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国家而言，民族问题处理不好，必定后患无穷。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推动下，一些很小的问题也会引发极其恐怖的连锁反应。

一张不该出现的字条，“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了最敏感危险的时间点上——整件事说来蹊跷，咱们不妨从头讲起。

1862年，陕西地方团练有两个名字叫任武、赫明堂的回族士兵，突然谋杀了自己的领导，带着一群回族老乡回老家。

彼时的太平天国运动正如火如荼，华夏大地上兵荒马乱，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能在兵营里混上一口饱饭都算非常不得了的事情。可要知道，恰是因为局势不容乐观，朝廷每天都两眼通红地向地方要兵，像陕西、甘肃这种局势相对稳定的地区自然就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团练士兵的待遇乍看确实还行，可当官的要层层盘剥，真正能拿到手里的其实也不剩多少了。吃也吃不好，时不时还得挨顿打，许多士兵早已怨声载道。

另一方面，清朝招兵不搞政审，什么人都能来，导致军队成分实在有些复杂。就拿带头滋事的任武、赫明堂来说，这二位曾参加过咸丰六年（1856年）爆发的云南回民起义，打心眼里仇视满清，结果换了个地方竟能混进兵营吃饷，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逃回老家的途中，在经过华州（今陕西渭南一带）时，他们与当地汉人发生口角，旋即升级为斗殴，结果寡不敌众，有两人被活活打死，其余多人受伤。

任武和赫明堂身背人命，不敢告官，本想忍气吞声，可老乡们哪儿咽得下这口气，一窝蜂地跑去找华州知州告状。怎料这一告，反倒令他们的处境愈发难堪。

原来，官差一调查，发现打死回民的汉人是华州团练。眼下朝廷着急用兵，不管啥部门都要给团练开绿灯，哪儿还敢去招惹？知州遂想把回民打发走。怎料后者异常固执，干脆赖在了公堂之上，知州好言相劝无果，心里突然腾起怒火，说了句万不该说的气话。

“你们这些回人暗中勾结长毛贼（指太平军），当朝廷不知道？你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打死一个算一个！”

这一下可捅马蜂窝了。

事实上，清朝对民族问题独特的处理方式，使得回民与朝廷和汉人的关系十分微妙。

以小族临大国的满清，在很多情况与汉人并非同心同德的，就连公认比较开明的康熙帝，也时时刻刻提防汉人，封锁从西方流入的先进科学，生怕被汉人掌握后会危及满清通知。

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清廷总会以各种手段挑拨汉人与其他民族的矛盾，从而“以少制汉”，削弱汉人对朝廷的威胁。满清虽自诩为华夏的统治者，却常不把汉人当成自己的臣民，由此可见封建统治者的局限性。

而在处理民族纠纷时，朝廷会刻意有所偏袒，不断加深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矛盾。因此，彼时回族内部对朝廷和汉人的态度分歧也很大，其中虽不乏有识之士，一眼洞穿了问题的根源是晚清朝廷的腐朽统治，却也有不少记恨汉人，这为后来惨剧的发生埋下隐患。

总而言之，仇恨就像一堆干草，就等一颗点燃它的火花。

知州奇葩言论一出，瞬间引爆了陕甘地区回民的情绪，团练中的回族士兵集体哗变，民间数以万计的回族壮丁组成队伍，四处烧杀抢掠。

华州知州意识到闯了祸，赶紧上报，陕西巡抚也管不了，只好上奏朝廷。，朝廷随后派出一位名叫张芾的大佬。

此君时任陕西团练大臣，在朝中是有些分量的。当年咸丰帝即位，召见了几名大臣征求治国建议，张芾便是其中之一。此番让他来负责处理，朝廷也算是拿出了解决问题的诚意。

在张芾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回民情绪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安抚，局势缓解，许多闹事者也倾向于息事宁人。然而就在事态朝乐观的方向发展之时，张芾做了件糊涂事。

他向回人提了个要求：你们捅了这么大的篓子，朝廷可以既往不咎，但你们起码得把带头的几个交出来，老夫也好向圣上交差。

回人一听又不干了，气氛再次紧张起来。而就在双方争执不下时，有人突然大喊在团练大臣的官轿里找到一张纸条，只见上书四个大字：“秦不留回！”

顾名思义：秦地不留回民，暗指朝廷下令采取极端手段，把陕西的回人全部消灭，永绝后患。

从常理而言，即便纸条真是皇帝的圣谕，张芾也全无必要将如此危险的东西带在身边。因此，笔者比较赞同史家的一种猜测：纸条是回人事先准备好的，很可能就是领袖之一的任武，目的正是为了激化族人与清廷的矛盾。

这就像是在黄河里挖到一尊石像，一看只有一只眼；或是捉到一条鱼，剖开一看里面有条绸帕一样，属于是“起义宣言”了。

果不其然，纸条一出，局势再也无法控制，可怜的张芾及其随从人员被当场捉拿，于1862年6月9日被处决。

此后，“秦不留回”很快传遍整个陕甘地区，令回人陷入了巨大的恐惧和愤怒。回人男子纷纷加入队伍，义军队伍迅速膨胀。1866年，义军在甘肃董志塬设立“十八大营”，拥立多位元帅；陕甘地区的回人富商也积极为义军提供粮饷。

鼎盛时期，回人义军总兵力超过20万人，势力范围一度威胁到山西滨河一带。1867年，义军挫败由陕甘总督左宗棠督统的清军攻破延川、绥德等地，使得朝野上下一片惶恐，还让不少大员丢了官。

起义军虽能凭一时之勇予以官兵重挫，然而在长期斗争之下，他们缺乏系统组织、有效领导的弊端得以凸显。反观官兵，虽在前期屡屡受挫，却很快便做出调整，左宗棠所部先是协同李鸿章消灭西捻军，随后对起义军进行各个击破。

1869年初，义军首领扈彰、董福祥投降；4月，清军攻占义军据点之一的董志原，继而肃清庆阳、泾州。1871年1月，清军攻破金积堡，义军首领马化龙及其麾下1800余人被处决。

1872年，义军首领马占鳌归顺朝廷，清军随后克复西宁，旋即又进军肃州，并于1873年11月逼降义军首领马文禄。随着肃州之役胜利，陕甘之变宣告结束。

客观而言，这场回人起义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腐朽堕落的晚清崩塌的进程。然而直至今日，史家对它的性质仍争论不休，也没有把它写入教科书中，主要原因在于人们不敢确信它一定是正义的。

首先，起义军的目的就很不单纯。

得势时，他们曾在势力范围内的官民进行无差别屠杀：不但攻入官府杀死当地官员，也毫不留情地杀害无辜的汉人居民，抢夺其财产。1873年9月，清军攻破肃州城时，发现城中原有的3万多汉人，竟然被杀得只剩千余。

有人提出，义军是受到挑唆和利用，幕后主使的真正目的是“杀人留地”，以便在我国陕甘一带建立一个“伊斯兰国”。

此外，部分起义军为了搜刮财物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尤其热衷盗墓，甚至连贫苦百姓的乱葬岗都要挖开看看。

回民领袖中有一位名曰白彦虎，此人竟一度试图挖掘黄帝陵，只因认为黄帝作为华夏子孙的先祖，备受尊崇，其墓中定有大批珍宝。

得知此事后，满朝文武义愤填膺，曾国藩当即撂出狠话，定要将这白贼赶尽杀绝。果不其然，白彦虎后来惨遭一路追杀，从陕西到甘肃，从甘肃到青海，后来又被追杀到新疆，最后甚至一直被追杀到俄国境内，最终客死他乡。

彼时义军中如此顽劣者可不止白彦虎一人，反倒烧杀劫掠是其普遍做法。总而言之，我们既可以把这场动乱称为“起义”，又可以把义军视作一伙势力壮大的土匪，甚至称之为“分裂势力”都不算过分。由此可见，狭隘的民族主义实在不可取，它会给国家造成巨大破坏。

事后，朝廷对作乱回人展开残酷清算：数十万回人被强行迁徙至边疆地区，直至建国后，其中许多回人才得以还乡。

起义军首领及其麾下大小官员几乎尽数被杀，但其中也有例外：1872年，盘踞甘肃河州的马占鳌身披枷锁，主动向左宗棠投降。后者将马占鳌编入清军，令其反杀回人义军。

此后，马占鳌在西北地区的势力不断壮大，发展为在当地能只手遮天的“世袭军阀”，成为马家军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