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一瓜住在厦门，离海很近，海边总人潮拥挤。傍晚时候，她更爱牵着自家小狗到家附近的湖边散步。那湖岸几米开外，铁锈色的步行道上不断有人奔跑而过；而沿湖布满鹅卵石，蜿蜿蜒蜒的路边，却是人烟稀少。她乐得清净。
以前须一瓜遛一只银狐狗，四川的朋友送的，取名“吉米”。后来它因很复杂的病去世了。吉米喜欢表达，能用接近的嗓音，准确发出“爱！”“要！”的声音。须一瓜出差，偶尔和它通个电话，问“想不想我？”电话那头就“嗷”一声，“很想吗？”电话那边就“嗷嗷”两声；说“那唱个歌吧？”听筒那头马上婉转嗷呜起来，就像小狼对月，万里的狼嚎。
须一瓜送她的小狗上车。
现在牵着的，是另一只和吉米长相相近的博美：纯白的毛发，龙眼核般的黑眼珠，嘴角伴随着哈气持续上扬，相当讨喜。之前，它是一只淌着血、惨遭抛弃的小流浪狗。现在，它虽然因为车祸少了一条腿，但明显因着细心的呵护，散发出幸福的味道。
下午六点左右，小狗和须一瓜，一起在湖边溜达。说不清谁在陪着谁。残疾小狗走不了太远，湖边许多观景大石上，都留下过她们歇息的痕迹。去的时候，常常碰上夕阳，沉醉于天空中薄薄的金色景象，直到光线消散，有时看见桥下的灯也全部点亮，才起身离开。
前段时间，她帮一位译者新译的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写序，一是认可译者的才华，二来也是看在“那只狗巴克”的份上，她感慨道：“那个狗（被欺负）的世界，总令我惆怅难过。而狗是唯一愿意代表大自然，陪伴人类服务人类、等待人类走向文明的动物。”
家中除了倍受宠爱的小狗，还有五只由女儿带回家的流浪猫，其中一只听不见，视线里一旦见不到人就会慌张地声嘶力竭。每次她都劝女儿，别再往家里带了；每次来了她也不再说什么，像是不怎么花力气也就适应了它们的存在。
须一瓜和女儿以朋友的方式相处，最近她被拉着去厦门石峰岩的半山腰种地瓜，结果长得都不好。之后，菜地的老板娘帮忙撒了一层绿杆青菜种子，“一下就长很大，长得好快！”女儿便又兴冲冲地叫她一起去收菜，并送去给朋友们。
在那之前，《收获》杂志刊发了须一瓜的中篇小说《去云那边》。故事里年仅五岁、对天上各种云彩有着强烈兴趣的男孩非常独特，为这个小说，她研读了多遍《云彩收集者手册》；须一瓜将故事的女主人设定为一位毕业于物理系、为了家庭放弃工作的高材生。这位虚构的母亲，为家庭的责任与爱，几乎放弃了自我，一口气种了两个半席梦思大的一块菜地，只为了儿子和先生能够及时吃到最新鲜最安全的有机蔬菜：“每个季节我的菜园都生机勃勃，芥菜、青椒、空心菜、油菜、莴苣、芫荽、西红柿、秋葵、丝瓜、豆角，还有迷迭香、薄荷、芝麻菜……”
须一瓜和女儿一块儿种了片菜地。
收集故事素材时，须一瓜学习了不少种地的知识，趁机在不懂种菜的女儿面前显摆一下。采访当天，轮到女儿占上风。考虑到拍摄，须一瓜听从了女儿的建议，化了淡妆。镜头下，阔腿裤，针织衫，吃素造就了板正瘦挺的身材，没能盖住的雀斑，也随之在她棱角清晰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利落率性的光泽。
平日她往往素面朝天，衣着随意。新搬迁的邻居有一次突然问，“你知道须一瓜吗，一个作家，你跟她长得有点像。”她说哦知道。邻居说，“你喜欢她的小说吗？”她说，有的喜欢，有的不太喜欢。因为笔名与真名遥远，早期只有几个同事因其小说《尾条记者》中有辨识度的环境描写，“识破”了她的作家身份。
后来，经过媒体报道，许多人都知道写出了《太阳黑子》（电影《烈日灼心》改编于此）的须一瓜是《厦门晚报》的政法记者，写过很多案件报道；但这并不是她职业的全部，2004 年左右她便升为分管记者采访的主任，不再跑线，分析选题做策划，也开始在副刊《宠物周报》上每周写一期关于宠物的文章，例如一鸡一狗的友谊、多情的豚鼠族长、一只小蟋蟀来访、一只仓鼠的离奇命案……
须一瓜工作的报社大楼，在厦门市中心。
面对案情小说的刻板印象，她显得有些无奈，“那个标签对我来说，有点奢侈了。我没有那么多资源，70 多个长中短的作品中，涉及案件的其实也就 16 个。但是，“血腥气”的东西，是不是就是容易被人看到？我也不时反思，是我的麻辣火锅做得更香，还是我的清蒸水煮不够鲜？《提拉米苏》《豌豆巅》《老闺蜜》《黑领椋鸟》《在水仙花心起舞》它们不涉案，但也挺鲜的呀，不过，后来我也想通了，不管处理什么菜，我依然全力以赴，你随意。”
十年政法记者的经历，看似为她的写作提供了许多鲜活且刺激的素材，但更本质地，其实是赋予了她看待世界更深刻的目光。“它使我习惯多角度看人看事，一个剪影、一个向阳坡，都不会迷惑我。我会到后面去的，会到侧面去看看。每一次的新观察，你只会知道自己更无知。提前焦虑也一定会有，因为你更明白事情的多种可能。”
这种环视世界的欲望从她 90 年代来厦门求职时便已清晰，她从小在邮电大院里长大，随着父亲的工作全家经常调动。十几岁时，由于偏科，她高考失败，选择了去参加自动电话培训，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去电大学习了三年法律，毕业时直接考取了律师资格证书，这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机会。
面临做律师还是做记者的选择时，她犹豫着选择了后者。“律师或者记者，这两个职业都有我喜欢的共性：每天都能接触新人、新事，对观察世象人心的“月亮背后”，都是很不错的打开方式。
那时的她没有料到，遇见新人的场合可能是监狱甚至死刑场，而面临的事情也毫不轻松，全是生死之间的沉重。“看到一个巨大的生命在眼前破碎，尤其是我们比任何人都更近、更全方位地去掌握这些信息的时候，真的给了我很大启发。”
谈到这些时，我们正坐在离菜地不远的山上吃饭，她抬了抬眼，视线漫射到隔壁几桌，她说：“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复杂精彩。采访任何一个人，我大概都可以去走近他，让他信任，然后把他内心的独特世界带出来。”
她多次提及深度采访过的一名误杀了女研究生的劫匪，像是《冷血》的作者卡波特对他书写的佩里一样念念不忘。“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这两个非同寻常的生命里面徘徊，就是在那个危险的时刻双方都把人性的温暖很曲折地呈现到了极致，让我挺感动的，不管判决怎么说吧，这一节都留在我心里了。我一直认为善恶是我们生命的出厂设置，在我们的一生中，同情心、理解力或者仓廪实，好的关系、舒适的身体，都会影响我们善恶的沉潜或者深表。不要指望一个急性牙疼的人会有好脾气，也不要指望一个遭遇不公的人会永远笑容可掬，更不要苛求猪一样的见识里有大爱无疆，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夜明珠，小小的，它的光华照亮着他自己的内在，他知道自己的好，他同样知道我们的内外在主客观条件不同的时候，我们人格的善恶配方是会改变的。”
在那次事件后，她十分坚定：“判决书都是剪影，所有的档案都是在简略地呈现和进行着巨大的遮蔽，只有文学，它才是世相人心的工笔画。”
2023 年 8 月，她出版了新书《五月与阿德》，这部长篇作品有着不同于案发现场的另一个较为强大的“场”。“喜欢案件、血腥刺激的阅读者，可能会萎顿，也可能被另一种力量牵引。在我看来，小说的肉身，总是考究的。但如果材质本身密度大，它是会妨碍小说的内在信息传导的，这就是我以前说过的故事性强导致的‘重力加速度’的危害性，它的辎重会拉低小说，影响小说灵魂的飞翔空间；当然，反过来，它的肉身过于轻薄，小说的魂魄可能飞得很高，但不是高手，驾驭的难度就更大，可能魂飞魄散了。总之，一切小说的肉身，是为小说的魂魄服务的。清淡油腻都各有危险区。”
2023 年 8 月的出版的新作《五月与阿德》。
须一瓜对文字坚持，曾和吵到《收获》编辑分手拉倒，但也正是这位编辑，后来发掘、推出须一瓜的《淡绿色的月亮》，这部中篇小说 2002 年春天发表在《收获》，为须一瓜带来了全国性的声誉。
新书的故事背景设置在闽南地区，聚焦于世纪之交。在她看来，那应该是全民多梦躁动的年代，笔下的女主人公带有天生缺陷。“我采访过脊柱侧弯的人，这样的身体，面对本能梦想与欲望蓝图的时候，它的反应很吸引我。而我一直认为，身体是欲望的旗帜，是移动的梦想。我选了比较极端的身体，就是想试着破译一下，欲望的旗帜是如何飘荡的，梦想的方案又是如何被执行的。不普通的困难身体，更容易凸显追梦的张皇与急促。”
年轻时她经常做噩梦，做兼职律师时，目睹的一个杀夫卷宗过于血腥，她躺下后必须背靠墙看着门口才敢入睡；有时睡前戴着耳机伴随古典乐赶稿，十分亢奋，好不容易睡着，梦里能清晰看到自己被枪击，子弹穿过太阳穴，血溅满床头柜的一角。现在似乎不怎么做梦了，她有些难过，略带诙谐地自问道：“难道晚上死了？”
如今虽然不再频繁接触案件，但焦虑的、总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的性格似乎已然养成了。她回忆道：“记得有一次，我看到我对面楼，一个三四岁的幼童站在放在阳台护栏边的椅子上，他父亲就在旁边一边抽烟一边打电话，根本没看他。我焦虑到快失控，你不知道这一幕有多紧张！那小童完全可能稳如泰山，但也完全可能一头栽下 18 楼。”
她忧人，也忧己。一旦陷入目光焦点，一旦意识到“被凝视”，她便不由自主地感到紧张。几年前，她推脱再三，碍于情面，还是站在了《一席》的演讲台，并破例被允许随身携带讲稿，以防忘词。
演讲当天，她果然卡住了，呆滞了数秒后，只得告诉台下的听众，自己脑子停摆了，是否可以偷看一下稿子？结果，台下响起了友善的掌声和笑声，支持、鼓励了她。虽然节目播出时这一片段被剪掉了，但之后很长时间，她都不敢点开看自己的整个演讲。她说：“这就是智力短板。因为过分敏感导致的心理脆弱，直接影响到大脑神经递质的工作吧。一对一的交谈，那好多了，尤其是你在企图高效获得他人的输出的情景下。因此，只要排除‘被凝视’感和‘被专注’感，我的脑子就比较松弛。”
以往在监狱采访，对她而言没有任何障碍。在那些场景下，她只需担任对他人的“凝视者”，而不是相反。同时，“因为敏感，我也更容易去理解、去辅助他人的表达，让他放松、信任我，让他畅所欲言。”
比起录音笔，采访时她更信赖自己手中的纸和笔。她做事认真，记得详细，有时连采访对象都替她感到着急。她讲起写《太阳黑子》时，在警察的帮助下请了一桌的协警吃饭，在饭桌上，她开着录音笔，时不时还是忍不住掏出笔记本埋头苦记。“有些东西确实很闪光、很火花，不当场写下来，陷落在漫长的录音里，不好找。”
她不止一次带着做错事的神态事先交代自己的记性差，仿佛仍在为此前闯下的诸多祸（像是把认识十几年老友的名字写错）而感到抱歉。
说起这些哭笑不得的事迹，她如数家珍：“首先说我在生活里的笨。三岁看老，我是遗失大王。我妈说，我跳个皮筋，回家就把书包忘操场边了；脱了鞋子玩耍，我就光脚回家了；只要暂时离开我的东西，都可能被遗落。工作后，我去外面干活，墨镜（丢了最多）、笔、采访本（比较少），文件资料等等；有时我进屋举着雨伞说，我走的时候，如果雨停了，你们一定要提醒我带走雨伞。我的雨伞已经丢光了。去超市购物，因为记不住所需，总有遗忘，就提前列出购物单子，然后，到了超市，我就再也找不到我防范遗忘的购物单。最惨的一次，是春节回家。我把一个新皮包忘在出租车靠排的后备箱隔板上（多同事挤一辆车），里面是给家人准备的各种红包钱，我一举丢光。幸好火车票在大衣口袋里，我就那样身无分文地回家了。”
“再说写作上的笨吧。我知道有聪明的同道，他们的灵感就像自来水，每天坐在书桌前，一打开电脑，就像打开了水龙头，就那样灵感奔腾地写写写。我不行。在心理上，我总是东潜西伏寻寻觅觅，直到获得老天施舍了，给我一个暗示，一个触发，我正好又破译了这个小说密码，那样，我才能进入创造世界。即使这样，我还是不能一气呵成，我要琢磨很久，要理出推进方案，并在思考中，有方向性地二度收集材料，又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再费思量，甚至举步维艰。这个过程，有时很漫长，停停走走，不断地琢磨、补充。总之，和那些高效的同道比，完全是笨拙的系统操作。还有一点，我的小说完成后，要放在电脑里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我必须再回头看看，等陌生到就像看一个别人的东西，那时候才 OK 了，我才敢发出去。这反射弧真的够长的。”
令人意外的是，在她容易紧张、因记性差而行为举止小心翼翼的同时，在一些时候，她又能淋漓地呈现出很虎、很彪悍的一面——这一发现也十分符合她笃定人是多面体的世界观。
她三十多岁时，曾应聘另一家报纸，那时招聘已经结束，她在电话里“很无耻”对老板说：“虽然我迟到了，但我肯定是最好的！”
在那之前须一瓜已开始写小说，有一次投稿《福建文学》，当时的小说组的组长阅读后，很认真地给作者写了退稿信，告诉她的不足之处，须一瓜没回一个字辩解，直接把那封信撕得稀碎，原路寄回编辑部。
到了记者生涯尾声，她又恢复小说写作。有一次要到了《收获》编辑的电子邮箱。她在键盘上敲下几个字：“看不看稿？”那边更洒脱，回复两个字，“发来。”她发去了短篇《雨把烟打湿》。
对方很快看完，并回复了修改意见，并礼貌地称谓“须一瓜老弟”。一二三四提出修改。须一瓜不认可他的意见，争辩。对方就反驳。她就再反驳。一直吵到分手拉倒。
这份在写作上的坚持，一直到《太阳黑子》在《收获》上刊登都未曾松动。当时的主编，是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因为担心这小说里的三个年轻人的灭门大案，过于残忍，读者受不了。建议改一改。须一瓜认为，如果他们不是年少无知的时候，犯了这样严重的事，日后就没有那么绝望的愧疚、那么强劲的救赎力量。所以我说这个不能改。”
李小林包容了她的固执。事实上，《太阳黑子》出来，是有读者感到这样太狠了，后来，改编电影《烈日灼心》时，导演曹保平处理了这一点。回头看，她感慨自己早过了年少无知的年纪，内心也认清“这么固执地不计后果，不惜得罪好编辑、好刊物是非常不应该的，但是你就这样执拗，就这样不惜把自己的文学生命都赌上”。不过，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作为写作者，遇到了那么多宽厚的胸襟与呵护者。”
小说是须一瓜珍视的东西，做记者时，她的报道稿件时常被改，她懒得抗议。“我竭尽全力去采写就行了，新闻作品，不是我最重要的东西。很多认识、很多的情感，已经有文学世界可以寄托了。”
她对文学有些朴实的感情，认为写小说无异于种地，一年接一年地耕种，不追求急切的蜕变。当年，从她最初在同样喜爱文学的朋友的怂恿下，参加由一本河南杂志举办的短篇小说大赛并获得全国一等奖时，她就明白了自己的命运和底牌。通宵写作前后的兴奋、失眠都值得了，都是为自己燃烧了。
2023 年出版的另一部小说《窒息的家》中，她仍保留了一贯冷峻的风格。不动声色地写“我在饭桌上，被父亲的筷子打过至少二十次”；对于书里的母亲，“每次她说别人家的孩子，我都特别想杀掉她” 。
曾有人问她：“一般女性作家创作时候都会有细腻的情感投入，但您把生活中最为真实和丑陋的一面，生生地带着血痂硬揭下来，文字十分老辣，与一般女性作家的柔性文字完全不同，对此，您有什么看法？”须一瓜慢半拍地回答：“你把我表扬得糊里糊涂，但我很高兴。我没有什么看法，我只知道，所有的鲜花和臭鸡蛋都有出发的道理，我笑纳吧，和臭鸡蛋一起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