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央政治局发布了将沿海工厂和学校迁往内地的指示，按照相关规定，上海第一医学院需要抽调骨干迁至重庆，医院内三分之一的行政人员将被派往重庆。

在上海第一医学院书记陈同生的建议下，左景鉴教授被列入了西迁名单中，并负责开展前期筹备工作。

左景鉴是民族英雄左宗棠的曾孙，他青年学医，参加过淞沪抗战和抗美援朝，是一位不负先祖名声的爱国医学教授。

新中国成立之初，左景鉴因为工作业绩突出，获得了一套由市政府分配的180平米复式公寓，左景鉴一家在这套洋房中只住了不到三年，就接到了西迁的任命，大女儿左焕琛对此“颇有微词”。

1957年，左景鉴自从重庆返回上海，参加上海第一医学院30周年校庆，见到家人时，左景鉴说出了举家搬到重庆的想法。

当时，左焕琛正在上大学，无法离开跟随父亲离开上海，但是她又舍不得母亲和弟弟妹妹离开，就希望父亲自己回重庆。

左景鉴开导女儿说：“我一定要带好这个头，我是领导，要带头把家人都带过去，你刚刚考上大学，希望你能留在上海好好学习。”

为了表示自己扎根重庆的想法，左景鉴决定将那套180平米的洋房归还给政府，大女儿左焕琛反对说：

“你上交房子，我不反对，但是能不能请政府再分给我一套小房子，让我在上海有个地方住。”

对于女儿的请求，左景鉴果断回绝说：

“我一生自立自强，从不靠家里，只靠自己努力，你现在完全可以独立了，让我向组织给你申请一套房子，这是没有道理的。”

自立自强是左景鉴奉行一生的信条，他自幼父母离世，靠姑母帮助在上海学习拼搏，思想观念里不存在特权。

左景鉴带着家人到重庆定居时，没有给大女儿留下一丝财产，左焕琛只能和同学们一起住在集体宿舍中。

左景鉴这一走就是40年，但是他给女儿留下的自立自强思想，却让女儿最终成为了上海市副市长。

左焕琛成为上海市副市长后，仍没有分配到住房，由于市区内住房紧张，一直到90年代，左焕琛都住在一栋小房子内。

彼时的左景鉴已经退休，常常向家人表达对上海的思念之情，但是因为左焕琛的住房较为简陋，左景鉴迟迟没能返回上海。

左焕琛表哥为了让左景鉴返回上海探亲，就私下写信给上海市委说明情况，请求政府能给左焕琛分配一套有电梯的房子，市委秘书长宋仪桥回复说：

“我们确实争取了，但是目前没有可分配的房子。”

就这样，左景鉴晚年始终没能返回上海，父女二人几十年未能团聚，彼此心中都充满了遗憾。

1996年，左焕琛到重庆出差，才得以匆匆与父亲见上一面，父女二人互诉衷肠，殊不知这竟然是最后的团聚。

第二年，左景鉴因病离世，临终之前，他对小女儿说：

“我去世以后，将我的骨灰撒在长江里，让我随长江到上海去。”

事实上，当初国家调各科系教职工到重庆时，曾明确说明重庆条件落后，西迁人员及家属需要面对各项困难，但是左景鉴毅然选择带头举家西迁，这样的魄力不逊于昔日左宗棠抬棺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