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明确一下，本文讨论的并不是陈毅元帅。因为陈毅元帅虽然不是以军事指挥能力见长，也曾经在解放战争初期，被华中军区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联名电报给中央，质疑陈毅的指挥，但凭心而论，陈毅的军政综合素质还是很强的，只是战神粟裕的军事素养和指挥能力太过突出，毛泽东不得不电报指示华东野战军“军事指挥交粟裕负责”。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淮海战役发动前，粟裕曾经去电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由于战役规模较大，建议战役指挥由陈军长和邓政委负责。”，毛泽东同意粟裕的建议，后来刘伯承从豫西回到中原野战军指挥部，淮海战役的总前委是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和谭震林，而常委是刘陈邓，可见中央军委、毛主席，还有粟裕，对陈毅的军政能力是认可的，不仅仅是陈毅资格老的原因。

本讨论的也不是罗荣桓元帅， 因为罗荣桓元帅被公认为政治元帅，而且罗荣桓的军事素养也很高，就是抗战时期与八路军115师代师长、著名战将陈光搭档，罗荣桓的军事指挥能力也毫不逊色。在毛泽东慧眼识珠将陈光、朱瑞、张经武、郭洪涛等先后调回延安学习，为罗荣桓腾出位置，让他担任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实现一元化领导后，罗荣桓不负众望显示出较高的军事和政治素养，让毛泽东欣慰地夸赞，“山东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就活了。”

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本文讨论的也不是叶剑英元帅，因为他长期担任参谋长角色——红军总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职务，属于幕僚角色，没有机会展现他的军事指挥能力。

本文谈论的是聂荣臻元帅。

聂荣臻自红军时期起自抗战初期一直与战神林彪搭档，先后担任红一军团政委、八路军115师副师长（行使政委角色），红军时期的军事指挥主要靠林彪，平型关战役两人联手奉献一场大捷，但聂荣臻的军事指挥能力究竟如何，没有表现和充分证明的机会。

1937年11月，115师分家，聂荣臻率115师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各一部到山西、河北一带创建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根据地，成立晋察冀军区，由聂荣臻担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双肩挑，唐延杰任军区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这是聂荣臻第一次担任军事主官，也是第一次军政双肩挑。他终于有了证明自己军事指挥能力的机会。

晋察冀军区共辖四个军分区，后来，军分区分别整编为支队，分别为第一至第十支队，约1.5万人。

大同集宁战役前线总指挥张宗逊

1938年6月，晋察冀军区和八路军120师各一部在平西组建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八路军第四纵队归晋察冀军区领导。

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组建冀热察挺进军，由肖克任军区司令员，同时撤销八路军第四纵队。冀热察挺进军由晋察冀军区领导。

至1939年年底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共计9.5万人，规模在全国各个解放区名列前茅，晋察冀军区也被毛泽东称赞为“模范根据地”。

不能不说，对于建设根据地，聂荣臻确实是一把好手。但是抗战时期，聂荣臻并没有在战场上表现出他的军事指挥能力。

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聂荣臻终于有了表现机会。

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前后，国民党释放出和平的“空气”，盖因国民党军主力还没有做好进攻我解放区的准备，蒋军从各个受降地运送到前线，需要时间。所以，蒋介石三次“诚恳”地致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共商国是”，一边频繁释放和平建国空气，一边加紧做好进攻解放区的准备。

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

我军各大战略区的部分主要负责人居然被这种和平氛围欺骗了，比较典型的是东北和晋察冀。

在东北，东北局书记彭真的工作重心在从苏军手中接管大城市，没有放手到农村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对即将到来的自卫战争准备不足。

在晋察冀，聂荣臻也受蒋介石“和平建国”主张所迷惑，进行大规模的裁军，二十万野战军被大量缩编、遣散，只剩下五万野战军，当然聂荣臻另一方面也是觉得部队规模庞大，粮食补给压力大，有主动为老百姓减负的考虑。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卧榻之侧，怎能容忍他人安睡？国民党蒋介石不彻底消灭共产党军队，怎能善罢甘休？

自卫战争开始后，晋察冀作为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区域之一，首当其冲。而晋察冀部队势单力薄，难以形成强大的野战军力量应对孙连仲、傅作义的攻势，一直处于被动趋势。

在一次纵队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上，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郭天民在发言中批评聂荣臻缩编、遣散主力部队的决策是“自断臂膀”，惹得聂荣臻勃然大怒，两人发生激烈争吵，最后郭天民摔门“拂袖而去”，甚至要求离开晋察冀，到别的部队工作。

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在抗战胜利大规模缩编，这是出于聂荣臻对国民党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面目判断失误所致，与聂荣臻的判断相反，他当年长期的老搭档林彪在东北对国民党频频放出的和平空气不屑一顾，坚定认为解决国共分歧只能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除此别无他法。他主张到农村去建立剿匪反霸，建立各级政权，稳固的根据地，确保部队的后勤保障。

集宁战役纪念馆

聂荣臻做出晋察冀军区部队大规模缩编的决定，很快在解放战争初期产生严重后果，面对兵员和武器占据优势的国民党军，哪怕是面对孙连仲、傅作义的杂牌军，晋察冀军区在战场上始终居于劣势。

晋察冀军区部队虽然根据形式发展的需要建立了晋察冀第一野战军和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分别由聂荣臻和肖克担任司令员，但整体力量有限，而且指挥能力欠缺，始终没有像东北、华东、中原和西北建立起相当规模的野战军那样，形成强有力的作战能力，这也是没有组建华北野战军的主要原因（只有华北军区野战部队，没有成立华北野战军）。

1946年1月，国民党军对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进行东西夹攻，晋察冀军区和晋绥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命令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由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担任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罗瑞卿担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晋察冀军区、晋绥野战军和地方武装共9个旅、30个团的兵力，相机夺取大同，解除蒋军对张家口的威胁。

傅作义是国民党军杂牌部队首屈一指的名将

战役从1946年7月31日开始外围作战开始，至8月14日开始攻城，解放军损失很大但收效甚微。蒋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率敌35军、暂3军等共3万余人分三路向集宁进犯，企图夺取集宁，声援大同，傅作义部于9月14日晚对集宁进行强攻，解放军不支，不得不撤退，9月16日，围攻大同的我军也不得不撤围。大同集宁战役以我军失利告终。傅作义“围魏救赵”的计策终于得逞。

战役总结会上，聂荣臻责怪前线总指挥张宗逊指挥失误，张宗逊并不想“背锅”，他认为聂荣臻错误地判断我军攻打大同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错误传递前线真实情况，聂荣臻在会前的准备会上，做出了“以约六个旅的兵力用二十多天打下大同”的决策。

张宗逊认为，我军攻打大同的时机根本不成熟，情报工作也不得力，对傅作义部的兵力部署基本不了解，属于“盲人摸象”，各方面准备不充分就轻率投入战斗。

张宗逊在回忆录中表示：“当时我军正从抗日游击战向运动战过度的阶段，不少部队刚从游击队编成，战斗力不强，打运动战尚不成熟，就打大规模的攻坚战，是很勉强的。”

张宗逊从令一个侧面批评聂荣臻决定实施大同集宁战役太过轻率。“有的同志过于轻敌，不以毛主席的指示为然，坚持要先打大同。”

“有的同志”指的是聂荣臻，因为是聂荣臻排板决定实施先打大同，并亲自发报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

张宗逊还说，在战役准备会上（聂荣臻在阳高主持军事会议讨论战局），到会的刘澜涛、罗瑞卿、杨成武、陈正湘、郑维山都是晋察冀军区的人。“晋绥军区只有我一个人参加。”，意为张宗逊在军事会议上的意见不被大家采纳，在聂荣臻执意攻打大同的情况下，会议不得不同意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发电报决定实施大同集宁战役。

傅作义取得大同集宁战役的胜利后，在报上发文嘲笑解放军：

“尊敬的毛泽东先生”

“听说你用兵如神，战无不胜，集宁一战，你调集了17个旅的兵力，玩图消灭我们，可事实呢？经过四昼夜的激战，你们败了，彻彻底底的败了。”

由于发起攻打大同战役时机并不成熟，准备工作不足，敌情不明，战役发起过于轻率，导致我军作战失利。傅作义表面上是写信给毛主席，实际上对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领导人的指挥进行一番羞辱，质疑我军指挥能力。

毛主席对傅作义在报上发表文章讽刺解放军不以为意，相反，为了激励我军“知耻而后勇”，指示将傅作义信的全文在《解放日报》上转发，“告诉《解放日报》，这篇文章全军转载，奇文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