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初春的上海锦江饭店,62岁的黄维在工作人员注视下不断整理着衣领。
当房门被推开瞬间,他眼眶泛红地站了起来——面前的这个女子身着北郊中学校服,眉眼间依稀可见妻子当年的轮廓。
这场时隔17年的父女重逢,却因女儿黄慧南一句略显生疏的"爸爸"而陷入沉默。
但谁都不曾想到,这场尴尬会面,竟成为改变黄维这位"顽固战犯"命运的契机。
要说起黄维,很多人都会想起他那段“不一般”的改造岁月。
1948年12月15日的双堆集战场上,黄维在准备乘坐坦克逃走时被俘,其全套呢制军装与将官皮靴,都成为了解放军战利品展厅的焦点展品。
彻底的失败,让这位书生意气浓重、天天梦想着“杀身成仁”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难以接受。
所以在接受改造时,他的态度异常顽固,并且做出了很多我们难以理解的事情。
据战犯管理所的管理员回忆,黄维长期拒绝穿囚服,而且动不动就撕烂自己衣服上的编号。
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黄维在战犯管理所里叫嚣“美国必胜”,在听说志愿军打了胜仗之后甚至因悲愤而晕厥。
1956年,他在写思想汇报时,在稿纸上画出了国民党的标志,他讽刺进步书籍,甚至为此和同学打架……
一桩桩一件件,都反映出黄维的顽固。
也正因为如此,在其他国民党将领纷纷被特赦的时候,黄维仍在管理所里改造。
为了改造黄维,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尽了最大努力。
黄维惹出来的矛盾,都被他们逐一平息,这才将影响控制在了最小的范围内。
黄维剧照
黄维身体不好,身上多处有风湿和结节,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动用了很多医疗资源,给他治好了多年的沉珂。
在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下,黄维即使再顽固,也还是被打动了。
只不过,让他这么一个“嘴硬”的人,让他安心改造,就必须彻底打破他心中的那种骄傲,用实际的建设成就,来让他感受到新旧社会的差别。
于是在1959年冬天,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得到命令:带所有正在改造中的战犯,去祖国的各处转一转。
而他们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杭州。
很快,黄维就站在了西湖白堤旁,而眼前的一幕,让他目瞪口呆。
只见载重卡车将一批一批的淤泥,运往龙井山。
这个曾被他视为"国民党文脉象征"的湖泊,曾经因为淤塞而上演过生态灾难,但此刻正在经历新生。
来自杭州各界的20万市民,在1952-1959年间通过义务劳动,清运了700万立方的淤泥,相当于又挖出了三个西湖。
看到这个景象时,黄维感慨万千,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了足足三张纸。
接着,黄维又参观了灵隐寺,当时他看得很仔细,并且注意到了大雄宝殿立柱上的弹痕。
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1937年日军的子弹留下的,而国民政府1946年重修时因经费短缺,工程最终虎头蛇尾。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国家还很困难,但仍然调拨了大批黄金,对灵隐寺内的佛像进行了修复。
而曾经密密麻麻的子弹孔,如今也已经修复了很大一部分。
对于我党对文物的保护态度,黄维这个曾将《曾胡治兵语录》倒背如流的将军,也是心悦诚服。
最后,黄维又参观实施公私合营的都锦生丝织厂。
他发现,工厂的原老板宋永基,仍在自己的设计室工作。
而他的儿子宋浩庆,则已经是浙江大学机械系助教,并且正在研发有一定自动化能力的提花机。
听说这些之后,有工程学基础的黄维来了兴致,用钢笔在参观手册上画出一幅机械草图。
经过了一番参观,黄维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他开始承认新中国的成就,并且隐晦地表示,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
回到战犯管理所之后,他居然开始研究起了“永动机”,想要用一种“举世无双的机械来造福社会”。
虽然知道他的设备不靠谱,但管理所仍然调拨了经费和人员,帮助黄维工作。
这位极端顽固的国民党将领,终于开始有所转变。
但是,黄维的改造进度,仍然落后于其他人。
为了让他更快进步,功德林的工作人员决定,让他和亲人见面,用亲情来感化他。
1965年,战犯们再次来到上海参观,正好,黄维的女儿黄慧南在上海的北郊中学读书。
于是,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黄维准备在锦江饭店和女儿见面。
对于这次见面,黄维非常重视,甚至他还在见面前一晚借来针线,精心缝补袖口上的磨损痕迹。
但是,黄慧南此时却并不想见自己的父亲,至于原因,则是多方面的。
黄慧南出生于1948年9月,也就是说,刚出生3个月,身为父亲的黄维就成了战俘。
后来,为了避免让她的心理发育受到影响,家人去探视黄维的时候,从来没让黄慧南去过。
所以在她17年的成长经历中,对于这个父亲早已没了什么印象,更谈不上感情。
其实,黄慧南对自己的父亲不仅没有什么感情,甚至还充满了恨。
她在祖国的学校里长大,老师和同学对她都很关心,但也正因为如此,她才对自己国民党将领家属的这个身份非常厌恶。
她看过淮海战役的一些资料,知道父亲当初为了突围,曾经向解放军施放过毒气。
所以在黄慧南的心里,父亲是一个造成解放军重大伤亡的大恶人。
此时让她去见这个自己讨厌的人,她怎么会愿意?
然而,毕竟血浓于水,黄慧南难道不渴望父爱与亲情吗?她不是不渴望亲情,而是她根本就不缺。
在黄维被捕后,黄慧南便跟着姨妈和姨夫生活。这二人将她视若己出,给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
所以在黄慧南心中,自己的姨妈和姨夫和母亲父亲并无不同,甚至还要更好。
自己已经有了至亲,又何必要再去见那个在自己生命中,缺位了17年的父亲呢?
关键时刻,黄慧南的姨夫开始出面劝解了。
他表示,让黄慧南去见自己的父亲,也是对黄维改造的一种促进。
至于当年的事,黄维身为军人,也是身不由己,虽然他对解放军造成了重大杀伤,但这笔账也应该算在蒋介石的身上。
经过他的一番解说,黄慧南总算同意了去见黄维,于是,就有了我们之前所说,在锦江饭店的那次会面。
见面时,黄维和黄慧南都有些尴尬,毕竟,这是两人在17年后的第一次见面,难免生疏。
而黄慧南当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机械地叫了一声“爸爸”。
虽然称呼很亲近,但是她的语气却很冷漠,这让黄维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不过,黄维作为长辈,还是很快便找到话题,和女儿聊了起来。
他们说了说黄慧南的学校生活,说了说国家的改变,以及在新时代学生们的精神面貌。
这些话题比较切合实际,黄慧南也很愿意回答,于是父女二人开始逐渐热络起来。
黄维越聊越起劲,然后便开始说起国家的建设成就,他询问女儿:“你去过杭州吗?”
然后便把自己在杭州的见闻,一件一件地讲了出来。
看着父亲眉飞色舞的神情,黄慧南也感觉到,眼前这个老人还是挺和蔼可亲的,而且并不顽固。
于是,她就接着黄维的话头聊了下去,等到会面结束时,二人都感觉意犹未尽。
这次会面,确实对黄维的改变很大。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突然感觉“当年蒋公的手令,原来是无聊的官样文章!”
可以说从那一天起,他彻底和蒋介石的一切做了“断舍离”,开始安心改造了。
1975年,黄维终于得到了特赦,此后,他和黄慧南便开始经常见面,父女二人的感情日渐深厚。
当他在1989年去世后,黄慧南还为自己的父亲主持了丧事。
一次见面换来了亲情和14年的自由生活,黄维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