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红线

原创首发 | 蓝字计划

秋招刚刚收尾，大厂已经迫不及待开始新一轮换血。

李岷在豆瓣上一连发了两条求助贴——他三个月前入职“某互联网大厂”，眼看试用期马上就要结束，内部却传出锁HC（headcount，转正名额，俗称“人头数”）的消息，想知道如何才能不被抓住把柄劝退。

有人却反过来问他：“字节锁HC了？那为什么校招还在拼命纳新？”

过去半年，互联网史上最大校招季、大厂抢人大赛、字节撤城裁员轮流登上热搜。左手招右手裁，大厂通过丰厚的薪水和头顶的光环，把应届生推进为梦想窒息的闭环。

李岷最终还是被优化了。没过试用期，没有“N+1”补偿，但leader“大方”地表示，可以多给他半个月时间找工作。

曾经，大厂光环一度是二本毕业生李岷身上最大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被下午茶、offer攻略、朋友圈的深夜定位不断强化，但在面对优化、劝退和末位淘汰的考核机制时，又烧成一片焦土。

大厂们这场魔幻的养蛊游戏，最终目的是靠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维持巨型生产机器的高速运转，谁又有空在意被淘汰的零部件的感受？

“你听说没？隔壁部门一个40岁的大哥猝死了。”

看到微信对话框里弹出来的这条消息，李程然脑子空白了一瞬。紧接着，仿佛被一只大手猛然攥紧的疼痛感从左胸腔袭来，并伴随着每一次呼吸愈来愈烈，空气也仿佛凝固了似的，必须用尽全力才能将些许氧分抽离出来。

两分钟之后，痛感缓慢褪去，但那股强烈的恐慌和无助，却让她接下来一整个星期都心有余悸。

这是李程然进入杭州某知名互联网福报大厂的第四个月。

四个月前，她从南方一所985大学的毕业，作为信息工程专业的学生，她没少听前辈“科普”圈内八卦：996、PUA、内卷、猝死……但当宣讲会的PPT上跳出月薪3W的几个大字后，她还是动了心。

她想，也许可以先熬两年，攒够钱，也积累一点大厂的工作经验，再回老家的省会城市找份轻松稳定的活。她来自中部一个经济普通、氛围也很传统的家庭，弟弟的存在让她小就清楚，父母不会给她太多支撑。

这是很多旁观者不曾看到的一面。

年轻人当然看新闻，他们比谁都明白自己即将面对的处境，但在天花板越来越厚重的今天，大厂里那些“打工皇帝”的传说已经是为数不多，看起来尚能够得着的东西。他们只能抱着侥幸心理跳进去，计划哪怕只是转一圈，借两分光晕也够了。

“现在的熬是为日后做准备，不会一直耗在这里”，办理入职手续的那天，李程然在心里对自己说。

但等真正迈入围城，她才发现，一个“熬”字完全不足以概括里面的生活。

加班不过是众所周知的家常便饭，开始是晚上十点，紧接着一点、两点、三点……最严重的一次，项目要求提前落地，整个团队都熬到第二天早上六点才收工。上班半年后，哪个点的杭州，对李程然来说都没什么好稀奇的。

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日复一日被压力勒紧的神经。前段时间，因为掉发、频繁的胃痛和心跳加快，她决定趁休息日去医院看看。一通检查之后，医生说暂时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但需要注意休息，规律饮食……

后半段李程然没有听清，因为leader打进来了一个语音。

那些因为焦虑而迟迟无法入眠的深夜，念了十几年的理科的她突然陷入存在主义困局：“人活着是为什么？我活着又是为什么？”

“觉得好累，一种很难找到归宿的累。像一叶扁舟，迷航在大海上，没有堤岸。满眼望去，周围皆是疲态尽显却还在拼命争流的孤舟。”

美剧《无耻之徒》

远在北京的吴雅玲，也曾和李程然一样，怀揣着“镀金”的心愿冲进大厂。

她是学传播的，因为曾在实习期做过一个效果还不错的宣传物料，毕业后顺利拿到北京某大厂的HC（headcount，指标）。

比起16薪，她更在乎大厂的工作经验和人脉积累，如果顺利的话，她希望两年后能带着这些去一家小创业公司做管理层。

崩溃时有发生。比如大年初一那天，她一个人留在北京过年，凌晨两点突然接到通知早上九点线上会议，她一边哭着打开电脑准备会议资料，一边在和朋友的拜年电话里痛骂leader。

末了，又质问自己从小到大努力念书，最终就是为了成为这里、或那里一个不停运转的机器，成为流水线上一颗疲于奔命的螺丝钉吗？

大多数时候，旋转是被迫发生的。

公司每半年有一次绩效考核，实行“361制”——意思就是每10个人中，强制要求3个人是优秀的，6个人是平庸的，1个是差劲的。而差劲就意味着降职、调薪，甚至委婉劝退。

吴雅玲时常觉得自己像在玩一个逃亡游戏，她必须不停地向前奔跑，努力吃掉道具为分数加成的同时，最重要的是不能跌倒。

一旦跌倒，身后的怪兽就会追上来，毫不留情地将自己吞噬。

总有跑不动的时候。

和医生聊了半个多小时，又做过四五套测试题后，涂青拿到了自己的电子病历单——诊断结果那一栏里，清晰地写着焦虑抑郁状态，以及多项社会功能明显轻度异常。

回想起五个月前，HR将印着南方某超级大厂logo的胸牌递给自己时的情景，涂青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她从小在自己出生的城市长大、读书，拿一份不痛不痒的学历，原本对工作也没报太大期待，直到在宣讲会上听说，那个南方的超级大厂在家乡成立了一个全资子公司，主要负责信息审核。

大厂光环在远离中心的城市反而越强烈。涂青几乎毫不犹豫就交出了简历，那会儿新公司的一切都还在筹备中，连面试官都是总部临时调来，前前后后折腾了一个多月，但涂青清楚地记得，对方并没有和她提及任何和KPI有关的信息。

直到岗前培训结束，她才蓦然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公司实行的是月度星级考核制，从低到高分为五级，三星是基准线，等同于基本工资，再往上有绩效加成，往下则会倒扣。但这个星级并不由完成的任务量来决定，而是直接依靠排名。也就是说，每个月都必然会有人低于三星。

此外，还有补充条款：前一个月被评定为一星者，第二个月必须拿到三星以上，否则便会被视为“不能胜任”。

公布完考核标准后，leader特意强调了句：“这是总公司传下来的。”

后面的故事几乎可以想象。为了不掉下及格线，所有人都拼尽全力往前跑，定十个闹钟抢任务、在末班公交上加班.....但无论怎么努力，总有人要被甩在后面，而涂青很不幸地成为其中之一。

那个月，她因为病假导致绩效表上有一整天的工作量为零。等她意识到考核并不会剔除这些意外情况时，想追赶已经来不及了，那张统计表里，她的名字被远远甩在后面。

密密麻麻的焦虑瞬间将涂青淹没。反复失眠，有时候入睡后又猝然惊醒——她梦到自己一个任务也没抢到，HR气势汹汹地过来让她收拾东西滚蛋。

美剧《生活大爆炸》

现实中，梦境正在一步步成真。又拿了一次二星之后，leader开始找她谈话，暗示她按规矩申请离职，起初态度还算温和：“你有经验，以后要是缺人我们会优先考虑你的。”

涂青并不信任这样轻飘飘的承诺，她反驳说，自己因为工作而被确诊了抑郁症，公司这时候赶人不合法。

leader愣了几秒，随后解释公司并不是要开除她，而是希望她能够自动离职，一方面“开除的话你以后背调不好看”，另一方面“一份工作你老是垫底那你还有待在这儿的必要吗？”

涂青辩不过，只能选择沉默地反抗，每天照常打卡上下班，给谈话录音，直到最后公司启动开除程序，直接注销了她的工卡：“最后我连上个厕所都没法出去。”

前段时间，字节撤城裁员闹得沸沸扬扬，涂青听说后反倒羡慕了一阵：“像他们走正规程序裁员的，好歹还能赔个N+2，我们这些被“淘汰”的，什么都没有。”

而涂青不知道的是，真正高明的“淘汰”，进行得更加隐秘。

被当众点为反面教材之后，吴雅玲终于决定“揭竿而起”。那是在两周内第五次长达两个小时以上的下班后会议上，吴雅玲一边在脑子里构思手头尚未完成的方案，一边焦虑地想这该死的会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突然，leader报了一长串人名并夸奖他们工作积极后，话锋一转，把她的名字接在了“但是”后面。

尽管吴雅玲清楚对方不过是想随便挑一个人出来杀鸡儆猴，而素来和leader不对盘，被评价为不够有“ownership”（主人翁精神）的自己就是最好人选，但她还是忍不住蹭地一下站了起来。一股火气从胃里往上涌：“我每周都把工作内容以周报的形势发你邮箱了，如果你认为我没干活，那肯定是因为你没看我的邮件。”

空气陷入死一样的寂静，大约30秒后，leader将话题拉回会务，并告知吴雅玲：这件事我们结束再面聊。

面聊的结果自然是谈崩了。事后吴雅玲脑子里面只剩下leader的几句话：

“别说你最近就是没干活，我说你没干活怎么了？我就是针对你怎么了，说不得吗？”“如果是这样那也不用再谈了，你开了我，开了你老板，行不行？”

回到工位后，吴雅玲深吸一口气，唤醒电脑开始写辞职报告。

正式离开的那天晚上，她回头看了公司一眼。眼前这座漂亮的玻璃大楼灯火辉煌，印着巨幅LOGO的LED在夜色里闪闪发光。

但这座城市似乎没有因为它而熠熠生辉，反而更像是一张血盆大口，吞噬着在这里生活的每一个年轻人。把他们嚼碎、榨干，再吐出去。

盛东已经连续两天打不上卡了。

前天早上，她刚到公司，就收到自己已被移出考勤组的消息。她先后给主管和HR发消息，没有收到回复。

直到十点，她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拍一下时间，证明自己是准时来上班的，于是她又重新走到门口，自拍了一张和工牌以及公司logo的合影。

半个月前，业务线可能要整个被优化的消息开始在公司流传，起初盛东还抱着几分侥幸心理，但很快，leader也私底下暗示她，说如果有其它规划可以安排了。

而盛东的计划就是熬到公司开出辞退证明，她不觉得自己能够在年前再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而前天，她刚交完13000的房租。只有熬到被辞退，她才能拿到“N+2”的赔偿金，维系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开销。

日剧《风的新生活》

公司的打算显然和她相反。这两天，盛东不但没有考勤，也不再核算绩效，甚至连工作任务都没有了。她不打算放弃，打不上卡就上下班都拍视频，不给安排工作，就主动跟leader确认工作内容：

“我看资本家还能玩什么花招。”

同时，她也没忘记检查手机的录音功能，为随时可能到来的谈话做准备。如果将来必须走到仲裁这一步，这些录音和视频都能作为呈堂证供。

大厂的不安全感，让很多年轻人都养成了录音的习惯。涂青也说，自己最后能赢得赔偿和当初及时录音存证有很大关系。

被强行开除后，她带着“工商登记信息查询表”和“社保参保证明”去了劳动仲裁所立案。她事先查过，在医疗期开除员工，最高可以要求赔偿双倍工资。

仲裁所受理案件前，先将她和前公司的人事叫去进行了一轮庭外调解。工作人员私底下告诉她，如果不接受调解，对方败诉怕留污点，一定会再度上诉：“他们有的时间耗，但你有吗？”

涂青听完之后，犹豫了许久，在对方人事答应帮她申请半个月的工资赔偿后，答应了调解。

但之后，人事就消失了。

一直到开庭当天，涂青准备好工资条、确诊病例、以及洽谈期间所有的录音刻盘出席，对方的人事才再度出现，并直奔调解室申请二次调解。

“后来我才知道，她这样是因为如果我相信了前一次调解的承诺，不来出庭的话就可以直接不用赔偿了。狗公司可以说极度鸡贼了。”

折腾足足两个多月，10月底，涂青的2500元赔偿金终于到账了。

“我不是为了这一点钱，我家是拆迁户，不缺这一点，主要是为了出口气”，她大学学的是毛泽东思想，“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所谓的大厂，也不过是纸老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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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打倒纸老虎也需要成本。和涂青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不少，当他们在社交平台上吐槽时，很多人会引经据典告诉他们可以仲裁，可以拿到赔偿。这些帖子通常都没有后文。

涂青的一个前同事，在她离职不久后也被评了次一星，随时在淘汰的边缘，听说她索赔成功，发来一句：“你是英雄。”

涂青斗志昂扬地鼓励她走的时候也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对方沉默许久，答应试试看。

但等涂青再一次听到消息时，对方已经入职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据说面试时，除了要填一堆心理测试量表，还额外要求了一项：

没有劳务仲裁经历。

应届生们要直到走出围城很长一段时间后，才会发现短暂的大厂经历留给她们的不是光环，而是反噬。

脉脉上曾经有一个小范围流传的帖子，讲的是大厂间心照不宣的“养蛊式招聘”：

某些大厂会一边将市场上所有及格线以上的简历都招进来，让同行的竞争对手无人可招，一边又完全不给新员工试用期，直接开始内卷PK，在试用期结束之前，将技术好、肯听话、能吃苦的卷王留下，其他人则以各种理由挤兑掉。最后，这部分人既错过了别的大厂招聘，又留下了一份花掉的简历。

离职之后，有人给吴雅玲分享过这条帖子，所以她一开始就没在把目光放在其它大厂身上。

事实上，也没有这个机会——她已经错过了校招，想再进大厂只能走社招渠道，而阿里、京东、华为之类的超级厂，已经不提供社招岗位很久了。另外一些有限的社招岗，也要求至少一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她犹豫的是，要不要把自己这段经历写进简历里。写出来，几个月的工作经验难以说服面试官，一旦背调自己和前公司的矛盾也捂不住，但不写又没办法解释自己毕业几个月都去干嘛了。

连续两周面试碰壁之后，她决定先休息一段时间，好好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她从来没想过攥着985学历的自己有一天会觉得“前路渺茫，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日剧《风的新生活》

去年年初被某电商大厂“末位淘汰”后，卢雪芹选择了回家。她没敢告诉家人自己被裁了，只说是压力太大，主动提的辞职。

父母有几分错愕，但见卢雪芹很快又找了新工作后便没有多言。但对卢雪芹来说，新工作远比不上上一份。薪资直接砍半、加班、没有下午茶、办公室政治……事实上，一旦报酬降下来，很多东西就会变得更加难以忍受。B站上有人略带刻薄地将这一过程形容为：

“被富二代玩过的女人，哪里还看得上中产？”

待了几个月，卢雪芹再次离职。这一次，父母不再能理解她，觉得她年纪轻轻却一点苦都吃不了。偶尔父亲还会故意提高音量：“以前我还能跟朋友炫耀我女儿在大公司上班，可惜现在不行咯。”

每当这个时候，卢雪芹都恨不得捂住耳朵。

纠缠半天，她干脆跟父母说自己决定考公务员。但事实上，她根本不知道公务员要考什么，只是看新闻和身边地朋友说好。而撂下话之后她上网一搜，才发现能给她们这种非应届生考的岗位少得可怜，就连非编也基本都是一两百人竞争一个位置，考了三四次无一例外全被刷了下来。

蒋函比她运气稍微好点，试用期被大厂优化后，果断撤退考编，10月份顺利上岸。然而入职第一天，被主任要求写方案计划的他，突然发现自己“失语”了。

方案并不难，他脑子里甚至已经有了清晰的思路，但只要一诉诸文字，“赋能”“闭环”“抓手”“拉新”就开始在脑子里嗡嗡作响。

那天晚上，他把白天的尴尬经历发在豆瓣上，收到了一位经历相似的友邻评论：

“从大厂出来，我才发现自己原来什么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