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发生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当时，工农红军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面临着极其严峻的生存挑战。

长征初期，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士气低落，前途未卜。

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内对于军事路线和领导权的分歧愈发严重。

许多党内同志开始意识到，必须纠正错误路线，确立正确的领导核心，才能带领红军走出困境。

遵义会议就是在这种紧迫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教训，纠正党内的错误路线，确立新的领导集体。

会议的核心内容包括批判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军事路线，肯定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指挥才能，并选举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确立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党从幼稚走向成熟，从依赖共产国际的指导到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当时他身患重病，但他仍然积极参与会议讨论，并在关键时刻投下了支持毛主席的重要一票。

这一票不仅体现了他对毛主席军事思想的高度认同，也反映了他对党未来发展的深刻洞察。

王稼祥的这一决策，对于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推动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

后来，毛主席多次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王稼祥于1906年出生于安徽省泾县。他自幼勤奋好学，成绩优异。

1925年，王稼祥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在读大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苏联时期，王稼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由于缺乏党内实际工作经验，他曾一度支持王明的教条主义观点，并因此被归类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然而，王稼祥品行端正，反对小团体的勾结行为。

1930年返回中国后，他先后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

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负重伤，1933年4月，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子，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历经了八小时手术。

长征初期，王稼祥因为身受重伤，只能由士兵抬着担架进行转移。

在长征路上，王稼祥与毛主席、张闻天因为伤病走在了一起，三人白天坐担架行军，晚上宿营住一起。

在深入的交流中，王稼祥和张闻天对毛主席的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并且意识到要挽救红军，必须纠正错误的军事指挥，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让毛主席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

当时，王稼祥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所以在红军攻占遵义后，他主动出面做工作，提议召开会议解决当下的问题，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响应。

1935年1月15日，在王稼祥的积极筹备下，遵义会议最终召开。

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不顾病痛的折磨，在多人劝阻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站着讲话。

他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主席，并第一个提出由毛主席负责对红军的指挥，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

在讲话的过程中，王稼祥由于强忍病痛，额头上满是大汗，令参会代表们非常动容。

在王稼祥的发言结束后，现场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绝大多数领导都认可了王稼祥的意见。

王稼祥的讲话为不仅影响了其他领导人的决定，更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新的方向。

最终，遵义会议以4票赞同、2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作出了改组中央领导的决定，毛主席在红军和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确立。

遵义会议后，王稼祥与毛主席、周恩来一起组成了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

最终，他与毛主席、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红军军事行动的主动权，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王稼祥在后续的抗战期间担任了多个重要职位，包括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军政学院院长等。

他在1943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之际，受命撰写文章，首次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王稼祥被广泛认为是我党、我军第一代卓越领导人之一，毛主席曾多次提到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关键作用，指出如果没有王稼祥和洛甫（张闻天）的分化，遵义会议不可能开好。

王稼祥的事迹提醒我们，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坚持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是确保成功的关键。

王稼祥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名字注定会闪耀在中国的历史丰碑上，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