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月1日的《新闻联播》中，有这样一段报道：“从今天开始我们的《新闻联播》节目，将由录制播出正式改为直播，目的是为了提高新闻的时效、努力满足社会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播报这段内容的，是时年35岁的李瑞英。从此，她和罗京搭档，作为《新闻联播》直播的主持人，每晚七点雷打不动地出现电视机里。
在这样不容有失的岗位上，李瑞英创造了28年零失误的记录。她是优秀的新闻人，但无人看到了她事业风光背后的遗憾。作为母亲，她一直觉得对不起坠楼的儿子，但若重来一次，她还是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因为坚守岗位是她的使命。
《新闻联播》从1978年开播以来，一直是中央电视台的名牌节目，到90年代，已拥有近8亿观众。开播以来，该栏目一直采用录播方式，原因在于，它是全国新闻节目的重中之重，备受世人关注，不可仓促、失误。
到了90年代中期，中央电视台已经为该栏目的直播做了三年准备工作，已培养了一大批能熟练操作直播的编播技术人员，而全球信息飞速变化，带给观众对新闻时效的加倍苛求，也使得央视领导不得不考虑，扫除该栏目的直播“死角”。
1996年1月1日，《新闻联播》第一次直播，主持人是李瑞英和罗京，台里决定由他们先直播两周，作为试验和后继者的样板。央视之所以选择李瑞英，跟她的个人专业素养有关。
李瑞英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普通话极其标准，音色圆润、吐字清晰，个人形象也端庄大气，这使得她在众多播音员中脱颖而出。毕业第一年，她已有了国庆35周年阅兵和焰火晚会的大型节目直播经验，而后又回到母校任教，理论素养扎实。1987年，她与中国社科院研究院张宇燕结婚。
那时，李瑞英在北广任教，张宇燕也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两人在事业上齐头并进。后来李瑞英进入央视，虽然有主持经验，但作为新人一开始没有出镜机会。张宇燕开导她：“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多看看书，向老同志学习，积蓄能量。”
当时央视没有直播，而上海电视台不仅有直播，还有现场采访。一次台里有和上海电视台的播音员进行交流换岗的机会，但因为要把工作关系从央视调到上海，很多播音员都不愿意。张宇燕鼓励李瑞英，并答应他会全力照顾好双方老人，李瑞英于是主动跟领导申请去了上海台。果然，在上海台期间学到了很多新观念，回到央视后，她终于有了上镜的机会。
有了儿子以后，李瑞英的公公婆婆主动帮忙带孩子。后来李瑞英开始主持《新闻联播》，张宇燕事业也蒸蒸日上，经常去国外做学术访问。李瑞英觉得，不能让丈夫有后顾之忧、也不能耽误自己的工作、更不能一直让年迈的公婆操劳，于是她想到了保姆。保姆是她亲自到劳务市场找的，能干、本分。
但李瑞英并不是把一切家里事都扔给保姆，那时婆婆重病入院，她下了班就往医院跑，亲自在病床前伺候，以至于其他患者和医生都以为，她是病人的女儿，张宇燕是病人的女婿。后来婆婆病逝，一家三口又带着保姆搬到李瑞英父母家，那时李瑞英的工作时间在傍晚，每天都是张宇燕在晚饭后陪着岳父岳母散步。
1998年的一天，距离直播开始还有20分钟，李瑞英正在争分夺秒地熟悉稿件，突然接到了保姆的电话：儿子从家中的窗台跌到了楼下，情况很危险。作为母亲，李瑞英当时的精神一度崩溃。但她要求自己快速冷静下来，且马上做出了理性分析。
出于母亲的本能，她当然想第一时间赶到儿子身边，但当时的通讯和交通条件不比如今，这是最让她着急的问题。她快速估计从央视大楼赶回家需要多久，意识到自己赶回去并不能从实质上解决问题。
于是她又马上考虑，如果她离开，时间还够不够时间临时替换主持人，显然是不够的。而《新闻联播》作为国家级权威新闻节目，直播流程很严格，主播临时缺席会导致节目无法正常播出，甚至影响全国其他新闻栏目的节奏。
几分钟之内考虑好这些后，李瑞英决定坚守岗位。她在电话里告诉保姆，拨打120赶紧将孩子送医，自己会在下播后赶到医院。放下电话后，她没有对任何同事说自己家里的事，忍着悲痛做完了直播，没出一点纰漏。
后来李瑞英在采访中回忆起那一天的经历曾说：“那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20分钟，每一秒都在煎熬”。随后几年，网络开始发达，李瑞英孩子坠楼的事在网上泄露。
有人认为，她是个优秀、伟大的新闻工作者，在个人危机和职业责任间选择了后者，体现了新闻公民工作者的职业操守和对国家任务的担当。正如央视对她的评价“展现了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素养”。
也有人对她的做法持批判态度，甚至说她是“冷血母亲”。有网友阴阳她“工作比孩子的命还重要？”有医学领域人士头头是道地在网上给出分析，称孩子那么小，坠楼极有可能造成颅内出血，而李瑞英的举动很可能让儿子错失黄金抢救期。
所幸，儿子平安无恙，李瑞英在2014年开始退居幕后。当时水均益曾在一次采访中批评她：“开了个很坏的头，难道以后中国干电视，稍微上点年纪就不能干吗？”李瑞英没有对此做出回应，或许，她选择在50出头退下来，是想弥补对儿子的亏欠。
当年她为了工作做出了那样的决定，但多年后谈及此时，并不鼓励其他母亲效仿：“现在的职场环境更人性化，母亲在危机时刻应优先保障孩子，但1998年的我没有选项。”但假如重来一次，相信她还是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参考文献：
《劳动保障世界》2010（05）
《电视研究》1996（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