silva），他是著名抗议团体“学生运动”中的成员。作为抗议团体的一员，弗洛雷斯和席尔瓦经常对削减预算等学校政策发表意见。他们也参加反对埃尔南德斯连任的示威游行。

在2017年11月选举前的几个月，在一次抗议活动中，警察进入大学，用警棍殴打席尔瓦等人并扔掷催泪弹。席尔瓦和其他19个人涉嫌损害大学建筑被捕。

席尔瓦最近在特古西加尔巴告诉我，那是监控开始的时候。“我认为他们已经跟踪我们并监控我们的社交媒体。”他说。“但因为2017年是选举年，我们成为了想要继续执政人的问题。”

马西奥·席瓦尔在洪都拉斯国立自治大学的中央庭院内，在那里学生聚集组织抗议活动

当席尔瓦被警察拘留时，他的手机被拿走了，这是在洪都拉斯被逮捕的人的常见做法。但是如果没有法官签署的逮捕令，当局不能合法的访问手机或提取其中的数据。法院文件里席尔瓦的案件没有任何逮捕令的痕迹。无论如何，“他们侵入了一切，我所有的密码。”席尔瓦说。

我在之后询问了技术顾问奥索里奥。“当他们把人逮捕，并拿走手机很长时间，这是因为他们在做挖掘。”他说，指信息提取的过程。塞勒布里特可以做这种挖掘。但是没有确凿证据显示这是他们获得席尔瓦数据的方式。

有强有力证据显示警察侵入了他的社交媒体账户。色情照片和视频在席尔瓦的Facebook账户上发布，他相信这是企图让他看起来“变态”，并诋毁他的活动。“这是诽谤活动的一部分。”席尔瓦说。

与政府保持一致的媒体开始公开关于学生领袖和抗议团体内部结构的图表。“有些信息的准确程度震惊了我们。”席尔瓦说。“国家身份证号码，我们的专业，我们的学年，甚至我们的成绩。”

警方消息人士解释说，帕兰提尔提供的工具使得建立档案和看清联系变得更轻松。熟悉软件的警方人士说像i2这样的技术也运行类似的数据分析功能，比如画出关系图。它利用手机记录分析帮派和犯罪分子结构，以及社会运动。其他消息来源称，一些信息可能经过修饰或者捏造，来描绘符合警方目标的图画。

在被释放之后，席尔瓦开始从WhatsApp和Facebook收到死亡威胁。“我们会杀掉你，我们会烧死你，该死的恐怖分子，”里面写道。一些甚至带有种族主义信息，评论他的黑色肤色。他组织里的一个女性收到了强奸威胁。席尔瓦再也没有拿回他的手机。

然后大选之夜到来。随着选举结果开始显现，埃尔南德斯落后对手近5个百分点。突然，网络连接神秘地中断了。当第二天连接恢复的时候，埃尔南德斯领先。对选举舞弊的嫌疑让洪都拉斯人涌上街头。

弗洛雷斯和席尔瓦也在其中。劳尔·阿尔瓦雷斯（Raul Alvarez）也是这样，他是一名前警官，当时24岁。几个月前，作为“净化行动”的一部分，他和其他200人从警察队伍中离开。他的上司从来没有告诉他原因。他被简单告知根据“行政部门的命令”被解雇。

“他们开除了优秀的人让糟糕的人留下。”他说。

阿尔瓦雷斯从来没有被正式指控腐败。靠给邻居洗车维持生计，对执政的政府感到失望，他决定加入成千上万人群，要求对一个看似舞弊的选举要求问责。

在成群的示威者中，他认出了许多以前的同事，他们伪装成示威者，也许是试图混入到示威人群中去。他给其他人指出他们。

“因为我掌握的信息，我成为了一个目标。”阿尔瓦雷斯说。

几周之后，阿尔瓦雷斯被逮捕，他被指控在抗议活动中破坏特古西加尔巴的万豪酒店和其他商业设施。他随后在一个戒备深严的监狱里审前羁押。

为了证明他们的案件，当局用塞勒布里特访问了阿尔瓦雷斯的手机并提取数据。科达查看的法院记录列出了他全部的690个联系人，47个单独的短信记录，接近200个网络搜索记录和更多信息。他说他以前删除了一些文件但被技术恢复了。

检查官在审判中展示了从阿尔瓦雷斯手机上获得的他在抗议活动上的图片，作为审判他的证据。他不知道当局会如何处理他的其他信息或者有多少人获得了这些信息。

阿尔瓦雷斯从来没有被定罪，他在两年后被从最高安全等级的监狱释放，那是在赦免法通过以前。在2023年1月，一名法官最终结案了。他在释放后遭到了袭击，袭击让他的一只眼部分失明，袭击者说计划杀了他。他想要离开这个国家。

“感谢上帝，我是一个犯人而不是一个烈士，”他说。“但是我的生命也重要，我我为了这个国家付出的努力已经够多了。”知道警察掌握了他如此多的信息，使阿尔瓦雷斯感到比以前更不安全。“我一直在想我最好到另一个国家申请庇护。”阿尔瓦雷斯说。

在埃尔南德斯执政时期，不仅仅政治反对派成为埃尔南德斯监视体系的目标。律师和活动人士告诉我，在该国其他地方的公民团体中也有类似情况。南部乔鲁特卡州的人权律师尼迪亚·卡斯地略（Nidia Castillo），解释以前政府如何跟踪环保组织（有时被认为使对工业的威胁），和佃农（campesino）组织。“他们需要建立档案，知道谁是领导者，然后开始定罪，迫害和威胁。”她说。

和社会运动有关的活动分子在Bajo Aguan 地区告诉我，他们的手机经常被没收和窃听。有一次，“佃农”组织的小组COPA成员用密码来躲避无处不在的监视，一个错误翻译的对话随后出现在国家支持的媒体上。两名COPA成员告诉科达，在被询问关于同事被谋杀的问题后，他们的手机被警察没收了，当局没有正式指控他们犯有任何罪行，这让没收他们手机这一行为是非法的。这个地区四名“佃农”组织的领导者在2023年1月被谋杀。

环境权利组织ARCAH的协调员（Christopher Castillo）也成了目标。他所在的组织调查报告那些活动威胁到洪都拉斯自然资源的腐败的公司和个人。这个组织开始在揭露公司和政府错误方面越来越熟练，这让政府把他们看作一个威胁。他告诉我。

在2021年3月29日，在特古西加尔巴，大约15名AECAH的活动人士在一家鸡肉加工厂抗议。他们称这家工厂的排泄废物污染了当地河流，让河流发黑发臭。上午十点左右，人数远多于抗议者的警察到达并驱散示威者，至少一架无人机在上空盘旋。

7人被警察拘留，他们的罪名是“强制迁徙”。该罪名最高可被处以九年徒刑。该罪名通常用于强迫居民离开家园的帮派成员。

四名活动人士的手机被拿走。他们是:克里斯托弗·卡斯蒂略（Christopher Castillo）、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苏亚佐·吉隆（Suazo Girón）、维克多·阿方索·埃尔南德斯（Victor Alfonso Hernández）和迈克尔·阿奎拉（Michael Aguilar）。科达通过法院记录确认警察用塞勒布里特技术从四个手机中提取了大量信息。这包括WhatsApp、通话记录、相册、脸书、推特、电子邮件和内存存档。

到2022年4月，当一名法官裁定没有足够犯罪证据让案件继续下去时，对七名ARCAH活动家的指控被撤销。但他们仍然没有拿回自己的手机。

克里斯托弗·卡斯蒂略认为他和他的同事成为目标时因为特殊原因：他们的活动发现了威胁有实力公司和政治家利益的信息。这个信息很清晰，妨碍我们的时你们的信息。”他说。

这些活动人士都称自己收到了死亡威胁，并且担心警察和安全部队可能伤害他们。“如果你问我谁有这些信息和科技，他们并不是最好的人。”科技顾问奥索里奥说。“他们可以伤害你。”

弗洛雷斯在加油站外被警察拘留六个月后，他被选入在大选中获胜的希奥马拉·卡斯特罗（Xiomara Casro）政府。卡斯特罗在2021年的胜利让自由党首次上台。

卡斯特罗在政变之后领导抗议活动，之后开始在政治上展露头角。在她的第三次总统竞选中，她承诺公共安全部队去军事化，并推广社区警务模式。尽管有重重阻碍，洪都拉斯人还是决定给了她一个机会。

活动人士和学生领袖构成了总统卡斯特罗政治基础的核心。在2022年2月，卡斯特罗政府通过了一项赦免法，根据这项法律，司法部门撤销了人们因为政治信仰或反对前政府而被迫害的案件。弗洛雷斯的案件就是根据该法被推翻。席尔瓦也在申请推翻他的案件。我们至今获得的法院文件没有具体提及在针对弗洛雷斯和席尔瓦 案件中数据监控技术的使用。

赫里·弗洛雷斯在他位于特古西加尔巴的办公室，他的政府工作是青年部副部长

卡斯特罗说她想要加强法治，并且让警察—使用监控技术最主要的机构之一—成为一个诚实、有效率的机构。但当选一年多之后，她的一长串竞选承诺沉重地悬在政府头上。她的支持者也开始动摇。“政府确实发生了变化，”环保分子吉曼·奇里诺斯（German Chirino）说。无论如何，他说“当局是一样的，警察，司法系统中的人。”

安全部长和警察局长以及其他高级官员拒绝了我采访他们关于监控和内部反腐措施的采访要求。

在埃尔南德斯下台后，和前总统埃尔南德斯一起，洪都拉斯警方根据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了另外11个人。卡斯特罗吹嘘这是一个重大胜利。但除了“大鱼”策略，不清楚新政府如何清除腐败和毒品交易对政治和安全机构的影响。卡斯特罗自己的政府和家庭因为潜在的毒品交易联系遭到审查。卡斯特罗的丈夫，塞拉亚在纽约一个法庭被指控收受贩毒者贿赂。关于建立一个国际反腐败委员会的承诺已经搁浅。在卡斯特罗执政第一年，可卡因缉获量实际减少。

允许滥用监视的关键法律，包括窃听法仍然保留。“不到他们被推翻，我们将一事无成。”ARCAH活动人士克里斯托弗·卡斯蒂略说。在2022年11月，他再一次在住所附近被警察无故拦下。

在2022年12月初， 卡斯特罗政府宣布在两个最大城市的部分帮派控制的街区实行例外状态，试图打击勒索行为，这赋予了安全部队更广泛的权力。这一年至少4名环保组织领袖被杀。联合国人权专家已经呼吁对北部地区两名活动人士的谋杀进行独立调查。两人此前在反对被洪都拉斯政府批准的一个开矿项目后被任意拘留。

前警官玛丽亚·路易莎·博尔哈斯（Maria Luisa Borjas）一直密切关注着新政府，特别是其安全政策。“无论是在整个政府层面，还是在安全事务中，还是在武装部队中，都没有明确的反腐败政策。”波尔哈斯说。她批评赦免法。赦免法可能是卡斯特罗政府最有争议的法律之一。因为这让腐败的官员逃避惩罚，而不是实现它的预期目的解放政治犯。

当警察局允许我广泛参观他们的调查部门时，特工提供了他们的工作细节，从在犯罪场所搜集证据到拆除爆炸物的所有内容，许多人强调需要遵守安全规章并获得用于搜索的搜查令。

这些都让我好奇这个机构是不是最终完成了真正的改革。

但是我参观的最后，我的信心消失了。一名警察官员提出送我回家。我礼貌地拒绝了，说我不想麻烦他。“你不想要我知道你住在哪里，”他说“但无论如何我会找到的。”

他解释说他可以根据我的手机号码找到电话公司中的我的地址相关记录，甚至使用我的手机的GPS数据找到我大部分时间在哪里度过。

“你不能这么做，因为你没有一个搜查令，”我说，重复了警察解释在他们控制下的技术时费尽周折对我强调的内容。

他回答说他可以让操作电脑的妇女去买瓶苏打水，然后他可以在她不知道情况下登录电脑。

“但这是腐败，”我说。“而你不会腐败，对吗？”

当然不会，他说。他只是在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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