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秦国虽有一定实力，但在与他国竞争中渐处下风。外部受魏国等挤压，军事上屡战屡败，东出之路被阻；内部则因 “四代乱政”，国力损耗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在这样的局势下，秦国百姓生活艰难，对国家前途感到迷茫，许多人选择 “躺平”，缺乏积极进取的动力，这无疑严重阻碍了国家的发展。

商鞅深知粮食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于是出台了一项看似严苛的政策：禁止百姓购买粮食。在当时，百姓若被发现购买粮食，将会受到严厉的惩处。这一举措旨在切断百姓依赖外购粮食的途径，迫使他们亲自投身于农业生产。农民们为了获取足够的口粮以维持生计，不得不辛勤劳作，精心耕种自己的土地，不敢有丝毫懈怠。如此一来，秦国的粮食产量得到了显著的保障和提升，为国家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商业在秦国的发展也受到了商鞅的重点关注和调控。他大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大幅提高商业税赋，使得商人的经营成本急剧上升。同时，商鞅还对商人的经营领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将诸如粮食买卖、旅店经营等关乎民生且利润丰厚的行业列为禁区，严禁商人涉足。这一系列举措使得众多商人的商业活动受到严重打击，利润大幅减少，经营变得举步维艰。在这种高压态势下，许多商人不得不放弃商业经营，转而投身于农业生产，为农业领域补充了大量的劳动力，进一步充实了国家的经济基础，有力地改变了百姓 “躺平” 的社会风气，促使整个国家朝着积极劳作、发展经济的方向转变。

商鞅推行连坐法，将百姓按照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编制组织起来，让他们相互监督。一旦其中一人犯法，其全家乃至邻里都要受牵连。例如，若有人盗窃，其所在的伍、什成员若未及时告发，都将受到惩处。这使得百姓们不敢轻易违法，时刻处于紧张的监督氛围中，不得不自律起来，从而有效遏制了 “躺平” 之风，因为一旦懈怠违法，不仅自身遭殃，还会累及身边之人，百姓只能积极遵守法律，投身于正常的生产生活。

商鞅秉持轻罪重罚的原则，认为轻微的罪行也应施以重刑，以此来增强法律的威慑力。比如，百姓稍有斗殴、争执等行为，便可能遭受严厉的刑罚，如鞭笞、流放等。这种做法极大地提高了犯罪成本，让百姓对法律心生畏惧，不敢轻易触犯。在这样的高压之下，百姓们为了避免遭受刑罚，不得不规范自己的行为，积极劳作，远离 “躺平” 的散漫状态，转而努力遵循法律规定，为秦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商鞅将耕战确立为百姓获取爵位的主要途径，明确告知百姓，只有辛勤耕种、奋勇作战，才能提升社会地位、改变命运。战场上斩获敌首可获爵位，积极开垦荒地、种出优质粮食也能得到赏赐。这使得百姓们看到了希望，纷纷将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和军事训练中，不再 “躺平”，而是为了封爵和荣誉拼搏，努力成为国家发展的积极推动者，一心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商鞅采取限制文化传播的措施，焚烧儒家经典等诸子百家著作，禁止游士讲学。这一做法旨在减少百姓接触繁杂思想的机会，避免思想的混乱和分歧，让百姓的思维更加集中统一。在信息相对单一的环境下，百姓更容易接受国家倡导的耕战理念，专注于农事和军事活动，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整个社会朝着变法图强的方向大步迈进，从思想根源上消除了 “躺平” 现象滋生的土壤。

商鞅这一系列整治 “躺平” 百姓的措施，效果立竿见影。秦国的经济迅速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军队战斗力显著提升，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强国，为日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百姓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从消极懈怠转变为积极奋进，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与朝气。而且，商鞅变法所塑造的法治观念和奋斗精神，在秦国后续的发展中得以传承，成为秦国强大的内在动力。这也启示后世，在国家发展的进程中，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经济激励、法治保障和思想引导，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避免 “躺平” 现象的出现，推动国家持续稳定地发展。只有全体民众齐心协力、积极进取，国家才能在时代的浪潮中屹立不倒，实现繁荣昌盛，书写辉煌的历史篇章，为后世所敬仰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