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安平

1957年4月6日，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南海与部分电影女演员合影

20世纪60年代，随着形势发展渐趋宽松活跃，新中国电影首创电影史上从未有过的全国性观众评奖活动，这就是《大众电影》“百花奖”。

该奖项源于1961年6月。为贯彻党中央“调整、充实、巩固、提高”方针，中宣部和文化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故事片创作进行总结。周恩来到会讲话，指出“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强调“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受此启迪，与会代表提议设立一个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得到周恩来首肯。中国电影家协会受命筹办，并于当年9月12日经影协书记处讨论确定，交由全国电影刊物发行量最大的《大众电影》编辑部负责实施，以“《大众电影》百花奖”名义组织票选颁授。命名“百花”，意在体现和象征在“双百”方针指引下，影坛繁花似锦、春色满园。新中国第一个由观众投票决定的电影奖就此诞生。

《大众电影》于当年10月号刊登评奖启事：“为了奖励工农兵方向下的优秀影片，促进电影艺术创作的百花齐放，《大众电影》将举办1960年至1961年国产影片群众性评选，并按照群众评选结果给予优秀影片以奖励，定名为‘百花奖’”，“以后每年举办一次”。第11期又发表中国影协主席蔡楚生致电影观众、读者信《热烈欢迎广大观众评奖电影》，并公布了新修订的《关于举办读者影片评奖内容及办法的说明》，确定评奖将分不同片种举行，每个片种除设一个最佳影片奖外，根据读者选票情况，必要时还将设若干名荣誉奖，包括最佳故事片及分设的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配角，最佳摄影，最佳音乐，最佳美工，最佳长、短纪录片及最佳摄影，最佳科教片，最佳美术片，最佳戏曲片等在内的15个奖项，以及评选范围、时间、选票发放等。

广大观众热烈响应，短短3个月时间，《大众电影》编辑部就收到117939张选票，请来北京女子三中300名学生帮忙，苦战几天几夜，最终统计出全部结果，于1962年第5、6期《大众电影》合刊上揭晓：

《红色娘子军》获最佳故事片奖，《革命家庭》编剧夏衍、水华获最佳编剧奖，《红色娘子军》导演谢晋获最佳导演奖，崔嵬（《红旗谱》中饰朱老忠）、祝希娟（《红色娘子军》中饰吴琼花）、陈强（《红色娘子军》中饰南霸天）分获最佳男、女演员奖和最佳配角奖，《红旗谱》摄影吴印咸、《洪湖赤卫队》作曲张敬安和欧阳谦叔、《马兰花》美工丁辰分获最佳摄影、音乐、美工奖，《两种命运的决战》《亚洲风暴》获最佳长、短纪录片奖，《征服世界最高峰》获摄影奖，王喜茂、牟森、屈银华、石竞、王富洲、刘启明获最佳纪录片摄影奖，《杨门女将》《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小蝌蚪找妈妈》，分获最佳戏曲片、美术片、科教片奖。

1962年5月22日，颁奖典礼在北京政协礼堂隆重举行，首都工人、农民、驻京部队、大中小学学生及电影观众代表共1000多人参加。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代表文化部致以热烈祝贺，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亲自颁奖。当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制作奖杯材料匮乏，以一纸证书和领导名流墨宝为奖品。祝希娟和崔嵬代表获奖者讲话。

当晚，在京电影工作者与获奖人员联欢，周恩来与分管科教文卫工作的陈毅副总理特地在百忙之中赶来参加，向全体获奖者表示衷心祝贺，勉励他们珍惜观众给予的荣誉。

周恩来对获得最佳女演员奖的祝希娟说：“希望你很好地学习和生活，表演艺术上不断地取得新的成就。”祝希娟表示：“周总理对我的希望，不仅是对我个人的希望，也是对所有青年演员的希望。”周恩来为影片《洪湖赤卫队》获得最佳音乐奖而高兴，赞赏说：“这是革命抒情歌曲，王玉珍同志唱得好，‘洪湖水浪打浪’多么动听啊！”

他还与《大众电影》编辑部同志交谈，详细询问了“百花奖”评选情况。当听到这届电影“百花奖”只是限于近两年出品的影片参加评选，他有点惋惜地说：“我以为影片《林则徐》不错，《青春之歌》不错，《五朵金花》也不错……却没有赶上这次电影‘百花奖’的评选，总觉得有点‘不公平’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是对的。”他表示，通过群众性的评选活动，对电影工作者联系群众，听取群众意见，了解群众要求，是一个好办法，有利于促进电影艺术的繁荣。

第二届“百花奖”评选引起了更大轰动。《大众电影》编辑部共收到18万多张选票，评选结果刊登在《大众电影》1963年第5、6期合刊上：

《李双双》一举夺得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李凖）、最佳女演员（张瑞芳）、最佳配角（仲星火）4项大奖。《刘三姐》获得最佳摄影（郭镇铤、尹志）、最佳音乐（雷振邦）、最佳美工（童景文、张起旺）3项大奖。曾经出演《董存瑞》的张良，因在《哥俩好》中成功饰演了一对孪生兄弟而获最佳男演员奖。《中印边界问题真相》获最佳长纪录片奖、最佳纪录片摄影奖（泽仁、计美登珠、田枫、扎西旺堆）。《人民公敌蒋介石》获最佳短纪录片奖。《知识老人》《大闹天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分别获最佳科教片、美术片、戏曲片奖。因执导被授予荣誉奖的《槐树庄》，女导演王苹获最佳导演奖。获荣誉奖的还有短纪录片《保卫古巴》《在激流中》，科教片《中国武术》《巧种多收》。

1963年5月29日，颁奖大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仍由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亲自颁奖，奖品为奖状和文化名人亲笔题诗。周恩来和陈毅再次出席联欢晚会，向获奖人员表示祝贺。

周恩来高兴地对抗战时就已认识的张瑞芳与王苹说：“这次你俩老战友又一起获奖，真是难得的盛会啊！”他还亲切地与杨小仲握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拍得好，有你导演的一份功劳！”他拍着张良的肩膀说：“祝贺你这次得奖，希望你继续努力！”

合影留念时，大家请两位领导坐在中间。周恩来谦虚地说：“今天是你们的节日，你们才是主角。你们坐中间，我坐旁边。”他坚持让年纪最大的杨小仲坐在中间，自己与陈毅各坐在一边，留下一段佳话。

第三届“百花奖”评选如期于1964年初开始。周恩来专门作出指示，要求总结前两届“百花奖”的经验，继续办下去，要办得更好；要深入到工厂、公社和连队去组织工农兵和各阶层人民群众参加评选。同时，群众性的评奖活动是电影工作者听取广大观众意见的一种良好方法；要防止锦标主义，防止个人比高低。据此进行改进，由文化部、中国影协、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电影处、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联合举办，中国影协领衔并总其成，评奖项目仍为各片种各行档共15项，但增加获奖名额，统称“百花奖”不分等级，以获选票多少列先后。截至6月初共收到有效选票90余万张，《大众电影》编辑部立即开始紧张有序的统计工作，并得到上海沪光职业学校学生帮忙，很快产生评选结果，但因政治形势变化，文艺界开始整风，迟迟未能公布并颁奖，对外称“延期举行”。至1965年2月，中国影协正式告知联办部门及相关单位，因“没有体现当前党所倡导的方向，积极鼓励和提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精神，也不符合当前文化革命的形势，因此，决定取消第三届‘百花奖’评选活动，不再公布评选结果和发奖”。

此次评选计票结果显示，最佳故事片为《南海潮》《甲午风云》《停战之后》；最佳编剧为蔡楚生、陈残云、王为一（《南海潮》），乌·白辛（《冰山上的来客》），辛毅（《停战以后》）；最佳导演为蔡楚生、王为一（《南海潮》），崔嵬、欧阳红樱（《小兵张嘎》），林农（《甲午风云》）；最佳男演员为李默然（主演《甲午风云》）、张平（主演《停战之后》）、安吉斯（主演《小兵张嘎》）；最佳女演员为王晓棠（主演《野火春风斗古城》）、吴文华（主演《南海潮》）、王丹凤（主演《女理发师》）；最佳配角为石小满（参演《南海潮》）、王心刚（参演《野火春风斗古城》）、田华（参演《夺印》）；最佳摄影为王启民（《甲午风云》）、张翚（《冰山上的来客》）、李生伟（《南海潮》）；最佳音乐为雷振邦（《冰山上的来客》）、巩志伟（《怒潮》），吕其明、肖培珩（《红日》）；最佳美工为卢淦（《甲午风云》）、史维钧（《冰山上的来客》）、黄冲（《南海潮》、《七十二家房客》）；另有《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不平静的夜》《穆桂英大战洪州》《孔雀公主》分获最佳纪录片奖、科教片奖、戏曲片奖、美术片奖。

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与出席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的文艺工作者亲切交谈

在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群众电影评奖活动隆重开展的同时，酝酿已久的电影“造星”悄然运作，这就是“新中国人民演员”评选，即遐迩闻名的“22大电影明星”。

此举源于1961年6月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当时提交会上讨论并获通过的《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八条”）和《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即“电影三十二条”），都提出“实行优秀作品和优秀表演的奖励制度。文化部门、文学艺术团体和报刊，应该有计划地举办各种创作和表演的评奖，给予精神的或者物质的奖励。我们反对作家艺术家追求个人名利，但是，我们需要有一大批为人民服务的，并且为人民所承认的名作家、名演员、名艺术家”。强调“演员是电影艺术形象的主要体现者”，“同时建立必要的奖励制度”。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在讲话中说，“我们反对明星主义，但还是要有明星”，“应该培养那些有强烈吸引力的演员”。

此事引起周恩来的关注。会议期间，他邀请42位与会电影创作人员和有关领导到西花厅做客，并说出了自己的思索：“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东欧的一次电影节上，《翠岗红旗》得大奖，我们的电影已在世界上崭露头角。《革命家庭》参加第二次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饰演女主角的于蓝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这些年来，我们还拍摄了许多高质量的电影。我们的电影工作已经今非昔比。当下在全国各地的电影院里，为什么挂的是苏联影星的大幅照片，我们已建国12年了，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明星嘛！”

几天后，“七一”建党纪念日，周恩来和与会代表同游香山。在双清别墅座谈时，他再次就评选中国自己的电影明星一事征询意见。他说：“苏联、朝鲜都有人民演员、功勋演员，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大家说说。”演员们一听笑了起来，都知道一旦评上“某某演员”待遇就不一样，国外这类演员访华都是按他们在国内享有的“高干”标准接待的，于是纷纷“谦虚”地表示：我们国家情况与他们不一样，我们是电影工作者。周恩来感叹道：“还是我们的电影演员觉悟高啊！”他仍叮嘱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副部长夏衍：“要把我们自己的明星选出来！”

会后，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就此到基层调查，了解到观众很欢迎和喜欢在电影院里挂一些我国有成就的电影演员的照片，遂根据演员及其所演影片的影响力拟定初步名单。在征求各电影厂意见的基础上，于1962年4月向文化部电影局报告，提出22位电影演员名单并按北影、上影、长影、八一4个电影厂及男女顺序排列为：崔嵬、谢添、陈强、张平、于洋、于蓝、谢芳、赵丹、孙道临、白杨、张瑞芳、秦怡、上官云珠、王丹凤、祝希娟、李亚林、庞学勤、张园、金迪、王心刚、田华、王晓棠。电影局呈报给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得到批准。中影公司遂印刷了22位电影演员的肖像，按当时的宣传发行办法，统一提供给各个电影院、俱乐部等放映机构，由他们自行悬挂。我国在国外举行博览会和电影活动时，也悬挂了这22位演员的照片。

当时处于强调国家和集体、批判个人名利思想的20世纪60年代，况且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有过“清除好莱坞电影运动”，包括“三大法宝”之一的“明星制”，电影队伍经历了“去明星化”在内的思想改造，因而中影公司就此与各电影厂联系时，并没有具体说明原委，仅表示需要印发演员照片，经文化部暨电影局同意悬挂，亦是以“新中国人民演员”的名义。这对入选演员不啻为一种荣誉，但与工资待遇等没有关系。22位演员大都表示，在看到电影院和俱乐部悬挂的个人照片之前，并不知道自己被推选，即使通知去拍照片也不明用途，有的更是连自己照片被挂出都丝毫不知。

尽管如此，这一评选还是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它既是对入选演员出色演技的肯定，也是对他们参演影片的褒奖，成为电影表演艺术的表率，体现了新中国电影艺术的成就，受到广大电影观众的盛赞和拥戴，大家亲切地称之为“22大电影明星”，不仅到电影院里去看这些演员照片，而且还希望把这些照片带回家。北京市美术公司应市场要求印刷了75万张“22大电影明星”照片，仅在8个月内就卖掉了21万张。中国图片社也印制了大批“22大电影明星”照片，供各个照相馆出售。

因在文艺整风中受到指责，1964年9月27日，文化部电影局不得不下达《关于撤销影院悬挂电影演员照片的通知》，新型电影明星制度建设探索之举戛然而止，但它在新中国电影史上还是留下了短暂、炙热的“追星热”印记，成为电影艺术繁荣活跃的一大标识，“22大电影明星”的美好形象永驻观众心中。

“文革”结束后，电影事业重获新生，随着创作和生产的活跃，各种评奖开始复苏并获更大发展。始评于1957年的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在停止22年后率先重新启动。文化部相继颁布实行《优质影片生产奖励试行办法》《优秀电影创作奖暂行办法》，后衍变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电影局主办的“华表奖”。中国电影家协会恢复中断17年的观众评选“百花奖”，与随后创设的专家评选的“金鸡奖”联袂并列，连同“华表奖”，成为中央批准的常设全国性文艺大奖，号称中国影坛三大奖，反映了中国电影所处新时期复合型生存环境与生产条件的特点。与电影明星机制构建相关的评奖，同样有很大进展。1985年初组建的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创办由从事电影表演创作的演员自己评自己的专业奖项“学会奖”，即“金凤凰奖”，在影坛具有极高权威性、专业性和广泛影响力。

1994年2月，广电部电影局和中国影协在北京联合表彰当年“22大电影明星”，其中16位欢聚一堂，热泪盈眶接过镌刻有“人民不会忘记”大字的金质奖杯，深切缅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给予的关怀，不啻影界对一代伟人为繁荣中国电影艺术丰功伟绩的感念和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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