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省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到2001年期间的中央政府财政机关，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令律制时期。律令制是古代日本吸收唐朝制度建立的政治体系，它以二官八省为核心，二官指神祇官、太政官，八省包括中务省、宫内省、治部省、式部省、刑部省、民部省、兵部省以及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大藏省。

明治时期建成的初代大藏省

当时的大藏省的核心职能围绕财政展开，但其运行体系较为混乱，并不掌管全部的财政权力，如税收的管理权，在当时归属于民部省。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结构重组，民部省并入大藏省，此后大藏省逐步成为负责财政、金融、税收的行政官厅。二战后，大藏省通过财政及货币手段，为战后的新兴产业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经济迅速恢复。在日本民众的心中，大藏省是智慧、清廉、勤奋的象征。

由此看来，在日本的行政体系中，大藏省可谓是“德高望重”，那么，如此“深入民心”的大藏省为何走向了改革的“末路”呢？笔者将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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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集中与膨胀

在近130年的历史中，大藏省几乎一直是日本最具权力的官厅。大藏省大权独揽既有法律的保障，也有机构设置的漏洞。《大藏省设置法》规定了大藏省的重要职能：国家财务、通货、金融、外汇、证券交易、造币事业、印刷事业，这些职权在欧美有其专司机构，例如国会、中央银行、预算局，而日本的大藏省则包揽了所有财经职权，可谓日本经济的“心脏”。

而机构设置方面的漏洞，也为大藏省的“独裁”提供便利。以日本央行与大藏省的职权划分为例，两个机构的关系并非是表面上的平行关系，而是一种奇怪的“管理与被管理”状态，日本央行具有政策上的独立性，负责对日本银行业的监督与管理，但实际上央行的独立性很小，央行的业务、官员的任命、货币发行量等事务，都由大藏省决定。

原大藏省大楼現為财务省大樓

实际运行中，权力膨胀的情况往往会更严重，大藏省的职权中，最核心的就是预算权，大藏省自身对于财政预算的控制，远超这项权力原本规定的范围，自民党元老金丸信曾经评价，向大藏省争取地方建设经费，非得有“舍弃自身性命，跟大藏省预算局长掀桌力争”的勇气不可。强权在握必然引起效能的底下，日本经济的这颗“超负荷心脏”势必带来身体的“供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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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有效的监督

强大的权力应当要有与之相抗衡的监督体系，而监管的缺失，为大藏省一系列问题的滋生提供温床。在日本的政治体制下，财政预算的编制权实际上是由内阁控制的，国会的干预有限。“55年体制”形成后，自民党长期保持执政地位，一党独大，引导日本走上一条经济优先的发展道路，内阁提出的有关财税的议案几乎不会被否决。

日本国会会场

而国会议员对金融知识的缺乏，事实上形成了议员依赖大藏省的“官僚主导”的政治局面，让国会本就无法发挥的监督能力进一步弱化。在国会的监督无法发挥好作用的前提下，本应对国会负责的大藏省便如同脱缰的野马，缺乏有效的约束。

此种情况下，大藏省权钱交易的丑闻时有发生，如90年代的“证券丑闻”，大藏省多名官员收受证券公司贿赂，帮助隐瞒巨额亏损和违规操作；大藏省内部甚至与银行勾结，掩盖银行的违规贷款，直接延误金融问题的解决。丑闻一次次被曝光，将民众对大藏省的信任一点点耗尽。

1998年1月28日，日本大藏大臣三塚博被迫辞职

外部监督无法发挥作用，大藏省内部的问责机制也是名存实亡，官员很少为其决策失误承担责任，面对90年代一次次的丑闻和错误决策，本应做好反思的大藏省却一次次上演藏相和高官辞职的戏码，而新一任官员上任，相同的事情又会再次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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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履职存在问题

90年代日本濒临崩溃的泡沫经济，成为大藏省改革的“最后一根稻草”。泡沫经济的高起，与大藏省金融监管的漏洞有关，作为监管金融事务的主要机构，大藏省没有建立起对资本管理的有效制度。

70年代，大藏省面对国际化、自由化的趋势，大举放松了对金融领域竞争的管制，为泡沫经济提供了制度缺口。1985年9月22日，美、日、法、英、联邦德国五国代表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签订“广场协议”，协议签订后，五国开始按照协议内容抛售美元。

此后，日元大幅升值，这对于严重依赖出口贸易的日本经济来说无疑是一种打击。而大藏省应对危机的蹩脚能力，让泡沫经济的状况“雪上加霜”，通常来说，各国都会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赤字、增加货币供给，双管齐下来应对此种情况。

而大藏省的做法可谓是令人“大开眼界”，它单方面推行货币政策，大幅增加货币供给，然而，因为没有财政出口（如公共建设项目）与之配合，资金便涌入股市和楼市，经济泡沫越吹越高。1989年，大藏省将利率猛拉3.5%，并要求银行冻结不动产贷款，股市与房地产轰然崩塌，触发严重的银行坏账危机，泡沫经济走向崩溃边缘。

经济崩溃的残酷现实，让大藏省这位曾受到无比信任的“老朋友”成为“众矢之的”，迎接它的，将是一场彻底的改革。

泡沫经济下的证券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