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的卫立煌因战事失利被迫流亡香港。
在此期间，他写信给朱老总，恳请照顾他在合肥的85岁高龄母亲。
朱老总深知卫立煌的复杂身份，也深知这封信的政治敏感性，于是，思索再三，决定将信呈交毛主席，请他做出最终的裁决。
那么，对于这位昔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毛主席会作何批示？
1897年，卫立煌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普通的官吏家庭中。
他自幼聪明，志向高远，且在家人的影响下，从小便对军旅生涯充满了向往。
15岁那年，他踏上了求学之路，进入了湖南陆军学兵营，开启了他的军旅生涯。
此时的中国，国民政府与北洋政府之间的权力斗争，让很多年轻人看到了自己立身的机会，而卫立煌也不例外。
1917年，20岁的卫立煌加入了孙中山的卫队，并在短时间内迅速晋升为营长，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这段时期，他不仅在军事上积累了经验，还深刻理解了国家局势的复杂性。
卫立煌还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并在多个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抗击陈炯明叛乱的过程中，卫立煌的出色表现，使他晋升为团长。
随着年岁的增长，卫立煌的军事才能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在1920年代中期，他的地位逐渐稳固，成为国民党内部不可忽视的年轻将领。
此时，蒋介石刚刚崭露头角，刚开始，卫立煌看到了蒋介石的雄心与能力，认为他有着更加广阔的前途，于是选择与蒋介石结盟，成为蒋阵营中的一员悍将。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北伐战争，卫立煌的部队参与其中，并在多个关键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特别是在攻占鄂豫皖苏区的军政中心和忻口大败日军的战斗中，卫立煌的表现令蒋介石刮目相看。
他的军政才能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评价和重用，迅速跻身为国民党的“五虎上将”之一，成为蒋介石手下的精锐力量。
只是，随着卫立煌逐步积累起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蒋介石开始对他产生了不安与忌惮。
1941年，蒋介石解除卫立煌的职务，将其从第一战区司令的位置上撤下来。
这一举动不仅让卫立煌愤怒，也让他意识到，尽管自己为国民党立下了赫赫战功，但与蒋介石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不再和谐的地步。
此后，在蒋介石的权力逐渐集中的同时，卫立煌的处境也越来越尴尬，同时，在此期间，卫立煌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他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对于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态度。
正是在这种思想转变的背景下，卫立煌与我党的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1943年，卫立煌亲自前往延安。
在延安，卫立煌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并与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特别是与毛主席的会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主席不仅在军事上展现出非凡的远见卓识，更在政治理念和战略部署上给卫立煌提供了新的视野。
另外，在延安的几天里，卫立煌看到了一个与自己想象截然不同的共产党。
这里的人民有着强烈的革命热情，士兵们不畏艰险，充满战斗力，而整个革命根据地则展现出一种秩序井然、团结奋进的氛围。
卫立煌看到这一切，开始意识到共产党不仅是一个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更是一个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政治力量。
不仅如此，卫立煌还见识到了共产党内的思想教育工作，了解到他们如何通过政治教育激发军队的战斗力，如何通过与群众的紧密联系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
这与国民党层层剥削、官兵隔离的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回到抗战前线后，卫立煌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模式产生了深刻的认同，并积极推动类似的政策和措施。
他在自己的部队中开始提倡政治教育，加强军队的组织纪律性，并力图改善官兵之间的关系，消除士兵的不满情绪。
这一系列变革，标志着卫立煌思想的重大转型。
后来，随着抗战逐渐接近尾声，卫立煌对国民党领导层的失望已几乎到了极点。
在1946年，他甚至他公开批评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指责其内战政策的错误，这让蒋介石的疑心病愈加严重，他更加将其边缘化。
1949年初，国共内战已接近尾声，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
此时的卫立煌，已流亡至香港，与国民党政权渐行渐远。
尽管他在国民党内部已无立足之地，但他的内心仍然牵挂着家乡的亲人，尤其是身在合肥的85岁老母亲。
母亲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未知，而合肥早已被人民解放军接管，他无从得知母亲的近况。
此时的他，虽已无权无势，但毕竟曾是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他不确定新政府会如何对待他的家人，更不确定母亲是否会因他的政治身份而受到牵连。
忧心忡忡之下，他想到了一位可以求助的老朋友——朱德老总。
卫立煌与朱老总的交情可追溯至抗日战争时期。
早年间，卫立煌虽身处国民党阵营，但因共同抗战的需要，与共产党方面多有接触，尤其在八路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日子里，他对朱老总的为人处世和军事才华都有极高评价。
两人曾在山西、陕西等地共事，在交流中建立了私交，卫立煌对朱老总敬重有加，甚至称呼其为“朱大哥”。
在卫立煌眼中，朱老总不仅是抗日英雄，更是一位重情重义之人，如今，自己的母亲正处在解放军控制的区域，而他在共产党里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便是他。
写信的决定并不容易，卫立煌在香港的处境微妙，他虽未彻底与国民党决裂，但也早已失去蒋介石的信任。
如果他的书信被国民党方面知晓，很可能会被当作投敌叛变的证据，使他在国民党内部彻底失去生存空间。
但卫立煌思来想去，终究还是决定写信，他顾不上自己的安危，只想确保母亲能在战乱之后得到照顾，哪怕这封信的内容仅仅是一个儿子对母亲的牵挂。
朱老总在收到信后，深感意外，他并未立即作出决定，而是选择将信呈交毛主席。
这不仅是因为卫立煌曾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更因为当时的国共关系仍然敏感。
卫立煌虽有亲共倾向，但在正式投向共产党之前，他的身份仍然复杂。
毛主席则接过信后，看完便笑了，他对卫立煌的态度一直较为温和。
毕竟在抗战时期，卫立煌对共产党并不持极端敌对态度，甚至在解放战争期间也多次消极抵抗蒋介石的命令，间接帮助了我党取得胜利。
更何况，卫立煌在抗战时期曾向八路军提供过重要的军事援助，送来过大批军火物资，这份恩情不能被遗忘。
于是，毛主席沉思片刻后，做出了明确的批示：“他跟我党素有交情，抗战期间还给我们支援了一大批物资，这些情我们是要念的嘛！再者说了，他间接加快了东北全境解放，不是我们的仇人，把他列为战犯也是为了保护他，如今他家中老母无人照顾，我们理应有所表示。”
毛主席当即指示地方政府：“望转合肥县政府对卫立煌家属予以保护为盼。”
这短短一句话，直接决定了卫立煌母亲的命运，也展现了共产党宽厚仁义的一面。
解放军很快按照毛主席的批示执行，合肥县政府接到指令后，妥善安排了卫立煌家人的生活，使其母亲能够在解放后的环境下安度晚年。
很快，这一消息便传到了香港，卫立煌得知母亲无恙后，长舒了一口气。
他深知，共产党本可以冷漠以待，甚至以此作为要挟他归顺的筹码，但毛主席并未如此，而是单纯地基于人道主义出发，给予了他家人安全保障。
这种宽容和大度让卫立煌深受触动，也坚定了他进一步靠拢共产党、与国民党彻底划清界限的决心。
另外，对于卫立煌而言，这封信的回复，让他彻底认清了蒋介石与毛主席的不同。
自此之后，卫立煌的心态已彻底改变，他不再有任何犹豫，开始筹划回归大陆，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1955年，卫立煌终于等到了回国的机会，在新中国政府的安排下，他顺利返回北京，受到了极高规格的接待。
他走下飞机的那一刻，看到前来迎接的共产党领导人，心中百感交集。
他曾在延安见过毛主席，如今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已物是人非，而他自己的身份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他不再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而是一个回归祖国、投入新中国怀抱的归来者。
归国后的卫立煌并未被边缘化，相反，他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新中国政府任命他为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赋予了他副国级的待遇。
这在原国民党将领中是极为罕见的，足见共产党对他的认可与重视，许多曾与他并肩作战的老友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感慨他最终找到了真正的归属。
卫立煌也并未辜负这份信任，在他的职位上，他积极参政议政，推动新中国的国防建设。
他参与了许多重大国防事务的讨论，并积极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他的见解独到，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在新中国的岁月里，卫立煌过得充实而满足，他的家人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他的母亲在新中国的庇护下安然度过了晚年，他的子女也在新中国的培养下成长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这让他倍感欣慰。
1960年1月17日，卫立煌因病去世，享年63岁。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从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到新中国的建设者，他的经历见证了中国近代历史的风云变幻。
他的去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党和国家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
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八宝山公墓，与众多革命先烈共眠，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星辰。
可以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许多人都在做着自己的抉择，而卫立煌的选择，最终让他站在了正确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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