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百义
从1985年11月二月河的《康熙大帝》系列的第一卷《夺宫》（后更名为《夺宫初政》）出版至今，二月河的作品已经出版40年了。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今天长江文艺出版社在北京召开二月河作品出版40周年纪念会，并就历史小说的写作趋势进行研讨，作为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老员工，二月河作品的责任编辑，感到十分高兴。出版社尊重作家的创作贡献，用隆重的纪念形式向已故的作家致敬，二月河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欣慰；同时感谢今天与会的诸位评论家，二月河在海内外能赢得如此殊荣，二月河作品能够成为经典持续热销40年，与各位专家当年的发现、肯定分不开的。
当然，纪念二月河先生创作40周年，回顾他对中国历史小说的贡献，我们都绕不过的一个话题是，二月河的作品为什么40年长销不衰？我今天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作家文本的独特性。在中国小说的发展史上，以皇帝作为第一号主人公来表现，二月河是第一人。《康熙大帝》的第1卷《夺宫》，版权页上标明是1985年11月出版，而凌力以顺治为描写对象的《少年天子》，是1987年出版的。而在此之前，完全以皇帝为主人公的小说，只有明崇祯末年署名“齐东野人编演”的《隋炀帝艳史》，那部小说如书名，侧重写隋炀帝风流的一生。有人批评二月河，说他歌颂皇权。其实，这些人要否没有认真阅读完二月河的作品，要否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要否别有目的，借二月河说事。二月河笔下的三个皇帝，因其历史的局限性，既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也有唯我独尊，善用权谋，多疑猜忌，心狠手辣的一面。在二月河的笔下，这三个皇帝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关注国计民生，不断发展经济，重视知识，加强文化建设，创造了大清王朝最后的辉煌。如他称康熙“精算术、会书画、能天文、通外语、八岁登极、十五岁庙谟独运智擒鳌拜，十九岁乾纲独断，决意撤藩，四下江南，三征西域，征台湾，靖东北，修明政治，疏浚河运，开博学鸿儒科，一网打尽天下英雄——是个文略武功直追唐宗宋祖，全挂子本事的一位皇帝！”（见《雍正皇帝．九王夺嫡》），这三位皇帝，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康熙是仁君，是“大帝”，而雍正，侧重于他的勤政，而乾隆，除了写他在历史上的贡献外，侧重写他的七情六欲。
当然，文学是人学，二月河写皇帝，并不是一味地赞颂他们的文韬武略，当作高高在上的偶像来供奉，而是把他们作为有血有肉的人物来描写。如康熙在太子胤礽一废再废的过程中，忧心如焚，曾经一连六天六夜没有安寝，常常是涕泪横流，伏地不起。最后他决定永久圈禁胤礽后，告诉近臣方苞，“天家是没有骨肉亲情的”。小说写出了康熙在父子亲情与江山社稷传承发生矛盾时的痛苦心境，让人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天子形象。再如当他得知妃子曾经与治河能臣陈潢相爱过后，不仅冷落阿秀，而且将陈潢无故在监狱里关了8年，等他决定再次起用陈潢时，陈潢已病入膏肓，不治而亡，表现了皇帝在爱情面前的排他性和嫉妒心。而雍正为了所谓的爱情，强夺一母同胞的弟弟胤禵的爱妃乔引娣，只因她长得像过去的情人，结果这个姑娘是他的亲生女儿。这个如同希腊神话般的悲剧，虽然遭人诟病，但不能说不是二月河的大胆创造。乾隆作为风流天子，处处留情，竟然喜欢上了小舅子的夫人棠儿。小说写出了乾隆贵为一国之君的政治生活外的世俗情欲，因而皇帝在他的笔下，不再是神，而是活生生的人。
第二，二月河写出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在三部小说中，这种让人过目难忘的人物足足有几十位。这里有权臣，有士子，有小人物，有光彩照人的女性。如权臣明珠、李光地、熊赐履、周培公、方苞、高士奇、张廷玉、纪晓岚、傅恒、刘统勋等，谋士如伍次友、邬思道，文臣中如小于成龙、李卫、田文镜、刘墨林等，武将如魏东亭、年羹尧、隆科多、施琅等。与此同时，他还写出了一批底层人物，如胡宫山、吴瞎子、易瑛、能婆子等。还有如小毛子、青猴儿、狗儿、福儿等。这些人物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如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忠君爱国、舍生忘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思想。小说中还特别塑造出了一批忠于爱情但往往以悲剧结束的女性形象。如苏麻喇姑、李云娘、阿琐、阿秀、乔姐、阿兰、兰草儿、苏舜卿等。这些女性天生丽质，但命运多舛，有情人难成眷属。如他写周培公与阿琐的悲欢离合，一波三折。阿琐与何柱儿成婚之夜，周培公从沙场归来，但心上人已成为他人的新娘。结果阿琐为情所早殇，周培公临死之前，得到当年赠送给阿琐的信物，也含恨而去。阿秀作为蒙古公主，虽然成为康熙妃子但难忘当年搭救自己的情人陈潢，她生下十三爷胤祥后出家为尼，为爱情守望。负责监视胤祥的阿兰、乔姐，爱上了对方但不为世所容，双双自杀殉情。只有高士奇的爱情是善始善终，他爱上了身份低贱的卖花女，用尽手段终于得遂所愿。其中妙趣横生，表现了这位风流才子的平民意识。这是二月河小说中为数不多的才子佳人喜结良缘的故事。
第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二月河汲取中国 话本小说的表现手法，情节设置一波三折，故事进展张弛有致。他将中国的世情小说、公案、武侠小说的某些特点融合在一起，在继承传统中不断创新。二月河的小说一旦打开就无法释卷，故事情节如飞涛连山，波谲云诡。如《康熙大帝.夺宫》开篇是写举子明珠赴京赶考，因为又饿又冻倒毙在悦朋店门前。第二卷《惊风密雨》开篇写进京举子周培公搭乘一座官船进京，结果这船上是押解到京受审的潮州道台傅宏烈。这傅宏烈因为上折举张撤除三藩而面临弃市的刑罚，最后为康熙免死流放。第三卷开篇写步行进京的举子高士奇为能婆子韩刘氏设计抢夺周姓待嫁闺女作媳妇，有情人终成眷属，足显风流才子的足智多谋与不拘边幅。第四卷《玉宇呈祥》开头写四阿哥十三阿哥巡视安徽河工，结果县官施世纶放走被告小盐贩反而鞭打原告大盐商，开篇写出了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体恤下层人民嫉恶如仇，也刻画了施琅之子施世纶的清官形象。尽管他的《康熙大帝》四卷出版后也受到欢迎，但二月河认为一二卷中武侠色彩较重，不太满意。到了第三卷，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时，就注意了人物形象的多面性与丰富性。如他写治能河能臣靳辅餐风露宿治河有功，但他却动用河工银两向权臣明珠行贿；高士奇才情洋溢为康熙出谋献策，身居高位，却没有门阀之见、等级观念，愿娶卖花女为正妻。大婚之时，请孝庄皇太后、康熙出席他的婚礼。同时，他也持身不检点，如收受他人赠送的古董字画，即今天所谓的“雅腐”。二月河在创作中不断摸索总结，创作三卷本《雍正皇帝》时，在情节的设置上更注重人情百态的描绘，较少武侠公案小说的痕迹，达到了二月河小说艺术的成熟阶段。
第四，历史氛围的营造。二月河的小说如同一部百科全书，他以丰富的史学修养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再现了康雍乾三朝的社会历史风貌和思想文化场景，为他笔下的人物活动创造了逼真的典型环境。如他对清朝典章制度、宫庭礼仪的描写，对皇帝每天的饮食服饰，君臣朝觐，公文往来都有详细的考证，因此有史学专家认为他“颇读了一些清史资料”，他的《康熙大帝》第一卷出版后，曾请北京的清史专家周远廉、红学专家冯其庸和冯统一把关。同时，他再现了清代京城内外的市井风情。如北京街道布局、商业活动，节日宴游，酒馆妓院、当铺交易都有详细的描绘。还有对民间信仰，巫术气功等活动的细致描写，绘声绘色，如同身临其境。如周培公在湘鄂会馆扶乩，扮演康对山，时人深信不疑，这种现象符合当时人们的科学认知，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否定这种客观存在。还有对传统中医、围棋、科举应试等的记述，对边疆风物、战争场面等的描写，无不细致于微。还有小说情节中大量的诗词歌赋的穿插，笑话典故的植入，不仅生动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有利于情节张弛的调节，而且营造了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
当然，二月河作品的文学价值和阅读价值，还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概括分析，如他的小说语言的“拟古性”，雅俗共赏问题，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处理等等，我就不详细一一阐述。但图书价值的体现，作家本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要让作品热销，成为经典一代一代传下去，需要多方的合力。加拿大学者斯蒂文.托托西认为，“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包括文本，它的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例如图书的销量，图书馆使用），政治，等等。”二月河走进广大读者，走进教科书，走进历史，专家的评介、图书馆收藏，媒介的传播、各种奖项的肯定，高校课堂的阐释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月河的作品出版当初，评论界对二月河的作品研究，基本持沉默态度。张志忠在1996年5月11日的《作家报》上发表“《雍正皇帝》是评论的一面镜子”中说：“当代文坛尤其是评论界似乎掉进了一个怪圈，要么是漠然无视，要么是一惊一咋，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在问世之初所受的冷遇，突然间的大红大紫就令人感到不解。”已故的蔡葵先生在评点本《雍正皇帝》的前言中曾说：“评论界对它的关注则稍为滞后，也许原先认为它不过是一般的畅销书。记得是在1995年10月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初评读书班上，大家才惊喜地发现《雍正皇帝》是一部难得的佳作。”《雍正皇帝》如此，在此之前的《康熙大帝》也是如此。我在知网上曾经查过，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之前，评论二月河作品只有四篇文章，其中还有我1992年发表在《小说评论》上的一篇。当时二月河总是告诉我某某某打算写他的评论，但是“只听楼梯响，未见人下来”。我最近看了二月河与冯其庸以及他的《康熙大帝》责任编辑顾仞九的几十封信，他们那时并不是不愿宣传，但没有人愿意写文章，没有刊物愿意发表。冯其庸写了一篇，最后河南的报纸说文章太长，只好发表在由他的学生丁宁主编的《奔流》杂志上。《康熙大帝》第一卷出版后，1986年曾在河南郑州召开过一次研讨会，北京去了一些专家，包括冯其庸，第三卷写完后，1988年在南阳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但目前在知网和其他数据库中无法找到当时的会议纪要和评介文章。但1996年在北京文采阁召开的《雍正皇帝》研讨会十分重要，是二月河走向全国的一次转折性时点，可以称之为二月河文学道路上的“遵义会议”。会后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专家们的意见。《北京青年报》用大号字通栏标题：《<雍正皇帝>横空出世，京都文坛好评如潮》，报纸用半版的篇幅发表了评论家蔡葵、丁临一、白烨和胡平的笔谈。接着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十二分钟的专题节目，请参加会议的白烨、丁临一先生等四位评论家谈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的艺术特色。丁临一先生认为“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是《红楼梦》以来最为优秀的长篇历史小说”的观点影响巨大。湖北电视台制作了一个关于《雍正皇帝》的专题节目，约请评论家陈美兰、张国光、蔚蓝等人谈该书杰出的艺术成就。从此，对二月河作品的评论不断增多。但是，二月河作品走进千家万户，产生重要的影响，还在44集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播放之后。据查询，该剧收视率首次播放达到16.7%，北京地区达到了19%，创下了历史剧收视率最高的纪录。据报电视剧播放期间，犯罪率都有所下降。中央政治局开会前大家都在讨论这个电视剧中的人物和情节的发展。后来，这部电视连续剧的版权输出到境外，幽若在《历史正剧<雍正皇帝>当年如何做到雅俗共赏收视大爆》一文中说：“横扫台湾、香港、东南亚市场和海外华人地区，覆盖面之广，同样无剧能及，甚至成为台湾地区重播次数最多的内地电视剧。”电视剧播放之前，我在知网查询，只有18篇研究性文章。到2020年，输入关键词“二月河”，共查到2596篇，输入关键词“二月河历史小说”，有1544篇。在读秀知识点输入关键词“二月河”查询，有6503条信息。
当然，对二月河作品价值的认定，除了这些专家外，还有一位重要的文化领导很早就对他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今天来参加会议的卫庶先生（《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的父亲卫建林先生，当时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曾给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张文彬写过一封信，说你们河南有一位作家叫二月河的，他的历史小说是“五四以来优秀的长篇历史小说，他的思想含量，文学含量，不在李自成之下，而在李自成之上。”这封信当时发表在一个并不太有名的报纸上，二月河先生曾拿给我看，可惜现在忘了这是哪家报纸。
与此同时，二月河研究不断深入，一些研究专著陆续出版。如张德礼等著《二月河历史叙事的文化审美建构》（人民出版社2005年），郭尊《姚雪垠与二月河历史小说比较研究》（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程光炜、吴圣刚主编《二月河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郝敬波《二月河论》（作家出版社2020年），此外，张炯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齐裕琨《中国历史小说通史》，张宏声《河南文学史当代卷》，朱永涌《中国文学世纪初与世纪末》，周海波等《最后的浪漫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研究》，吴秀明《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历史与文学的想象》等文学史和教材中，都有专章介绍二月河。
二月河的小说出版后，也先后获得了国内外的一些奖项。如1989年10月，《康熙大帝》获“河南省改革开放十年优秀图书一等奖”，1992年，《康熙大帝》获“河南省优秀文学艺术成果奖”，1995年，《雍正皇帝》获湖北省优秀图书奖，1996年获得“河南省第二届优秀文学艺术成果奖”，1995年获得“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2000年，香港《亚洲周刊》评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之一。2003年，《乾隆皇帝》获“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2019年，《雍正皇帝》入选“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二月河先生从40岁开始写作，他几乎以每年一部的速度，连续创作了“落霞三部曲”共十三部长篇历史小说 。除此之外，他还与薛家柱合作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胡雪岩》，另外写作了130余万字的红学论文、中短篇小说，游记、随笔、传记、序与跋等。当然，二月河的重要创作成就，主要是他的长篇历史小说“落霞三部曲”。这些小说在五、六家出版社分别出版过，先后销售了几十万套。仅《雍正皇帝》从1991年到2001年止，长江文艺出版社先后销售了约五十万套。其中1999年一年销售了25万套。《二月河文集》出版后，当年销售6万套，以后每年约平均销售3万余套，前后销售了24年。与此同时，电子出版物开始制作，目前从喜马拉雅平台上查阅，二月河的作品听众下载单本有2000余万次。由此可见，二月河作品影响力与魅力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退。二月河的作品，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经典。当然，关于文学经典，没有一个公认的简明扼要的定义。如有人认为，作品出版20年后还有人阅读便是经典。有人认为一代又一代人能够阅读的作品便是经典。当然，专家普遍认为，所有的优秀作品，都会经历反反复复的“去经典化”和“再经典化”的拉锯式的演变过程。一部作品最终能否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流传下去，从来不是一次性的，一劳永逸的，而是持续的，接受各种力量考验的动态的过程。我个人相信，二月河的作品，以其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让一代又一代人读下去。
（来源：出版六家 说明：此文系在二月河作品出版4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