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杜绍斐（ID：shaofeidu），作者： 杜少，头图来自：《非自然死亡》剧照截图

“哎呀，你们就放心吧，还不相信我的能力，第一个月发工资了给你和爸爸一人送一份礼物！”

21点30分，挂掉爸妈电话，21岁在北京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木木，不顾二手床垫上的酱汁污垢，重重地躺了下去。

脑海里又浮现起之前爸爸看《北京女子图鉴》时，对着自己的感慨：“我看了这个电视剧，剧里的女孩过得特别惨。”

“都是电视剧里演的。”

但爸爸还是回：“我一想到你以后就是这样，我就特别难受。”

2020年毕业选择留在北京，木木面试了五六家都难以称心，辛苦无处诉说，她意识到：进入社会后的生活，终究还是和学生时代不一样了。

据教育部统计，2020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高达874万，较之2019年增加了近40万。与此同时，BOSS直聘数据显示，2020年除房地产外，其余行业应届生岗位需求大幅降低，新增岗位同比降幅49%，100人以下小微企业更达到了60%以上。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找到一份工作已属不易，生活水准降低成为必然。

在北京望京一间不到15平米的合租房内，木木望着天花板上的白色水泥，算起了自己这个月的收支。

到手工资7k，房租2k7，按照大学期间的消费水准和周边的物价水平，中餐晚餐各30、早餐20，一个月2k4，还有水电费200，话费50，通勤费100，健身房会费300，不算上生活用品和化妆品就近6k开销，还答应好的要给家里人准备礼物…...

不能让爸妈再担心自己的生活，更不能从爸妈那里要生活费了，还得攒钱为以后考虑——在很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看来，社会对自己的“毒打”，是从消费降级开始的。

一、“离家后，再也没人为你的奢侈买单了”

木木出生于南方一座四线城市，父亲是公务员，母亲也在政府部门，但没有编制。

从小到大，木木在外吃饭、穿衣、学校交各种费用，爸妈从来是二话不说，直接掏钱。每年过年前，妈妈都会带木木去挑一套比家中其他亲戚孩子都漂亮的新衣服。

木木一直认为，自己家的生活条件还算不错。直到今年因为疫情在家小半年，木木才发现——

由于家里新添一个1岁半的弟弟，自己不在家的日子，父母买一斤猪肉都会嫌贵，能在单位食堂吃，就不回家做饭；出门能走路就尽量走路...全家每月收入加起来也就1W左右。

今年毕业前，木木在南方已经找好了一份薪资更高的工作，只是不愿放弃在北京读书的男朋友，她留在了北京，开启消费降级体验。

吃上的降级最直接。以前在学校，点一次外卖动辄30+；工作后，木木尽量将一餐的开销控制在25元以内，超过30元的外卖一律不点。

为省钱，木木还特意开通了省钱类软件。为了积攒吃货豆，兑换抵扣红包，木木每天按时按点地点外卖，完成任务。晚上20点后的“夜宵任务”有300个豆，她每天下班回家，等到8点后再吃晚饭。

衣服和日用品也必须精打细算。

读书时代，有时一个月能买5、6件衣服；工作以来的这两个月，她没有买一件新衣服。

周末与室友去逛宜家采购生活用品，买了一叠碗、筷子、抹布、毛巾、水杯、衣架......在购物小票上，除了一把49.9元的菜刀，其他没有一件超过10元。

对木木来说，大学时期的一些“面子”也不再重要。

大学期间向来鄙视“薅羊毛”、“折扣券”优惠，工作后竟然微信加了一个“天天撸免单群”，QQ也加了一个“专挖折扣种草群”。每次网购前，她肯定先到群里的客服那里搜一搜有没有优惠券——

木木心头冒出一句话，因为离家后，再也没人为你的奢侈买单了。

二、“都多大的人了，不好意思再找父母要钱”

如果说，木木是消费降级，那从洛杉矶硕士毕业回国的陆明，简直是“消费蹦极”。

陆明父母和老家都在浙江，父母忙于生意，无暇顾及他的生活起居。自初中起，陆明就一个人在北京住校。

后来，陆明本科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父母给的一个月生活费高达7、8万。那时同学聚餐，陆明总会买了所有人的单。在外留学期间，一学期的所有开支加起来有小60万人民币。

但去年8月回国，受疫情影响，今年5月份才在北京找到工作的陆明到手工资只有7千。

经济影响下，陆明自觉过得有些捉襟见肘。

回国工作节奏更快，陆明没有自己做饭，本科期间一餐60+的外卖不再点，工作后的陆明只点30元的外卖。和以前的朋友聚餐时，陆明也开始AA支付。

对陆明来说，留学期间开销最大的地方莫过于游戏和服装，现在直接断崖下跌。

曾经每年都会买一些Burberry的衬衫，Gucci鞋，回国之后通通换成了ZARA和耐克。

原先打dota2充值至2000级，现在只充到1200级就不冲了。少充的这800级相当于节省了三四千块。

“今年28岁了，都这么大的人了，不好意思再向父母开口要钱了”，他如是说。

有意思的是，陆明还是找家里要了钱，7000元的住房资金。

因为留学期间，不喜欢和别人合租共用一个厨房，工作后，习惯了一个人的陆明也还是受不了和别人合租。

我问他：“为什么房租还要父母付？”

陆明回：“因为房租真的付不起啊，没办法。”

——“居住上我是不会让步的。”

三、“工资还没以前的奖学金多”

同陆明一样，回国工作即消费降级的还有花生。

去年，他留学回国，凭借硕士学历应聘了天津一所大学的教师工作，有编制。花生大学期间在港澳留学，每月都能拿到7000全额奖学金，但刚刚参加工作，花生月薪甚至低于自己的奖学金数目。

谈及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花生说：

“我觉得当大学老师还不错，有假期去旅行，一直接触年轻人。而且这类事业单位工作，如果没有编制可能受欺负，我家境不错，所以有编制薪资低一些也没关系。”

尽管条件不错，但由于必须承担自我开销，花生依然拮据。

比如，专门在网上以7~8折购买面包店的储值卡。到夜里，再去面包店用淘到的储值卡，买第二天的早餐。因为晚上很多面包店会打折，避免过夜。

工作前，花生还喜欢一口气买很多水果，最后发现，有一半的水果最终都吃不完烂掉，钱也白白浪费。现在，他会一两天买一次水果，每次只买一点点。

喜欢喝牛奶的他也只选择大包装，算下来比小包装更加便宜，放冰柜里也能喝上好几天。

工作后，花生还开始网上淘二手货。

在二手APP上搜索“离开北京”、“北漂”之类，能看到很多急售低价的东西，一般品相都很好。

他曾经用600多块淘到了原价999元没有拆封的kindle，还7折买到了全新吉他和若干学习资料、优惠券。

“最值的是那种订了酒店自助餐门票但是没法退款，只能低价转让的。”花生说，但这些他没买，因为用不上。

省钱路数需要线上线下双联动。花生也养成了收藏连锁餐饮品牌优惠券的习惯，“KFC兑换码有时很超值，山姆店可以购买次卡，也很划算。”

我问花生，明明他的工资足够应付生活，无需这么抠，为什么还是给自己断崖式降级？

他的答案是，攒钱旅游。读书时代，花生每年会有2~3次的国际旅行；但是工作后，工资不够支付旅游的开支，花生开始节流，并总结出了许多省钱大法——

今年，花生计划去西班牙、格鲁吉亚看看。

四、“感觉自己就是一颗新鲜待割的韭菜”

有意思的是，有人的消费降级是主动，而非受现实影响。去年毕业，留在洛杉矶工作的柚子就是其中之一。

柚子父母从事技术工作，收入有一定保障，家乡也是座小城。刚来到美国时，身边朋友都在彩妆和护肤品上蹭蹭升级，周遭氛围“引诱”着年轻的女大学生投入消费怀抱。

价格是主要驱动，国内六七百的彩妆护肤品在美国只需要三四百，且美国营销热度不比中国小，“北美省钱快报”三天两头打折。柚子觉得实在太划算了，一次又一次剁手，最高记录是在黑五期间买了四千多美元的美妆和护肤品。

不仅彩妆护肤品，由于当时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众多低价的大牌包和鞋履，为了Logo，柚子每个牌子的经典款恨不得都有一个。

“还好那时候自己还有药可救，舍不得花爸妈的辛苦钱，头两年不算书包只买了两个包”，柚子说。

大三时，柚子发现，护肤品消费上，折腾半天，皮肤也没啥变化。买的包用得到时少之又少。一个原本心动的款式，用了三次便不再喜欢，几乎全新，就转手卖给同学了，原价二百多美元，八十就卖掉了。真的心痛地难以自持。

消费过度带来的麻烦不止于此。由于经常搬宿舍，囤积太多的瓶瓶罐罐都要折腾好久，筋疲力尽，自己忍不住暗暗发誓以后不要再买这么多东西了。

正当愈发怀疑消费是否合理的一天，柚子读到关于“资本主义的陷阱和我是一颗韭菜”探讨，想起自己皮肤敏感不爱化妆，却买了大量化妆品，用过两三次后就等着沾灰，而箱包也并未真正给予她期待的满足感，到最后，很多东西不是卖了，就是扔了——

“感觉自己就是一颗新鲜待割的韭菜”，柚子说。

醍醐灌顶般，柚子下定决心要逃离消费主义的洗脑， 能代替的就不购买，能借用的也不买。

她不仅缩减了自己的服装和彩妆、护肤品开支（上图为柚子目前所有的彩妆、护肤品），原先专门切芒果、去樱桃核的器具都被替换。亲戚闲置的豆浆机，柚子也拿来使用。

原先在厨房，会使用厨房纸，现在也换成抹布。厨房纸的使用速度也减少到了半个月一卷。

各类用品更新迭代也降低。两年前买的iPhone 7还打算继续用三年；四年前买的MacPro电脑，也打算继续用下去直到它不能开机；五年半前买的Beats耳机也用到了现在；除了男友送的TomFord墨镜，再也没有买过其他新款。

柚子还将个人消费“极简”化的经历感受发到某平台上，收获1000赞，其中，她引用了一段自己深以为然的话：

所以等下次你冲动消费的时候就要想一想，这是不是他们的陷阱？我是不是韭菜？思考完这两个问题再决定要不要掏腰包。反正对我还是蛮管用的，每次我都会思考这钱是不是花在刀刃上了。（来自知乎用户Vickyy）

平心而论，无论花生还是陆明实在不算落魄，甚至是木木也仍然有给父母买礼物、去健身房的生活调料可选。

但可以明确的是，他们确实从学生过渡到工作中，感受到消费落差。

BOSS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应届生岗位的平均招聘每月薪资为5838元，这一数字放在北京、上海，甚至二线城市也无法提供房租开外的所谓“精致生活”。

这些刚步入职场的应届人里，有人大学时每天都要来一杯“星爸爸”，毕业后，只能选择咖啡粉配法压壶；有人曾买sk2都不眨眼，现在买ipsa还要选最便宜的组合；有人一张学生证想去哪个国家就去哪个国家玩，毕业后却养成了只加购物车，等淘宝大促、节日时一起买的习惯，有时甚至还要拿出小本本，算哪一种组合满减更优惠。

无论是被迫降级或是主动降级，起码，这些年轻人们都可以独自承担起生活的负重，开始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这样的成长不是花钱能买来的，有的人也许一辈子也没明白——

“消费降级”未必是坏事，反而令更多人找到真正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和生活状态，与其感慨“降级”，不如欣喜于这种“升级”。

正如岸见一郎在“被讨厌的勇气”一书中提到的：

所谓自我接纳，就是不去关注“无法改变的”，而是去关注“可以改变的”。

虽然房租、物价、目前能拿到的薪资无法改变，但是这些年轻人能够主动为自己的生活做决定、做选择。

所谓“消费降级”，不过是每届年轻人必经的成人礼。而人生中的种种“升级”，也是从这里开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杜绍斐（ID：shaofeidu），作者： 杜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