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军旅生涯有个特点，就是他很少打顺风仗。自平江起义拉起一支队伍上井冈山，到长征率领红三军团独当一面，再到指挥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包括后来的抗美援朝，每个阶段都是以劣势打优势，从难到更难。

打这些硬仗、狠仗，不拼就无法生存，所以彭德怀胜于常人的一点，就在于“决心”两字。也正因如此，他在军事上向来说一不二，对部队的战场执行力要求甚严，再加上性格刚烈耿直，有时候火气上来了，谁都敢骂，就连刘伯承、陈赓、左权这些的老搭档，也没少挨训。

但在解放战争中，偏偏有这样一支“刁蛮纵队”，司令和政委连着三次顶牛彭德怀，甚至当众摔电话、拍桌子，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而彭德怀面对这些举动，却一反常态的“忍”了下来。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能让彭德怀都“退让三分”？

在解放军的序列中，能担起“一纵”这个番号的部队，不敢说战斗力最强，但底子一定是根正苗红的嫡系。这其中，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最具有代表性。

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在湘鄂西组建的红二军团，骨干力量都是贺龙从桑植老家带出来的老红军，号称“嫡系中的嫡系”。这样的光鲜履历，也让西野一纵在1949年的全军整编中一举夺魁，拿下“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一军”的番号，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军”。

而作为贺龙一手带出的王牌部队，一纵的司令贺炳炎、政委廖汉生，也都来头不小。

先说贺炳炎，此人打铁出身，曾拜入武当道人门下学习剑法，15岁跟随父亲参加红军，一开始因为身材瘦弱，被安排在宣传队帮忙提浆糊，后因偶然在战斗中展露身手，被贺龙看中，从此带在身边着重培养。

贺炳炎作战勇猛，且一身胆气，打起仗来常把配枪让给战友，自己则到炊事班操起菜刀突入敌阵，左劈右砍，因而军中绰号“小贺龙”。对于这一员无论是秉性还是作风都和自己极为相似的虎将，贺龙也是极为欣赏，曾评价说：

“贺炳炎从不怕死，冲锋在前，撤退在后，烧火棍到他手上也能当机关枪使。”

从宣传队打杂到主力红5师师长，贺炳炎只用了6年时间。红2军团长征时，贺龙把最艰巨的断后任务交给贺炳炎。而贺炳炎打阻击从不“安分”，他擅长以攻代守，硬碰硬和敌人打对攻，往往阵地丢不了还能追着敌人打。

在部队通过湘黔边界时，红5师慢了一步，让敌人率先抢占了预设的阻击阵地。贺炳炎不顾自己师长的身份，亲自带着特务队仰攻山头。激战中，一梭子弹正打在他的右臂上，弹头在臂大骨处炸开的，骨头全打碎了，鲜血像泉水一样往外涌。

这一下，疼得贺炳炎当即昏死过去。战士们拼死把师长救下阵地，军团卫生部部长贺彪亲自赶来主刀，但看到伤情后，贺彪眼眶一下就红了，咬着牙说一句：

“右臂留不住了，要锯掉。”

刚苏醒的贺炳炎坚决不同意锯掉右臂，直到贺龙亲自赶到前线，走近贺炳炎的担架前，流着泪俯在他肩头，口中一直嘟囔着“好孩子，好孩子。”贺炳炎才没有再说话，只是把头别向一边，默认军医手术。

因为缺少专业的医疗器具，两个多小时的锯呀，锉呀，全是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进行的。在钻心彻骨的疼痛面前，贺炳炎汗如雨下，却连哼都不肯哼一声，硬是没流一滴泪。

但当手术过后，贺炳炎吐出嘴里的毛巾，看了看失去的右臂，铁打一般的汉子终于嚎啕大哭，他看着贺龙问道：

“我还能打仗吗？”

贺龙也是当即跟他保证：

“为什么不能打仗？你还有左手嘛，照样可以骑马、打枪嘛！”

手术后贺炳炎只在担架上躺了6天，便又下地指挥战斗。对于这样一员虎将，贺龙是把他当亲儿子一样看待，经常当着外人的面称呼他为“孩子”，并经常对外人说：“宁失一师，不失贺炳炎。”

贺炳炎是粗人，平生只管打仗，不善交际，除了老首长贺龙之外，也只有老搭档廖汉生能管得住他。

廖汉生也是桑植人，父亲廖兰湘做过秀才，和贺龙是至交好友，曾作为“军师”辅佐他拉起一支义军。廖兰湘过世后，贺龙将16岁的廖汉生带在身边，视为亲子，并将姐姐的女儿肖艮艮许配给他。

廖汉生出生在书香门第，又蒙贺龙着重照顾，所以在个性和能力上，既继承了父亲的书生才气，又带着些军旅和江湖的锐气，堪称文武双全。

对于贺炳炎和廖汉生，贺龙从不徇私，一直将他们放在最艰苦、最危险的岗位锻炼。但因为两人的父亲都是因为革命牺牲，是烈士遗孤，贺龙很少责骂他们。当然，贺、廖两位晚辈在贺老总的培养下，也都是响当当的侠义汉子。

但万事也有例外，这两位军中有名的“模范将军”，首次离开贺龙的指挥，就惹了祸。

从湘鄂西老根据地到解放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贺炳炎和廖汉生跟了贺龙近20年。而这样紧密的关系，却在1947年发生了改变。

这年春天，蒋介石令爱将胡宗南率领20个旅，联合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西北军老将邓宝珊的14个旅共25万大军，从三个方向对陕甘宁边区实施“重点进攻”。

红都延安，形势险峻，陕甘宁边区的野战加后勤部队，勉勉强强才能凑出6个旅2.8万余人，而作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贺龙此时还远在晋绥前线，无法及时抽身回来指挥。

关键时刻，坐镇延安的彭德怀亲自请缨，要去一线指挥，并第一时间向贺老总请求“援兵”。

留在陕北的这些御林军，大部分都是贺龙的老部队，跟随老帅南征北战十数年，感情都是用鲜血凝结而成的，难以割舍。但贺龙并不计较这些，知道后方危急后，不仅爽快地将指挥权让给了彭德怀，还特别叮嘱那些老部下：

“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不是个人的。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你们一定要听指挥！”

贺龙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随着战事的推进，贺龙陆续把自己掌握的部队都交给了彭德怀，自己则主管陕北战场后方工作，全面支持西北解放战争。到1947年7月，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西北野战军时，其主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都是从晋绥调来的。

为此，彭德怀的老搭档杨尚昆曾十分感慨地说：

“像这样一纸命令就调整了指挥关系，在旧军队中简直难以想象，而在我们的军队内，却顺顺当当地处理好了。军队指挥员之间的团结，真是史无前例的。”

临危受命的西北野战军，为保卫延安、解放陕北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因为形势紧急，上来就打仗，将帅之间缺少磨合，这其实违背了我军一贯“首先从思想上治军”的原则。也正因如此，一个矛盾点很快显现，这就是1947年的榆林战役。

榆林，位于陕甘宁边区的东北角，既是联动傅作义、马鸿逵防区的重要中间据点，也是切割陕甘宁边区和晋绥军区的北方要地。而彭德怀也把榆林视为一个切入点，只要攻克榆林，西北战局就能顺利转守为攻，为之后的战略大反攻提供一个支点。

但战役打响后，形势却并不乐观。榆林城池坚固，东北是开阔沙地，西南两面则遍布水坑水道，是易守难攻的天险之地。彭德怀原计划用至少15天的时间攻坚，但就在西野发动总攻后的第2天，蒋介石就从南京飞赴延安，亲自催促各路援军增援榆林。

作为西野此次攻坚主力，贺炳炎的一纵一开始打得不错，很快就肃清了榆林外围。但在进攻内城的过程中，因为缺少重炮，只能靠着战士定向爆破，进度非常缓慢，好不容易在西门打开了一个口子，又因为难以跟进被敌人夺了回去。

西北地广人稀，适合机械化兵团快速支援，而随着敌人援兵逼近，彭德怀只能下令全线撤围。一纵因为挺进最深，撤离难度也最大。彭德怀心急，直接一个电话打到一纵司令部，责问为什么部队撤离缓慢：

“打得什么糊涂仗？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贺龙的脸都让你们丢光了。”

当时接电话的廖汉生，本身就着急部队情况，又被彭德怀劈头盖脸一顿痛骂，免不了就有些上头。看到彭德怀根本不听自己的解释，廖汉生也是直接在电话中跟彭总对吵了起来，他最后干脆一摔电话，撂下一句话：

“我今天就要你真正见识贺龙的部队是怎么样的！”

廖汉生说罢，就直接率领警卫连上了前线，亲自指挥部队阻击，掩护主力顺利撤围。但因为战事紧急，榆林的事情还没来得及缓和，几个月的清涧战斗一纵又出了问题。

当时贺炳炎奉命攻打耙子山主阵地，因为遭遇胡宗南援军的阻击，要两头兼顾，所以整整打了三天难有进展。这时彭德怀又打来电话：

“为什么还没有打下来？我命令你赶快给我拿下耙子山！”

贺炳炎是个火爆脾气，听到彭德怀的话带火药味，也来了情绪，跟着吼起来：

“部队伤亡大，有困难！”

贺炳炎本来就不善言辞，心里又着急前线攻山头的事，竟然直接“啪”地一下把电话筒摔了。不过也就在第二天上午，一纵就顺利拿下了阵地。

从榆林到清涧，西野灵活转战，最终转危为安，取得丰硕战果。但打了胜仗的贺炳炎和廖汉生却成了全军的“大话题”。敢在战场上摔彭老总电话的人，这两人算是头一个，而且还是一人一次。

当然，这两次彭德怀虽然发了脾气，但明显是对事不对人，事后也并未追究贺、廖战场顶牛的责任。而贺炳炎和廖汉生虽然态度不好，但在执行命令这一点上却没有打半点折扣，坚决完成了彭德怀交给的任务。

事情虽然没有闹大，但很快一场新的风波，又让一纵走到风口浪尖。

1948年的西府战役，曾被彭德怀形容为“生涯最凶险的一仗”。

在这场战役前，西野野战部队已经扩充为5个纵队，总兵力达到7.5万人，可谓兵强马壮，但当时部队也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缺粮。

而当时敌人在西府地区兵力十分薄弱，宝鸡又是胡宗南最重要的后勤基地，彭德怀为了扩大战局优势，便计划集中西北野战军主力，对胡宗南的战略后方作深远突击，直插西府，夺取宝鸡。

但战役的发展，却接连出现意外。首先是马家军骑兵大规模加入战场，打乱了西野的前期攻势，其次是胡宗南为了救援宝鸡下了最大决心，火速集结各路人马增援，并想构建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将西野困在其中。

整个西府战役，西野及时撤离，转战上千公里，歼灭敌军约2.1万人，但自身伤亡也在1万左右。对于这场战役，彭德怀深刻检讨的自身原因，也提到西野内部的问题：

“战役配合有很大缺点，个别纵队部署不当，不完全明了敌情，亦不完全明了自己。”

在后来的作战总结会议上，彭德怀着重指出了各纵队在战略战术上的不足，比如一纵就在战役过程中“走错了路”、“没有意识到危险，自己先走了”。

但听到这话，廖汉生就不服气了，当即站起来反驳道：

“你说说什么叫有意识的，什么叫没意识的，你越过两级指挥直接给团下命令，还是口头命令，事前没打招呼，事后也不通知。你倒说说这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要是不信过我们纵队领导，干脆以后把我们和旅都取消掉吧！你直接去指挥团好了！老子不干了！”

说着摘下军帽就摔在桌上。

接着，贺炳炎也站了起来附和道：

“对也骂，错也骂，就你一个人最正确！老子也不干了！”

其实这里廖汉生对彭德怀有两个误会：

首先是他将彭德怀的意思听了个满拧，把“没有意识到危险，自己先走了”听成了“有意识的先走了”，一个无意，一个是故意，表述的意思大不相同。

其次是误会彭德怀“越级指挥”。当时彭老总确实直接指挥到了团一级，但事出有因。因为当时彭德怀给廖汉生打电话下命令，但廖汉生刚从前线回来，因为劳累已经睡下了。彭德怀体贴属下，便让接电话的作战科长直接向团里下任务。

但因为后来战情紧急，作战科长又没有及时汇报清楚情况，导致彭德怀和廖汉生闹了误会。不知情的廖汉生在会上顶牛，其他纵队司令也开始有情绪，纷纷附和起来，七嘴八舌，这个不干了那个要撂挑子。

西野将领情绪如此亢奋，原因有两点：一是西府战役没打好，心里不得劲，二是贺龙和彭德怀的指挥风格截然不同，很多人短时间内都没有适应。

贺老总出身绿林，少年习武，出入江湖，16岁被湘西帮派大哥唐伯义看中，成了帮里的“十排老幺”，后来20岁两把菜刀闹革命，为人处世都是义字当先，包括后来领军在外，对部下官兵也都是坦诚相待，以恩服人。

而彭德怀不同，他是传统的行伍性格，虽然和贺龙一样爱兵如子，但那是在平时的相处中，一旦到了战场上，就只讲纪律和执行，这难免会让不了解他的人觉得过于严苛。

彭德怀性如烈火，但面对当众表示“不服”的贺炳炎和廖汉生，却没有任何惩罚。而远在后方的贺龙得知情况后，也坐不住了，当即拉着德高望重的林伯渠赶往西野，首先就找到了贺炳炎和廖汉生，把两位爱将痛批了一顿。

贺龙拿着自己的烟袋逐个敲着两人的脑袋，并非常严肃地说：

“跟彭总顶牛，要检讨。彭总说了就是命令，必须坚决执行，不管有什么理由，有多大困难，都必须坚决执行，没有价钱可讲！”

林伯渠也语重心长地跟这些将军们讲到：

“有一句古话叫做有威可畏，有德可怀，彭总正是这样的人。你们不要光看到有威可畏的一面，同时要看到他有德可怀的一面。你们愈是了解他，甚至受到他的批评愈多，也就愈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贺炳炎、廖汉生本来都是性情中人，顶牛彭德怀就是在气头上的冲动之举，经过贺龙和林伯渠这一番训诫，两人也是对彭德怀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主动找到彭德怀检讨。彭德怀看到这两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低着头，涨红着脸认错，也是笑了出来，连连摆手说“免了，免了。”

说实话，彭德怀从心底里是喜欢贺炳炎和廖汉生这样直爽率性的血性军人，有话就说，从不弯弯绕绕，和自己的性格最为契合。在后来的不断接触中，贺炳炎和廖汉生对彭德怀也是充满了敬佩之情，廖汉生晚年就曾回忆到：

“彭总性格耿直，刚正不阿，从不隐瞒自己的思想。他襟怀坦荡、光明磊落、从不存个人私心。赏罚分明、不徇私情，从不顾及个人情面。他嫉恶如仇，从不姑息。”

在彭德怀麾下，贺炳炎一直被当作尖刀使用，后来更是将一纵带成了赫赫有名的王牌“第一军”。而廖汉生则成为彭德怀手下的“小诸葛”，在一野建制和后来主持西北工作时出谋划策，立下了汗马功劳，包括在建国后，彭德怀也是屡次破格提拔廖汉生，足以见其器重。

后来每当彭德怀遇到贺龙时，都会由衷感慨到：

“你领导过的部队真是好啊，能打仗，听指挥！”

彭德怀和两位虎将的不打不相识，还有贺老总的及时“救场”，足以从小处体现老帅们的恩德品行，还有这支人民军队之所以无往不胜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