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大凡朝代或时期的终结，几乎皆与贪腐有所关联。对一个于内忧外患的国家或朝代而言，贪腐，犹如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官员种种腐败不胜枚举，其中最严重的，是跟蒋介石有姻亲关系、掌握国民政府钱袋子的孔祥熙。

抗战胜利前夕，“美金公债舞弊案”东窗事发，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从中狂贪了26亿。1945年春开始，蒋介石的日记里频频出现一个名字：庸之。庸之是孔祥熙的字，蒋介石把对他的失望、愤慨、意欲彻查的想法都写到了日记里。但宋美龄偷看了蒋介石的日记，急忙将“上意”透露给了姐夫孔祥熙。

1942年，全面抗战坚持到了第五个年头。国民政府为应对财政与军费的日益膨胀之需，以美国对华五亿贷款中的一亿元为基金，于西南、西北地区开始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基金以美元的形式发售，国民政府宣称，人民可以以每元折合国币20元的价格购买，等到抗战胜利后，可兑换美元。

虽有美金作底，但各地百姓的认购态度很消极，能观望的不会马上认购，能少购的不会多购。截止1943年秋，全国世纪售出的公债券，没不到预定计划的一半。

并且不少人购买之后又产生了质疑，不相信想来能兑换美金，因此都想办法脱手，在黑市上以一元公债券折合17~18国币的价格售出。不久后国内发生了通货膨胀，国币大幅度贬值，美金公债券升值到一元可值30元、而后273元的地步。

鉴于当时的经济状况，身兼财政部长与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向蒋提议终止美金公债的发售。国库局局长吕咸，从中看出了损公肥己的机遇。于是1944年1月，他授意债券科长熊国辉写了一份签呈，向上级提出，因为目前所剩的债券余额还有不少，希望上级能允许职员们按照官价购进，“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

表面看来，内部认购，既符合公债发行的规定，也算是为国库局员工谋了福利。但现实是，在通货膨胀的时期，“员工”仍以以往的低廉价格买到了美券。

吕咸想出的这一舞弊招数，让这笔可以影响国家命运的巨款，成了国库局少数“同人”的个人财富。而吕的一切操作，都是在孔祥熙的认可、盖章的前提下进行的。做为回馈，吕咸在当年2月就孝敬给孔祥熙350万元美金公债券。其后，他们又通过买空卖空、以票换票的方式贪污了近800万元美券。两项总计下来，折合当时国币约26.47亿元。

但事情总有败露的一天，1945年春，孔祥熙、吕咸贪污近一年后，在国库局供职的几个爱国、有正义感的年轻人知道了此事，并向国民政府发起了秘密检举。事情很快“上达天听”，蒋介石在3月19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笔：“研究中央银行舞弊案。”

3月底开始，蒋介石几乎每天满脑子都是美金公债案，那期间的日记里几乎隔天就会提到此事，他的意见是追究、彻查。因为发现中央银行关于美金公债的账目不清，他授权财政部长俞鸿钧（原财政次长，1944年11月孔祥熙卸任财政部长后，俞升任此职）

俞鸿钧与孔家渊源颇深，但蒋介石派他彻查，他并不敢怠慢。4月8日，俞鸿钧向蒋介石递交了调查结果：美金公债停止出售后，剩下的公债居然几乎全售空了。据调查，买主给出的名字、地址都是假的，有的填写的地址，还都在上海、南京等沦陷区。

蒋介石立即指示陈布雷彻查账目手续。对于美金公债案的了解，他已经有了一些把握，4月10日，他在日记里写到：“考虑彻查美金公债案已得要领，不难追究也。”

比较棘手的是，孔祥熙当时在美国。自1944年6月起，孔祥熙去美国参加会议，顺道治病为由，就留在了美国。于是4月10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饬令该行经管人员负责，全数追缴归还国库，不得贻误，并将追缴之确数呈报。”

第二天，孔祥熙回电，打了一顿官腔，装了一番糊涂，“弟不详悉”，随后说，等我病好了再回国处理。4月14日，蒋介石的日记写道：“须待庸之病痊回国也。”但孔祥熙一再拖延，4月30日，蒋介石日记写道：“接庸之电，令人烦闷，痛苦不知所止。”

5月初的国民党大选中，孔祥熙落选常委。蒋介石在日记中，表达了对他“信望坠落”的失望。这时蒋介石已经有意抛开孔祥熙了，但又有些碍于情面。这时蒋介石已经有意抛开孔祥熙了，但又有些碍于情面。

6月1日，蒋介石日记写道：“（庸之）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这意味这蒋介石对孔祥熙彻底失望。

7月，傅斯年向国民参政会提案揭发美金公债案，联署者达21人。这事一出，蒋介石不得不马上处理公债案。好在这时，孔祥熙已回到了重庆。接下来几天，蒋介石“嘱其好自为之”，并将案子的进展和舆论情况都告知了他。

但孔祥熙的态度是，不配合、一概不认。14日的蒋介石日记中又提到了庸之，甚至用了“可耻之至”四个字。至当月底，孔祥熙虽对美券之下落有所交代，却依旧矢口否认自身存在任何舞弊行为。

这期间，宋美龄偷看了蒋介石的日记。发现了他几个月来对孔祥熙的态度转变，于是她赶忙通知自己的姐夫想办法抽身。七月下旬，孔祥熙向蒋介石提出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之职，蒋介石准许，并命俞鸿钧继任。

蒋介石用这种轻描淡写的方法处理了一个如此巨大的贪污案，在他的日记中，称自己为“公私兼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