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中旬，身处北京的黄克诚收到一封急电，让他暂时放下总参谋部的工作，立即赶往江西开会。此时庐山上的会议已经持续了半个月有余，但一些关键问题仍在反复推敲。特别是彭德怀的一封意见书，竟一石惊起千层浪，又引发了大会新一轮的讨论热潮。

一封意见书，为何会引发如此大的反响？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要抓紧时间搞建设，就难免摸着石头过河，像大炼钢铁、搞大食堂这些举措，本质上都是要为百姓谋福，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弊病，以至于适得其反。

彭德怀身处一线，经常下基层，看到实际情况自然忧心忡忡，便想为民请命。但老帅为人坦荡直率，看问题很少弯弯绕绕，他的意见又确实和当时大多数人的看法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并非是开一次会或者说几句话就能消除的。

对于一件事情，如果大多数人都持有乐观心态，那么少数那些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就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消极心理在作祟。

这个时候让黄克诚上庐山，无非是两点原因：一是让他作为多年的搭档，再劝劝老帅；二是要他表明作为总参谋长的态度，给与会者再吃下一颗定心丸。

这些道理，黄克诚自然都明白。

果然一到地方，谭震林就提前找黄克诚，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要你支持我们。”

当年在新四军，黄克诚是三师师长，谭震林是六师师长，两人关系一直不错。也正因为是多年老友，谭震林才最了解黄克诚的犟脾气，知道他只认事实，从不管人情世故，所以只能先把话在私下说开，再放到台面上去讲。

但黄克诚的回答，又着实泼了谭震林一盆冷水：

“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我是来说真话的。”

黄克诚的态度很坚决，他认为彭老总毕竟是行伍出身，性格刚烈，提意见的用词有句过于强硬，这点确实有些欠妥。但老帅提的意见，完全是立足于实践，立足于为老百姓开口，是利国利民的铮铮之言。

17日上庐山，19日黄克诚就在会上发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公开支持彭德怀的意见。这也是庐山之上，第一个主动站出来为彭德怀说话的人。

但黄克诚的身份终究有些特殊，他和彭德怀在红军时期就是上下级关系，近30年的交情远非他人可比。50年代彭德怀主持军委，黄克诚先是任副总长，兼总后勤部长，后来任军委秘书长，作为彭德怀最主要的助手，协助主持日常工作。

也正因为关系过于亲密，让不少人认为黄克诚现在讲这些话，纯粹只是为了帮彭德怀说情，甚至有的人还说他俩的关系“如同父子”。而面对着这些悠悠之口，黄克诚毫不留情，反驳到：

“我和彭德怀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但我们之间的争论从不伤及感情，我们之间谁输理，谁就会心服口服的表示接受。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刚开始，黄克诚的态度还是很强硬，敢于辩驳那些不合理的批评。但慢慢的，黄克诚意识到讲理、辩论都没有什么用，便尽可能多听少说，少争论。于是很快又有人找到黄克诚，提醒他可以圆滑一些，起码先保住自己，但黄克诚的回答干脆利落：

“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绝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黄克诚一生“九起九落”，其中一多半都是源于讲了真话，而且只讲真话，庐山会议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次。但黄克诚自始至终都没有后悔，也毫不避讳自己和彭老总的惺惺相惜。

多年之后，黄克诚曾返回太行山区组织抗旱工作。到了高平县，想到1939 年彭德怀从延安到晋东南，自己在高平接待了他，又想起建国后一起为民请命，不禁有些感慨，遂作了一首词，题目便是《忆彭德怀》：

“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岗，峨嵋岗。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 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此时的黄克诚，对彭德怀还多了一份感激和敬佩之情。因为正是在庐山之上，他才得知一桩隐瞒了近30年的往事。

1931年，红军内部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清查特务行动。

当时黄克诚在红三军团3师担任政委，接到任务后也并未有所怀疑，上面下名单，他就按着名字找人。毕竟当时红军的发展速度确实过快，很多部队招兵程序十分简单，并没有进行严格的身份背景核查，混进几个敌特分子并非稀奇事。

但事情进行一段时间后，黄克诚就发现势头有些不对劲。很多他非常了解的干部战士，都被莫名其妙抓了去，而且人数越来越多。甚至有时候前方还在打仗，后方就开始拟定名单抓人，一下战场就被带走。

在当时候的大环境下，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可能是上级情报有误，抓错了人。但大家都是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敢怒不敢言，对于眼前的局面束手无策。唯一敢站出来反对的，又是只有黄克诚。

当上级再送来名单的时候，他坚决不肯执行，还把这些人先藏在一个山洞里保护起来。但仅仅过了十多天，事情就被察觉，很多战士还是被抓了起来。得知消息后，黄克诚勃然大怒，直接跑到负责人面前拍了桌子，他一急起来也不管不顾了，指着对方的鼻子就骂：

“你们做的什么蠢事，让亲者痛仇者快，滥杀无辜，有什么根据说他们是特务？”

黄克诚仗义执言，但毕竟人微言轻，他这一闹非但没有救出战友，反而连累了自己。仅仅几天之后，就有人来到红3师要抓黄克诚，说他一贯思想顽固，此番又为特务说情，嫌疑很大。这一次，他们是铁了心要除掉黄克诚。

在黄克诚身上有两点非常鲜明的特质：一个是眼光独到，分得清是非黑白，二是只讲真话，从不曲意逢迎。也正因为这两点，黄克诚一直不受一些人的待见，这次又主动站出来反对上级，无疑等于自投罗网。

但关键时候，彭德怀出面保下了黄克诚。

在得知黄克诚被捕的消息后，彭德怀第一时间派兵把人要了出来，并亲自为其做担保，这样才把这条命救下来。当黄克诚被撤销师政委一职后，他又特意把人调到自己的军团司令部当秘书，亲自保护。

值得一提的是，彭德怀这个救命之恩，黄克诚当时并不知道，在此后的28年里，彭德怀对此事也是只字不提。直到庐山会议，有人要翻历史老账来验证“父子关系”一说，才提及这桩陈年往事，黄克诚这才得知当年事情的原委。

其实这件事很多人也不能理解，当年彭德怀已经是红三军团的军团长，而黄克诚只是师政委，两人差着级别，交情也并不深。为什么彭德怀要甘冒风险，执意保下黄克诚？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彭德怀欣赏黄克诚身上的那股“蛮劲”。

黄克诚是湖南永兴人，自由家贫，靠着亲戚接济才勉强读了8年私塾，后有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当时的湖南正处于时代变革的动荡期，爱国运动活跃，各大学校更是成为了革命的一线阵地。都说湖南师范出强人，这话一点都不假，当时湖南一师的代表人物是毛、蔡（蔡和森），二师出了粟裕，三师则是有个黄克诚。

黄克诚身材单薄，又挂着两个大号的眼镜片，看起来弱不禁风，但骨子里却极为刚烈。师范毕业后，他没有选择当老师，二是孤身南下广州投军，跟随北伐军一路转战江南数省，累立功勋，晋升为团指导员。

直到1927年年大革命失败，黄克诚回到家乡，后又跟随朱德参加湘南起义，上了井冈山，担任35团团长，成为当时红军中最优秀的青年将才之一。

1930年，黄克诚奉派到红5军担任第5纵队第8大队政委，结果刚到地方就因为一场战役，被身为军长的彭德怀痛骂了一顿。

当时红军攻打修水县城，战况异常惨烈。打到最后时刻，黄克诚竟带头跃出战壕，亲自抡大刀与敌拼杀。他身材瘦弱，视力也不好，刀法更是一般，但身先士卒的气魄却激起了战士们的昂扬斗志，一举把敌人的进攻压了下去。

等战斗结束，黄克诚回到指挥所，却被彭德怀厉声批评：

“下次作战不许你也跟着抡大刀，要知道你带着这么一对眼镜片子，一看就是是官，很容易遭枪子。”

彭德怀是纯粹的军人，他对勇敢不怕死的军人，总是高看一眼，修水战役中黄克诚的表现他都看在眼里，心中十分爱才，但正因为人才难得，他才要骂一骂黄克诚，压一压他的锐气，以免这位年轻的指挥员过于血气方刚，最终害了自己。

黄克诚能打仗，战略眼光更是高于常人，这一点连彭德怀都不得不服。

修水战斗结束1个月后，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召开，并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决定红军各部要尽快攻取大城市，迅速推进革命的胜利。

命令很快下达红三军团：

“攻打中心城市武汉。”

在一片“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口号的呼喊声中，红三军团的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众将领纷纷请战。但在堆积如山的请战书中，彭德怀却发现了一份言词恳切的“劝谏信”。

写这封信的人正是黄克诚。

纵队政委直接越级向军团长建议，还是直接质疑最高指示，除了黄克诚，没有第二个人敢这么做。但黄克诚经历过湘南起义和井冈山的历练，深切体会了革命不易，更知道以当前的力量，直接攻取大城市难度太大。

但黄克诚的建议一经传开，就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纷纷指责这是怯战，甚至是怕死，而黄克诚坚持己见，寸步不让。当时和他争论最凶的就是军团政治部主任贺昌，他们会上吵，行军的时候，一路上也吵，宿营的时候，他们还住在一起继续吵。

后来贺昌实在受不了了，质问黄克诚：

“你有完没完？什么时候能够接受上级的决定？”

黄克诚毫不退让，说到：

“我还准备跟你争论20年。”

攻打武汉的作战计划最终因为种种原因，被迫取消。但黄克诚还是因为言辞过于激烈，被撤销了担任纵队政委的任命。虽然无缘晋升，但黄克诚却毫不后悔，他根本就不在意职务大小。所以后来红军决定要攻打赣州时，黄克诚又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他不断地打电话给彭德怀，开始彭德怀还跟他好好说，后来就吵起来了。因为什么，彭德怀当时也满肚牢骚，上面指令你必须打下赣州，这面黄克诚就指责他，说命令既然错了，你还要执行，那你也错了一半。

很快，黄克诚的话就得到了验证。

面对历史上素有“铁赣州”之称的赣州城，红军久攻不下，反因为敌人援军的抵达，陷入被前后夹击的困境。此时黄克诚再次提出撤围建议，得到的命令却是“不准撤退”。

一怒之下，黄克诚直接跑到一线，以政委的名义命令部队后撤。一些战士因为没有接到上级命令，还有些犹豫，黄克诚语气强硬：

“现在我是政委，我有最后决定权，撤兵所有的责任由我来负。”

而黄克诚说出这句话的后果，就是几个月后被连撤两职。从红3师政委降到了教导营政委。为此彭德怀还特意找他谈话：

“再提意见，你就要被撵出红军了。”

但黄克诚据理力争，就是不服，反驳到：

“怎么能有话不说！”

其实从这个时期开始，彭德怀就已经看中了黄克诚的能力，虽然他脾气犟，有时候为了说真话连他这个顶头上司都敢骂，但从攻武汉和攻赣州这两场战役结果来看，黄克诚的战略眼光都是对的。

彭德怀爱才，像黄克诚这样又能冲锋陷阵，又能运筹帷幄的将才，正对他的胃口。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彭德怀和黄克诚本质上都是一类人，嫉恶如仇，一心为公，正是这样的相似秉性，让两人结下了近30年的友情，哪怕最最困难的关头，也要为对方仗义执言。

1977年11月25日，在赋闲18年后，黄克诚再次出山担任要职。此时的他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另一只也只能看到一点微光，日常看报纸处理文件全靠秘书念给他听。

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为何还要坚持前往一线工作。只因为当时有人说了一句话：

“国家需要改革创新，就需要黄克诚这个名字。很多新举措大家都不敢尝试，但只要黄克诚带头，他们心里就有底，就能放开手脚去干。”

国家还曾以全会的名义向黄克诚发了一封致敬信，信中这样写道：

“您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不论身居高位还是身陷逆境都一心为公，无私无畏，您的崇高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拒绝治疗和用药，不管医护人员和亲友怎么劝说，他就只有一句话：

“我已经不能为国家工作了，请你们不必为我浪费国家钱财，把药留给能工作的同志用吧。我这样一个油尽灯枯的人，为人民做不了什么，为什么还要花费人民的钱财来治病？”

一代名将，一生磊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