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发布了《1933年，彭德怀被交战中的国军将领整懵圈，险做出亲痛仇者快之事》一文，文中讲到：1933年，彭德怀被任命为东方军司令员挂帅入闽作战，兵锋所至，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与之对垒的国民党第19路军领导者蒋光鼐、蔡廷锴原本就对蒋介石“攘外必行先安内”的政策不满，这个时候深感若再服从蒋介石的“剿共”，自己的部队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他们通过同陈铭枢密商，考虑再三，决定响应毛主席之前提出过的“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号召，与红军联手反蒋抗日。

彭德怀在一开始怀疑对方有诈，电告中央分局和中革军委，声称“蒋蔡此种行动极有可能系求得一时缓和，等待援兵之计”。

但是，受中革军委的指派，他让袁国平前往西芹找陈公培深入了解情况，这才慢慢被蒋光鼐、蔡廷锴的反蒋抗日的诚意所打动。

9月23日，彭德怀亲自率领滕代远、袁国平走到谈判桌前，正式与陈公培举行谈判。

遵照中央局的指示，他提出了一系列合作的前提条件，比如要求19路军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红军，包括“完全撤退并保障不再向苏区侵扰”，“撤离蒋系卢兴邦师防地沙县”，“不干涉红军现已占领与围困地区”，对“刘和鼎、周志群全部防地不得侵入”，“撤销经济封锁，允许贸易交通自由”，“释放反帝反国民党政治犯”等等。

陈公培代表19路军蒋光鼐、蔡廷锴全盘接受红军方面提出的先决条件。

彭德怀因此满心欢喜地电告项英、朱德、周恩来，声称：

“19路军主动与红军联系……主张联共反蒋抗日，蒋光鼐同意，其高级军官师、旅长们……亦都同意。”

即这个时候的彭德怀，已经消除了先前对蒋、蔡与红军谈判的所有疑虑，一心一意地支持和拥护与19路军进行合作。

到了9月25日，苏区中央局郑重电告彭德怀、滕代远，指责他们同陈公培谈判中的第三项“含糊不清”，毫不客气地批评彭德怀对谈判的重视程度不够。

彭德怀虽然受了批评，内心还是非常欣喜的。

他欣喜于红军在反蒋抗日的道路上不再孤单，从此有了合作者，有了同盟军。

但是，仅仅过了四个小时，苏区中央局又来电指示：“对公培之事绝不能有大的希望”，只可在口头上向他表示“红军履行以前宣言，诚意与他们订立反帝反蒋作战协定”，要求我军按原计划继续在东方战线上取得更大的胜利。

这，明显是要彭德怀玩“假和谈，真打仗”的把戏。

苏区中央局这种对19路军的政策朝令夕改的行为，让彭德怀产生出一种被卖的感觉，他大为气恼，不得不在9月27日将19路军关键人物对红军的态度原原本本地电告中央，说：

陈铭枢从香港写信给蒋、蔡，信中有“绝对避免主力与红军作战”，“胜亦削弱力量，败则无法存在”

等字句，意在强调及重申和19路军合作的可能性，呼吁苏区中央局拿出充分的诚意来对待谈判。

蒋光鼐、蔡廷锴那边当然不知道把持苏区中央局大权的博古、项英这些人的心思，他们还以为全面主持苏区工作的人是毛泽东和朱德。

在这件事一开始，他们让陈公培送信过来投石问路时，信就是写给毛泽东和朱德的。

他们在陈公培回来汇报了与彭德怀的谈判结果后，十分高兴，积极张罗着与中共中央的谈判。

10月上旬，隆重地派19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陈公培的陪同，前往瑞金与展开谈判。

徐名鸿在北伐战争中曾担任北伐军11军政治部主任，和周恩来等人相熟。

并且，这次到瑞金，徐名鸿也同样带上了一封由蒋光鼐、蔡廷锴写给毛泽东、朱德的亲笔信，诚意拳拳地表示：一心愿与红军共同反蒋抗日。

在这种情况下，经双方议定，19路军和红军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于1933年10月26日订立。

红军方面，由潘汉年化名为潘健行，全权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19路军方面，即徐名鸿全权代表福建省政府及19路军，双方当面签字画押。

《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沿袭了是彭德怀他们在9月23日与陈公培谈判时所议定的内容，即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划定军事疆界线等等。

在协定签订后，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再无后顾之忧，于1933年11月22日果断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脱离国民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树起反蒋独立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