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侄女周秉德带着弟弟妹妹来到西花厅看望七妈邓颖超，邓颖超早早便在门口等候。兄妹几个远远地看到七妈便高兴地跑去，随后，邓颖超便在孩子们的簇拥下走进了客厅。

邓颖超和大家一起聊起了家常来，话题时不时提到周总理。这时，邓颖超开始对他们“诉起苦来”。

原来，新中国成立之初，邓颖超原本是被安排进入政务院工作的，但因周总理反对，她只好来到妇联工作。此后，一直到周总理逝世，邓颖超的工作几乎都没有变过。

而在此期间，党内外曾有不少同志都曾提议“为发挥邓颖超的才能，建议她在政府里任职。”

但不管别的同志怎么劝，周总理就是不松口，甚至明确表态“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小超就不能在政府中任职。”

邓颖超是党内少数几个资历深厚的女同志之一，15岁起便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跟周总理结为革命伴侣后，她更是积极参加革命工作，亲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跟随周总理在危机重重的白区坚持开展工作，出色完成了党交代的重大任务。她的能力是公认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复杂的局势，邓颖超做起了“家庭妇女”，并严格实行“三不”，不出门看人、不会客也不写信。她担心因为自己的一个举动横生枝节，给周总理带来麻烦。

邓颖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这十年里，她却选择远离了政治舞台，远离自己热爱的工作，其被压抑的心境可想而知。但相比自己的心境，她更心疼周总理。因此，她无怨无悔当起了“贤内助”的角色，以各种方式保护、支持周总理。

在周总理最艰难的时光里，始终有邓颖超陪伴的身影。

1974年，在筹备四大领导班子时，毛主席点名提拔由邓颖超出任人大副委员长。周总理得知后，表达了强烈反对。

1975年，毛主席不顾周总理反对，专门写了一个手令：

“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届人大上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

谁知，毛主席的手令被周总理私自扣了下来，放进了自己的抽屉里再没拿出来过。就这样，关于四大的人事安排，除了邓颖超之外，其他均按照毛主席的意见传达并照办了。

周总理逝世后，工作人员在整理他的办公桌时，才发现了抽屉中毛主席的手令。

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党中央再次提出由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起初，邓颖超一再推辞，并推荐了其他同志。后来，党中央领导向她说明了毛主席生前已经批准同意了之后，邓颖超这才不再推辞。但同时，她强调自己的待遇不变。

1976年12月，邓颖超在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被增补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一决定受到了现场所有同志们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邓颖超也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直言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此后，邓颖超又先后承担起多项重任，担任了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

在担任副委员长期间，为适应新形势下中国建设需要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邓颖超又先后开展了全方位的、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她先后率团访问缅甸、伊朗、日本、法国等，为新时期发展我国的外交友好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7年到1981年这五年间，邓颖超马不停蹄地开展各项工作，除了生病外，她几乎将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中。

1982年，党中央确定了干部离退休制度，邓颖超听说后，第一个带头支持，向党中央申请退休。但没有得到批准，并继续身兼数职。对此，邓颖超表示“党交给我的任务我就要好好完成。”

直到1988年，邓颖超才正式离休，但她一直关注着国家建设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