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宰相，也是后蜀开国皇帝孟知祥的心腹谋臣。他的智慧和谋略不仅体现在战场上的运筹帷幄，更体现在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从周旋两川、剑门御敌，到辅佐孟知祥称帝建国，再到顾命辅政、制衡权臣，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能看到他沉稳坚毅的身影。他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为后蜀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就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的定海神针——赵季良。
赵季良，字德彰，济阴（今山东曹县西北）人，五代十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后蜀宰相，孟知祥的心腹谋臣。
公元883年，唐中和三年。赵季良出生在济阴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赵胤是唐朝的谷熟令。赵季良性情宽厚，喜怒不形于色，而且为人至孝，他的母亲早亡，对待从母如事生母。赵季良自幼饱读诗书，尤其对经史一类的书籍兴趣浓厚，他擅长吏治，很善于骑射，可以说是文武双全。
起初，赵季良踏入仕途是在后梁。当时，保义军节度使王檀听闻赵季良的才名，将其辟为节度推官，负责处理节度使府内的诸多事务。不久之后，他又得到魏博节度使杨师厚的赏识，被任命为元氏县令，开始在地方治理上展现身手，赵季良因政绩突出，累升至魏州司录参军。
然而，此时的后梁政权内部矛盾重重，政治日益腐败，内忧外患交织，赵季良深感壮志难酬。魏博节度使杨师厚死后，后梁末帝想瓦解魏博军，结果弄巧成拙造成魏博兵变。
公元915年，后梁乾化五年。晋王李存勖进据魏州，兼并了魏博镇，赵季良看到了新的希望，毅然决定转投李存勖帐下。李存勖对赵季良的到来极为重视，亲自召见，与之交谈。赵季良面对李存勖，从容不迫，对答如流，所陈之策皆切中时弊，又兼具远见卓识。李存勖十分赏识赵季良的文武才略，得到李存勖的赏识，当即授其为大理评事，依旧担任魏州司录参军，同时充任义胜都指挥使。《九国志·赵季良传》记载：“后唐庄宗入邺，召见与语，以季良有文武才略，即授大理评事，依旧司录参军，充义胜都指挥使。”
在魏州任职期间，赵季良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深入了解民情。他发现魏州百姓因战乱频仍，赋税沉重，多有欠税者。李存勖对此颇为恼火，欲严厉督责。
赵季良却直言反问道：“殿下何时才能攻灭后梁，平定河南？”
李存勖恼怒地道：“你的职责是督办税务的，又怎敢干预军事。”
赵季良正色道：“殿下正图谋攻取河南但却不能爱惜百姓，一旦百姓离心，殿下恐怕连河北之地都无法保有，还说什么进取河南！”
李存勖顿悟，道：“若不是您这一番话，我险些误了大事。”
自此，李存勖对赵季良更加器重，让他参与诸多决策。
公元923年，后唐同光元年。李存勖在魏州称帝，建立后唐，史称后唐庄宗。他将魏州升格为东京兴唐府（后改称邺都），以赵季良为兴唐府少尹。同年十月，李存勖攻灭后梁，迁都洛阳。赵季良改任光禄少卿，兼洛南水陆营田都制置使，负责洛阳南部地区的水陆营田事务。
后唐政权建立之初，内忧外患依旧严峻。内部，功臣宿将争权夺利，矛盾重重；外部，各方割据势力虎视眈眈。在这风雨飘摇之际，赵季良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与谋略，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为后唐的稳定与发展殚精竭虑。但他未曾料到，一场更大的变故即将来临，而他的人生轨迹，也将因此发生重大转折。
公元925年，后唐同光三年。后唐庄宗李存勖遣大军攻灭前蜀，任命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欲借其稳定蜀地局势。此时，蜀地刚经战火洗礼，民生凋敝，人心惶惶，各方势力暗流涌动，局势错综复杂。孟知祥虽为节度使，但面临着诸多棘手难题，既要安抚当地百姓，恢复经济，又要应对朝廷的猜忌与各方势力的制衡。
公元926年，后唐同光四年。爆发了兴教门之变，李存勖在这场叛乱中遇害身亡。随后，李嗣源即位，是为后唐明宗。新君上任，对朝廷官员进行了一番调整，赵季良改任为太仆卿。当时，宰相任圜兼判三司，深知赵季良的才能，便举荐他为盐铁判官，负责掌管国家的盐铁税收等重要经济事务。在盐铁判官任上，赵季良充分发挥自己精通吏治、善于理财的优势，对盐铁税收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严厉打击私盐贩卖，加强对盐场、铁矿的管理，杜绝官员贪污腐败现象，使得后唐的财政收入在短时间内有了显著增长。
不久，后唐明宗李嗣源为了加强对蜀地的控制，任命赵季良为三川制置使，前往西川公干，实则意在掌控当地赋税征收，同时催促孟知祥上缴此前截留的二百万缗犒军钱。《十国春秋·后蜀高祖纪》记载：“明宗加知祥太尉，兼侍中，封平原公，乃以盐铁判官、太仆卿赵季良为官告国信兼三川都制置转运使，督蜀犒军余钱送京师，且制置两川征赋。”
赵季良抵达成都后，孟知祥却另有打算。他与后唐朝廷之间渐渐心生嫌隙，一方面，孟知祥认为自己本就未参与灭蜀之战，如今朝廷却频频施压，索取财物、安插监军，令他心生不满；另一方面，他手握西川大权，麾下兵强马壮，又有蜀地山川之险可依，渐生割据自立之心。于是，孟知祥对朝廷的诏令采取了强硬态度，不仅拒绝上缴犒军钱，还将赵季良强行扣留，使其无法返回洛阳复命。
赵季良深知孟知祥此时的处境与心思，也明白他扣留自己的用意。孟知祥虽有不臣之心，但他同样面临着诸多困境与挑战，急需一位有才能、有谋略的人辅佐左右。而赵季良与孟知祥相识已久，彼此了解颇深，孟知祥深知赵季良的才能，相信他若能为己所用，必能在这乱世之中助自己成就一番大业。
此后，朝廷为加强对西川的控制，不顾 “罢诸道监军” 的诏令，执意任命客省使李严为西川监军。这一举措彻底激怒了孟知祥，他认为这是朝廷对他的公然挑衅，决心以强硬手段应对。李严抵达成都后，孟知祥设宴款待，席间却突然发难，指责李严违背朝廷旨意，擅自前来监军，并下令将其斩杀。与此同时，孟知祥积极上表朝廷，请求任命赵季良为西川节度副使。朝廷对此自然不肯轻易应允，多次驳回孟知祥的请求。但孟知祥态度坚决，毫不退缩，他藏匿朝廷改任赵季良为果州团练使的诏书，秘密上表力争，又遣将领雷廷鲁前往洛阳，反复陈述赵季良对稳定西川局势的重要性。在孟知祥的不懈努力下，朝廷最终无奈妥协，默认了赵季良留任西川节度副使一职。
自此，赵季良正式投身于孟知祥麾下，成为其心腹谋臣。孟知祥对他极为倚重，事无大小，皆与他商议决断。《十国春秋·赵季良传》记载：“是时高祖镇西川，颇不奉诏，会与季良有旧，遂留之不遣，因请为西川节度副使，事无大小，多与参决。”赵季良也不负所望，凭借着自己卓越的才能与智慧，全心全意为孟知祥出谋划策，助力他在这乱世之中站稳脚跟，逐步发展壮大自身势力。
公元930年，后唐长兴元年。后唐朝廷与两川的矛盾日益激化，东川节度使董璋见朝廷在阆中建立节度使，又在绵州、遂州增兵，深感自身地位受到威胁，恐惧朝廷对其动手，遂有反叛之意。他与孟知祥本就相互忌惮，此时却因共同的利益，不得不结为同盟。
同年，朝廷欲发兵讨两川的消息传来，孟知祥急忙与赵季良商议对策。赵季良审时度势，提出：“东川先取遂、阆，然后并兵守剑门，则大军虽来，吾无内顾之忧矣。” 此计意在先发制人，夺取关键据点，凭借蜀地险要地势，阻挡朝廷大军。孟知祥深以为然，当即遣使约董璋同举兵。董璋移檄利、阆、遂三镇，数其离间朝廷之罪，随后发兵击阆州。孟知祥以都指挥使李仁罕为行营都部署，汉州刺史赵廷隐副之，简州刺史张业为先锋指挥使，将兵三万攻遂州；别将牙内都指挥使侯弘实先登，指挥使孟思恭将兵四千会璋攻阆州。
两川军队依计而行，攻势迅猛。东川兵至阆州，诸将见董璋久蓄反谋，以金帛啖其士卒，锐气不可当，建议深沟高垒以挫之。然阆州主帅李仁矩却轻视蜀兵，出城迎战，结果未及交锋便溃败而回。董璋乘胜下令军队不分昼夜攻击，庚辰日，城池被攻陷，李仁矩及其家族全被诛灭。与此同时，西川军在遂州亦进展顺利，侯弘实勇猛善战，先登破城，为攻克遂州立下首功。
朝廷闻讯，立即下诏削去董璋官爵，兴兵讨伐，任命天雄节度使石敬瑭为东川行营都招讨使，夏鲁奇为副，率大军气势汹汹而来。剑门，作为蜀地的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乃是兵家必争之地。董璋深知其重要性，却在唐军的猛烈攻击下，渐感不支，不得不向西川求援。孟知祥急派赵廷隐分兵援救，赵廷隐率军星夜兼程，赶赴剑门。抵达后，他依据地形，迅速布置防线，凭借剑门之险，顽强抵抗唐军。山上滚木礌石齐下，唐军死伤惨重，难以寸进。
在这场关乎两川生死存亡的大战中，赵季良坐镇成都，调度经营，确保军用无缺。他一方面组织兵力、粮草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保障将士们的后勤供应；另一方面，密切关注战局变化，及时向孟知祥传递消息，为其决策提供准确依据。在赵季良的精心谋划与统筹安排下，两川军队紧密配合，终于成功击退唐军。石敬瑭因粮尽无奈退走，两川之危暂时解除。
公元931年，后唐长兴二年。后唐朝廷因前线战事不利，于是尝试与两川和解。董璋因家属皆被朝廷诛杀，拒绝和解。孟知祥想接受和解，却被东川军阻断道路，无法通过绵州（今四川绵阳，出川必经之路）。孟知祥和赵季良谋议，打算遣使绕道由峡江入朝，但被节度掌书记李昊所劝阻，于是继续派使者去说服董璋。赵季良还建议遣军攻取壁州（今四川通江），以防备山南西道的唐军。但计划因李昊的反对而未能实施。
公元932年，后唐长兴三年。孟知祥因多次遣使都无能说服董璋，于是又派赵季良前去。赵季良回来后，称董璋必将背盟来攻。而董璋不久果然大举攻入西川，很快便打到汉州（今四川广汉）。董璋素有威名，此次来攻又声势浩大。西川震恐，孟知祥也颇为忧虑。赵季良劝孟知祥亲征以鼓舞士气，并道：“董璋为人勇而无恩，得不到士卒的拥护，外出征战必将失败。他每次用兵，精锐都在前锋。您可以用羸兵引诱他，然后用劲兵对付他，起初虽有小败，但最终必然大捷。”
于是，孟知祥留赵季良守成都，自率大军出征，在鸡踪桥之战中先败后胜，最终攻杀董璋，兼并了东川。后来，孟知祥在赵季良等军府将吏的请求下，自领东川节度使。他任命赵季良为武泰军留后，随后又上表朝廷，请授赵季良及武信军留后李仁罕、保宁军留后赵廷隐、宁江军留后张业、昭武军留后李肇五人为节度使。
公元933年，后唐长兴四年。孟知祥未经朝廷诏令，便以墨制的形式署任赵季良五人为本镇节度使。不久，朝廷正式拜孟知祥为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封蜀王，同时授予赵季良为检校太保、黔南武泰军节度使，成为孟知祥麾下举足轻重的人物。而孟知祥在赵季良的辅佐下，势力愈发壮大，野心也随之膨胀，割据蜀地、称帝建国的计划逐渐提上日程。
同年，后唐明宗李嗣源驾崩，朝廷内部陷入动荡，无力再对蜀地施加重压。孟知祥趁机加快了称帝的步伐。
公元934年，后唐应顺元年。在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孟知祥在成都即皇帝位，国号蜀，史称后蜀。赵季良凭借着多年来的卓越功勋，毫无争议地被拜为宰相，位居百官之首，一时之间，权倾朝野。《十国春秋·后蜀高祖纪》记载：“闰月己巳，王乃即皇帝位于成都，国号蜀。二月癸酉，以赵季良为司空兼门下侍郞、同平章事，领武泰节度使如故。”
新朝初立，百废待兴，内有民生凋敝、百业待举之忧，外有强邻环伺、虎视眈眈之患，每一项决策都关乎着国家的兴衰存亡。
作为宰相，赵季良统筹全局，积极推行一系列新政，旨在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秩序。他深知农业乃国之根本，遂大力鼓励垦荒，下令减轻农民赋税，组织兴修水利工程，引都江堰之水灌溉农田，使得大片荒芜之地重新焕发生机，粮食产量逐年递增，百姓仓廪渐实。
同时，他还重视商业发展，在成都设立专门的商市，鼓励各地商人前来贸易，减免部分商税，一时间，蜀地商业繁荣，经济复苏，市场上货品琳琅满目，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在政治上，赵季良整顿吏治，严格选拔官员，废除了后唐时期一些繁琐且不合理的官场旧制，推行廉政之风。他亲自主持修订法典，明确各级官员的职责与权力，严惩贪污腐败之徒，使得官场风气为之一新，政令畅通无阻。对于那些政绩突出、廉洁奉公的官员，他不吝赏赐，予以提拔重用；而对于违法乱纪、鱼肉百姓者，则绝不姑息，坚决予以惩处。在他的铁腕治理下，后蜀朝廷呈现出一片清明之象，官员们各司其职，兢兢业业，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为了加强边防，抵御外敌入侵，赵季良又协助孟知祥重新部署军事力量，在边境修筑堡垒，屯驻重兵。他慧眼识才，提拔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将领，如张公铎、赵廷隐等，对他们委以重任，让他们驻守关键之地。同时，加强军队训练，引入先进的战术与兵器，使得后蜀军队的战斗力得到显著提升。在面对外部势力的挑衅时，后蜀军队能够沉着应对，多次成功击退敌军，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完整，让周边的割据政权不敢轻易来犯。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孟知祥在位仅半年，便在当年七月病重，乃立长子孟昶为皇太子，并在弥留之际召见赵季良，让他与李仁罕、赵廷隐以及枢密使王处回、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铎、奉銮肃卫指挥副使侯弘实一同受遗诏辅政。
这六人顾命班子，其实用意深远。位居相位的赵季良早年由后唐入川，做过孟知祥的西川节度副使，为孟氏霸业运筹帷幄，功劳卓著。孟知祥由蜀王而称帝，赵季良也是带头劝进者，因佐命功高，而备位宰相。赵季良智识宏远，又忠于孟氏，是难得的辅弼之才。武信军节度使李仁罕是孟知祥创业 “五节度使” 之一，与其外甥宁江军节度使张业皆以勇战闻名。孟知祥起兵反后唐之后，李仁罕陷遂州，拔忠州，破万州，陷云安监，克夔州，战功赫赫，尤其是 “峡江之捷，仁罕功居多焉”。孟知祥称帝后，以李仁罕为卫圣诸军马步军指挥使，兼领武信军。保宁节度使赵廷隐是孟氏麾下第一猛将，“拳勇有智略” 无人可及。无论是抗击后唐，还是兼并董璋，赵廷隐都立下大功。
另外三位辅政大臣，枢密使王处回是个性宽厚爱士，颇有机略之人，深得孟知祥的信任。太原人张公铎虽是武将，但倜傥有节义，好文史之学。孟知祥在后唐做北都留守的时候，将其录为亲从，出镇成都之后，又补为牙校。在孟氏与董璋的弥牟镇之战中，张公铎率众大呼杀敌，所部士卒无不以一当百。张公铎早年就是孟知祥的亲信旧臣，当时担任捧圣控鹤都指挥使，执掌皇帝亲军兵权，对于孟蜀宫廷安全有关键意义。侯弘实原为后唐叛将李绍琛部下，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击败李绍琛之后，收为己用。在击败董璋的战争中，侯弘实颇与有功，而且为人循谨而沉毅。
在上述六人之中，唯一可能会有异志的就是李仁罕。早在后唐明宗李嗣源准备征讨两川之时，李仁罕及其外甥张业就曾企图谋害孟知祥，向后唐投诚。不过，处于稳定形势的考虑，孟知祥隐忍不发。在后来的战争中，李仁罕也确实立了很多功。后蜀建国之后，孟知祥未及处理隐患，就过早病故了。任命李仁罕为顾命大臣，很可能是为了稳住他。李仁罕与赵廷隐有历史仇怨，两人因为抢功，甚至险些刀兵相见。孟知祥将此二人同时安排进了辅政班子，目的就是令其互相制衡。
孟知祥刚死之际，后蜀政权就面临最高权力交接的风险考验。最先知道孟知祥驾崩消息的是值于禁中的枢密使王处回，他连夜将消息告知赵季良，而后又去见李仁罕，发现李仁罕正严整军备以待，显有所图。于是，王处回并未告知孟知祥已死的消息。待到孟昶继位，一切尘埃落定，孟知祥死讯才正式发布。如此操作，就是因为当时强将握兵，专伺时变，所谓 “强将” 就是李仁罕。李仁罕并不甘心失败，在他看来，幼主孟昶不过是个毫无能力的稚子，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公元938年，后蜀广政元年。李仁罕 “自恃宿将有功，复受顾托，求判六军”。所谓的 “判六军”，更为完备的说法是 “判六军诸卫事”，原本是唐朝旧制，以判六军诸卫事为禁军六军与诸卫的最高统帅。按照惯例，这个职位一般是太子、宗室或者皇帝的亲信方能担任。李仁罕当时的地位并不足以出任此职，如此跋扈狂妄，是在暗示孟昶交出兵权。立足未稳的孟昶虽然对此十分恼怒，但是为了稳住李仁罕，也还是加仁罕兼中书令，判六军事。表面看皇帝在示弱，但与此同时，孟昶任命与李仁罕怨隙极大的赵廷隐为副职牵制他。由此可见，孟昶虽然年轻，但绝不昏庸，颇有几分手腕。
另一方面，孟昶着手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他自置殿直四番，选取将家及死事孤子为成员，并任命李仁罕子继宏、赵季良子元振、张（知）业子继昭、侯洪实予令钦及崇韬等人为都知统领，其中将李仁罕之子等人纳入，目的恐怕是监视控制。
布置妥当之后，孟昶决定先发制人，以非常手段一举解决李仁罕及其党羽。孟昶与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铎、医官使韩继勋、丰德库使韩保贞、茶酒库使安思谦等素怨李仁罕的藩邸旧人一起密谋，趁李仁罕入朝，命武士将其捕杀，下诏公布其罪，并诛杀其子李继勋和党羽宋从会等人，以雷霆手段铲除权臣，稳固了自身统治。李仁罕被杀对后蜀宿将老臣们震动很大，他们都算领教了孟昶的狠辣果断。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交接中，赵季良始终坚守初心，以稳定大局为重。他一方面协助孟昶安抚各方势力，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威望与智慧，巧妙周旋于诸位权臣之间，化解矛盾，避免了内乱的爆发；另一方面，他加紧整顿朝政，确保政令畅通，为孟昶亲政后的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赵季良的悉心辅佐下，后蜀政权逐渐走出动荡的阴霾，向着稳定与繁荣的方向迈进。
在成功铲除李仁罕一党后，孟昶对赵季良越发倚重，朝廷大事多与他商议定夺。赵季良深知孟昶年轻气盛，虽有果敢睿智的一面，然治国理政经验尚浅，故而愈发勤勉，事无巨细皆悉心操劳，一心只为后蜀的长治久安。
公元940年，后蜀广政三年。赵季良上书孟昶，请分担政务压力，孟昶遂命他与毋昭裔、张业分管三司，兼管户部。赵季良虽年事已高，精力不如往昔，却依然兢兢业业，处理政务一丝不苟，为后蜀的财政稳定做出了卓越贡献。
公元946年，后蜀广政九年。这一年，赵季良终因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不久病逝，享年六十四岁。赵季良临终之际，他强撑病体，向孟昶进最后忠言，言辞恳切，皆是关乎国家兴衰、民生疾苦之要略。孟昶守在榻前，望着这位为后蜀奉献一生的老臣，不禁潸然泪下，心中满是悲痛与不舍。赵季良逝世后，孟昶悲痛万分，辍朝三日，以示哀悼。追赠其为太保，谥号 “文肃”，以表彰他一生的卓越功勋与高风亮节。
纵观赵季良一生，生于乱世，辗转于各方势力之间，却始终坚守初心，以济世安民为己任。他凭借卓越的智谋、果敢的决断，辅佐孟知祥成就霸业，建立后蜀；又在孟昶年幼即位、政权不稳之际，挺身而出，稳定大局，为后蜀的延续与发展立下不朽功勋。
赵季良的一生，贯穿了五代十国的动荡岁月。与同时代的诸多谋臣相比，赵季良亦毫不逊色。
五代十国时期，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诸多谋士良臣各为其主。如后唐郭崇韬，智谋超群，辅佐李存勖南征北战，成就霸业，然而却因功高震主，不得善终；吴越钱镠麾下的罗隐，以诗文名世，亦有济世之才，为吴越国的发展建言献策，但其影响力多局限于文化与局部治理。
赵季良则兼具政治、军事、经济多方面的卓越才能，有着独特的谋略风格。他既有着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又注重细节，善于在复杂的局势中找到突破口，其成就与智慧的全面性，在同时代中独树一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