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广州的德国教会医院内，一位孕妇正在艰难地分娩。此时，她已经难产了三天三夜，因为孩子的尺寸超过了正常标准，直到精疲力竭，孕妇都没能把自己的孩子生产下来。

由于当时并没有做剖腹产的条件，无可奈何的医生只好使用产钳帮助生产。然而，由于用力过猛，孩子的头部受到了很大损伤，刚刚降临人世便不幸离去了。

这位刚刚痛失爱子的孕妇就是邓颖超，她与周恩来的爱情结晶就这样夭折了。

在那个大革命的时代，伟大的革命家们有太多的身不由己，在1926年12月的时候，周恩来就被调往了上海工作，邓颖超的生产过程都是由她的母亲陪同的。

生产的艰难、孩子的夭折令邓颖超身心俱疲，她拖着虚弱的身体，久久无法从孩子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这令她根本无法安心休养。

就在此时，更坏的消息传来，蒋介石无耻地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措手不及的共产党人惨遭大量逮捕、屠杀。举国上下，一片白色恐怖，而在上海的周恩来也被迫转入了地下，邓颖超根本得不到他的一点消息。

全国吃紧，广州也危在旦夕。反动派随时都会来医院搜查，而邓颖超的身边只有她年迈的母亲一人。

就在这危急的时刻，一位时髦打扮的贵妇走进了邓颖超的病房。只见她戴着昂贵的宝石，抹着鲜艳的口红。邓颖超一开始以为她是走错病房了，但是定睛一看，这个人正是陈铁军。

陈铁军跟邓颖超都是党在广东省委妇女部工作的，她这次一改平时朴素的作风，就是为了掩人耳目。她此次过来就是专门来通知邓颖超，现在上海、广州的形势都不容乐观，党组织均以转入地下，必须尽快想办法离开广州。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从上海发来了电报，这使一直在担心自己丈夫的邓颖超终于有所放心。周恩来在电报中让邓颖超和母亲尽快来上海，到上海后通过发寻人启事的方式跟他联系。

形势紧急，要怎样才能躲开反动派的追捕呢？邓颖超只好将如今的处境告诉医院的医生。

虽然，医生没能帮助邓颖超的孩子成活，但是邓颖超从来就没有对医生和护士有任何怨言，反而安慰她们说：“我知道你们尽了最大努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医生、护士们因此对邓颖超非常地尊重和同情，她们立刻想出办法，让邓颖超打扮成护士，她的母亲打扮成护工，然后乘坐德国领事的船只去香港。

在等待船只起航的日子里，为了防止反动派突然来搜捕，医生决定把她们安排在后院的一间小屋子里，反锁着，一日三餐都由护士送进来。

果不其然，就在她们搬离病房不久，反动派的一个军官就带着几十名士兵就冲进了医院，逢人就问：“邓颖超在哪？”

医生回答他们说：“是有一位姓邓的产妇，但是孩子死了，人已经出院了。”

但是这个军官依然不依不饶，继续指挥着士兵四处搜查。这时，德国院长走了出来，厉声呵斥道：“这里是德国教会办的医院，决不允许中国军队搜查！”

这位反动派军官看到洋人立刻软了脚，吓得赶紧带着士兵溜走了。

几天之后，按照原定计划，邓颖超和母亲化妆成护士与护工，在巡逻军警的眼皮底下顺利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船。那一天，海上的风浪很大，刚刚生产不久的邓颖超本来身体就很虚弱，船又颠簸得厉害，她甚至连黄水都吐了出来。

5月1日，邓颖超和母亲终于辗转香港来到了上海。刚一下岸，就能看出来整个上海的气氛异常紧张，到处都是巡逻队员，随时都有可能被抓。

她们找到一家旅馆入住，然后去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刊登了寻人启事：“伍豪鉴：你久已不见你的妻子。现在，我带着她在上海找你。你见报后速到XX旅馆来。岳母振德。”

伍豪是周恩来平时用来联络的化名，反动派并不知道。当时周恩来住在一户工人的家里，在他们的小阁楼里仍然紧张地工作着。当他看到这则寻人启事之后，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是当他读到旅馆的名字时，他立刻又紧张了起来。

原来，正是在前一天，中央的几个干部就是在那家旅馆里被抓走的。周恩来的紧张是有道理的，此时的反动派特务正死死盯着这家旅馆呢。当得知旅馆里又入住了一对可疑的母女，特务立刻向上峰作了汇报。

周恩来迅速做出反应，派人前往旅馆把邓颖超母女接到了一家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养病。

不出所料，邓颖超她们前脚刚走，后脚反动派的人就到了，还好有惊无险啊！

邓颖超在福民医院住了两个星期，打探的人员就没有断过，只不过因为这是日本人的医院，反动派不敢搜查。直到两个星期以后，趁着特务稍有松懈的机会，周恩来找到一处隐蔽、安全的房子，邓颖超才与自己的丈夫相见。

邓颖超在几经凶险之后，终于与周恩来相遇，竟一时说不出话来，正如诗中所说：“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这段往事一直深深地被记在邓颖超的心里，当时隔多年她向后辈们讲起这段经历时，她动情地说道：“我们参加革命，是随时准备牺牲的，必要时，是不能考虑个人安危的。我们几十年的革命，牺牲了多少优秀的同志，是那些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他们英雄的壮举，用他们宝贵的鲜血和生命，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和安宁。他们的光辉形象在人民革命的历史中熠熠生辉，永不磨灭！”

参考资料：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