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多年的革命战争中，作为我军的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发动了百色起义，又率领刘邓大军立下赫赫战功。在社会主义时期，邓小平又长期担任了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在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跟军中许多高级领导人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与军队将帅的交往更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个激动人心的人际佳话。

其中，邓小平跟老部下陈锡联的交往更是令人印象深刻，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昔日金戈铁马的壮观场景，闻到鼓角铮鸣，更能够领略到邓小平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几个月以来，晋冀鲁豫解放军在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的率领下，接连打下胜仗。与此同时，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也让部队中开始滋长出一些骄傲的情绪，有的指战员甚至开始不检点，不仅斗志松懈，就连群众纪律也出现问题，导致军民、官兵团结不太好。

在数十年的斗争中，邓小平不仅有出众的军事指挥能力，而且，在治军方面也十分严格，政治上要求绝对服从中央和军委领导。他更是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经常深入基层检查，一旦发现不良倾向，便立即开展整顿，他深知军队纪律的重要性。因此，在这一背景下，他决定召开一次整顿纪律、增强斗志的会议。

9月10日，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和七纵队司令员杨勇奉命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开会，这一天正好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去野司的路上，陈锡联心想：这次一出陇海，就活捉了赵锡田，仗打得虽然辛苦，但战果颇丰。开会时间还选在了中秋节，这下可以去野司吃月饼了。

陈锡联一到野司，便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没有原本以为的热闹、轻松的氛围，相反，他察觉到了一丝紧张。

各纵队的司令员们刚刚进入开会场所坐下，政委邓小平便宣布开会。一开始，他便直奔主题说出了今天的主旨：“今天，我们开个‘不握手’会议。”

话音一落，各纵队司令员们面面相觑，陈锡联也意识到了这次会议的严肃性。

邓小平扫视了一圈在座的部下后，继续说道：“今天请你们来，不是来欢度佳节，更不是来庆祝胜利的。不要以为刚打了两个胜仗，就沾沾自喜，心满意足了。我们要多想想自己的不足，这几个月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部队的纪律如何？内外团结有没有搞好？在指挥作战中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好，现在就请大家发言吧。”

随后，刘伯承、参谋长李达和副政委张际春相继发言。会议一直开到了下午，中间简单吃过饭后又继续开会。

下午一两点时，不断有人急匆匆进来汇报敌人情况：报告，敌人五军和十一师正在逼近。但是，邓小平始终紧绷着一张脸，就是不散会。会议的气氛一下就变得紧张起来，这时，有人提议先稍微休息一会儿。

趁着会间休息的这一会儿，陈锡联悄悄找到杨勇，“人贵有自知之明”。陈锡联对杨勇说，“看来今天只要咱俩不做批评，这个会就散不了。”

“是啊。”杨勇深有同感，“回去以后，我先做检讨。”

会议再次开始后，杨勇率先发言，说：“七纵的军民、民政关系不好，仗打得也不好，这些都应该由我负责，我回去后，一定好好整顿，提高斗志。”

杨勇发言完毕后，陈锡联急忙接过话茬，检讨道：“三纵出现的问题，也是我的责任。”

陈锡联话音刚落，邓小平便站起来，宣布道：“好，会议就到这里，现在散会。”

尽管邓小平在会上没有多说些什么，但这次“不握手”会议仍然给陈锡联等部下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后来，每当陈锡联回忆起当年的这次会议时，便对身边人感叹称：

“邓政委对高级干部的要求更加严格，尤其是在重大是非原则问题上，他是决不迁就的；但他对这些干部也非常信赖，相信人们的觉悟，知道高级干部们一旦认识到错在哪里，就一定会勇于克服的。”

回到部队后，陈锡联、杨勇等司令员立即着手进行了有效的整顿。

1947年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蒋介石调集20多万兵力“围剿”。12月，刘伯承和邓小平经过仔细商讨，决定分开行动。研究作战部署时，考虑到大别山区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加之刘伯承年纪比自己大，邓小平便建议由刘伯承司令员率领一纵和中原机关转移至淮河以北。刘伯承明白邓小平的关心，但他还是拒绝了这一提议。

无奈之下，邓小平只好“以权相压”，他说道：“我是书记，是政委，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就这样，邓小平率领二纵、六纵和三纵继续留在内线作战，拖住敌军。在缺少物资和后勤支援的极端困难条件下，邓小平带领大别山军民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次，陈锡联来到前方指挥所，见到了邓小平和李先念。李先念见到陈锡联后，关心地问道：“锡联同志，背得动吗（背着敌人行动）？”

陈锡联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一旁的邓小平便抢先说道：“就是要多背一点，背重一点。我们多背点敌人，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拖住敌人几十个旅，就能够让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腾出手来，消灭大量的敌军。釜底抽薪就不能怕烫手，这是个关系到全局的战略行动。”

邓小平的一番话让陈锡联深受鼓舞，并深深地折服于他的全局观念。陈锡联当即大声说道：“请政委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多背敌人的任务。”

1973年4月，邓小平复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生病的周总理工作。1974年下半年，随着周总理病情加重，他多次向毛主席推荐邓小平。最终，毛主席决定让邓小平进入中央高层领导核心。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2月2日，周总理又上交了毛主席一份请示报告，报告内容主要是对邓小平的工作分工问题提出请示：“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毛主席看后，批准了这个报告。这实际上是确定了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地位。

当时，全国上下正处于混乱状态，人们对今后中国发展的方向十分迷茫，除了思想理论上的混乱外，在经济生产、军队训练、教育、文化等领域也都十分迷茫，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决心下大力气继续整顿。

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后，邓小平立即开始着手整顿。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实际上与毛主席不谋而合。

当时，毛主席也意识到了目前国内存在的问题，他多次提出整顿，对军队、教育、新闻、文艺各界的发展十分关心，并提出要重视知识分子。

毛主席的支持让邓小平更加坚定了大力整顿的决心。

邓小平决定先从军队入手进行整顿。他接连提出军队内闹派性、纪律差的问题，并派出优秀干部深入各部队调整班子，与此同时，加强军事训练，精简机构。在邓小平大刀阔斧的改革下，军队很快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随即，邓小平便将目光移向了铁路。当时，铁路部门成为了政治运动的重灾区，出现极大混乱，导致运输堵塞的现象时常发生。货物不断积压，旅客经常晚点，铁路运输的混乱直接导致了城市人民和工业生产的混乱。

鉴于此，邓小平决定从铁路这个影响全国经济的薄弱环节入手。为此，邓小平专门向毛主席做了请示，毛主席听后当即表示同意。

2月25日至3月8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研究解决整顿铁路铁路。

3月5日，邓小平到会讲话。听说了这一消息后，参会代表们早早来到会议厅，等待着邓小平的到来，他们期盼经过邓小平的整顿，铁路能够出现新的局面，公交部门能够有个大的改观。

这一天，距离开会时间还有几分钟，邓小平特意提前来到了会议厅。一进门，他便笑着跟大家点头示意。这时，有几位代表走上前来要跟邓小平握手。

出人意料的是，邓小平举起左手，在空中摇了几下，说道：“今天我们就不握手了，因为目前的工业形势很糟糕，等你们的工作都搞上去了再握手吧。”

短短一句话，让大家内心深受震动，整个会场一时间陷入了静默中。就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时，邓小平便忧虑地开口说道：“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容乐观啊。”

说完，邓小平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对在场的干部们说道：“现在，有一个大局，要在党内多讲。第一步就是到1980年，我们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要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努力奋斗。这个就是大局。”

邓小平介绍完“大局”，稍作停顿后，又紧接着说道：“我听说，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甚至还有‘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声音。这才是大错特错的。”

“目前生产形势如何？”邓小平十分严肃地问道。

参会代表鸦雀无声，不敢多说什么，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当前的真实情况。

邓小平扫视了一圈会场，说道：“现在，闹派性的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妨碍到了大局。这个问题，要摆到全体职工的面前，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必须讲清楚，不讲清楚这个问题，光解决具体问题是不行的。”

随后，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办法，参会人员听后受益匪浅。

最后，邓小平还强调解决现存问题不能拖，他表示：“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在邓小平的指导和关心下，全国铁路运输严重堵塞的问题在4月份就得到了基本扭转，铁路的整顿还带动了全国工业生产的好转。

然而，邓小平大刀阔斧的改革得罪了江青等人，最终，在这些人疯狂“攻击”下，邓小平最终再次远离了领导核心。

更严重的是，邓小平成为了斗争对象，不再露面，这一变化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

直到1976年1月15日，在周总理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这次公开露面也成为了他被再次打倒前的最后一次露面。此后，一场更大的风暴开始了……

1976年，邓小平再次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标志着由他领导的整顿被完全打断了。就在邓小平再次陷入沉寂的时候，他昔日的老部下陈锡联却在步步高升。

1973年12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与李德生对调，正式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当时，正值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

陈锡联一到任，便立即组织勘察了北线地形，勘察结束后才返回北京，一到北京，他便向叶剑英和邓小平做了汇报工作，并针对防线设置、作战部署等问题提出了新的建议和设想。

期间，陈锡联还专门表态支持邓小平关于“整顿军队”的指示，回到部队后，陈锡联便立即开始集中精力对军区部队进行整顿。

陈锡联在北京军区中的整顿工作，是对邓小平的极大支持，更帮助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树立了威望。

1976年2月，邓小平再次远离政治中心，陈锡联一度接手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由于当时邓小平遭到江青等人“攻击”的时候，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他并没有提出过异议，这也成为了他心中难以言说的痛。不过，对于陈锡联在这个时期没有帮自己说话这件事，邓小平却丝毫不在意。

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陈锡联和李先念一起到西山看望邓小平。许久未见，邓小平一见到老部下陈锡联便拉着他的手，兴奋地说道：“不粉碎‘四人帮’，我就见不到你啊。”

1978年秋冬之际，邓小平主动约见陈锡联。陈锡联接到通知后，心中十分忐忑。一见到邓小平，他便开口检讨道：“老首长，我这一生，感到最对不住你的，就是你第二次被打倒时，我没有站出来为你说过话。我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会议上总是可以说一句话吧。但在当时的气氛下，我选择了沉默。”

邓小平听后，连忙摆摆手，对他说道：“那个时候，谁都没有办法，你也是无能为力。”

陈锡联随即又真诚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和不足。见他情绪难过，邓小平安慰道：“有错误不要紧的，改了就是。”

后来，随着党内许多老同志复出，陈锡联在一些场合也感受到了大家对他有些看法。邓小值平知道后，对大家说道：“陈锡联没有野心，他不会造反的，他也不是造反的人。”

此后，陈锡联的处境果然好了很多。而邓小平的解围也让陈锡联十分感动，他曾表示：“他（邓小平）关心爱护部属的长者风范，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使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