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将宋朝的科举制度比附为今日的高考制度是不恰当、不准确的，毕竟科举考试选拔的是治理国家的官员，其实更接近今天的公务员考试，而高考不过是入读高校的门槛而已。但话说回来，科举与高考有一点是相通的，即都为平民子弟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有助于打破阶层壁垒、实现阶层流动的制度性渠道。一个人不管他的出身如何，只要肯努力读书，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便是科举与高考的共同意义。因此，我想蹭一下高考季的热点，跟大家聊聊宋代的科举制度。
我们的话题要从“阶层固化”说起。所谓“阶层固化”，是指一个社会的上升通道关闭，阶层流动停滞，处于社会上层的精英，其后裔可以凭借先天的优势永远占据上层社会，而处于社会下层的草根及其后代，却无法通过后天的努力上升到社会上层。
研究者一般用“代际收入弹性”来评估一个社会的阶层固化程度，“代际收入弹性”最高为1，指子代的经济地位完全取决于父代；“代际收入弹性”最低为0，指子代与父代的经济地位完全不相关。“代际收入弹性”为0，必定是急剧变动的乱世；“代际收入弹性”为1，则必是死寂、凝固的社会，两者皆不可欲。正常社会的“代际收入弹性”一般都处于0与1之间，数值越小，说明社会流动性越高；反之，则说明阶层固化程度越高。
如果用“代际收入弹性”衡量宋代社会，我们会得出一个怎样的印象呢？宋人自己说：“贫富无定势”，“富贵盛衰，更迭不常”，“贫者富而贵者贱，皆交相为盛衰矣” 。可见宋代的“代际收入弹性”应该不会很高。不过，宋代社会也存在着很多才俊辈出、薪火相承的百年望族，“代际收入弹性”不会很低。今天我想跟你说的便是其中一个百年望族——河南吕氏。
（吕蒙正塑像）
“寒窑”少年
这个家族在北宋时期诞生了四位宰相：吕蒙正为太宗朝与真宗朝的宰相，吕夷简（吕蒙正之侄）是仁宗朝的宰相，吕公弼（吕夷简之子）是英宗朝的副枢密使、神宗朝的枢密使（相当于副宰相），吕公著（吕公弼之弟）也是神宗朝的枢密使，还是哲宗朝的宰相（以后我们还会讲到吕公著的故事）。此外，吕好问（吕公著之孙）是高宗朝的尚书右丞，也属于执政官。所以南宋人王明清在《挥麈录》中大发感慨：本朝吕氏一家“相继执七朝政，真盛事也。”元人修《宋史·吕夷简传》，也说：“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未之有也。”
不过南宋时，吕氏家族在政治上的地位已不复显赫，但吕家又在文学与学术上延续了家族的荣耀，如吕好问之子吕本中是南宋前期的著名诗人；吕本中的侄孙吕祖谦是南宋中期的著名学者。从吕蒙正拜相至吕祖谦逝世，大约是两百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河南吕氏家族在政治或文化领域至少引领了两百年风骚。非常不简单。
有意思的是，吕氏家族荣耀的开创者——吕蒙正未达之时，却是一名寄人篱下的穷孩子，他能凭着后天的努力登上相位，改变自己以及家族的命运，本身便反映了宋代社会的阶层流动性。
如果你对传统戏曲略有了解，应该听说过一个很有名的剧目“寒窑记”。相传南宋时南戏便有《寒窑记》，元代的王实甫将其改编成杂剧《吕蒙正风雪破窑记》，明代文人王錂又改编成传奇《彩楼记》，现在的川剧、京剧、秦腔均保留有“寒窑记”剧目。
“寒窑记”的主角正是吕蒙正，说的是吕蒙正年轻时，因为一贫如洗，与好友寇准同在“洛阳城外破瓦窑中居止”。一日，二人听说洛阳城的刘员外家“结起彩楼，要招女婿”，便结伴前去看热闹，心想“等他家招了良婿之时，咱二人写一篇庆贺新婿的诗章，他家必不虚负了咱，但得些小钱钞，就是咱一二日的盘缠”。谁知刘员外的女儿刘月娥对吕蒙正一见倾心，将绣球抛入吕蒙正的怀里。刘员外见吕蒙正是个居住在破窑里的穷书生，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打算“与他些钱钞，打发回去罢”。但刘月娥心有所属，说，“父亲，您孩儿情愿跟将他去。”刘员外苦口相劝，女儿却心意已决，最后刘员外一怒之下，将女儿赶至吕蒙正的破瓦窑。
当然，戏曲故事不可当真，“寒窑记”其实是民间文人编造出来的，历史上的吕蒙正并未娶过刘姓女子，据富弼《吕文穆公蒙正神道碑》，吕蒙正“初娶宋氏，封广平县君。再娶薛氏，封谯国夫人。皆殁于公之先”。他的结发妻子姓宋，继室姓薛。
但“寒窑记”的故事也有所本。吕蒙正居住的地方，的确跟寒窑没什么区别：按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的记载，少年吕蒙正“羁旅于外，衣食殆不给，龙门山利涉院僧识其为贵人，延致寺中，为凿山岩为龛居之”。按邵伯温《邵氏闻见录》的说法，“吕文穆公讳蒙正，微时于洛阳之龙门利涉院土室中，与温仲舒读书。其室中今有画像。”总而言之，少年吕蒙正无家可归，居住的地方是洛阳龙门山利涉院的一处窑洞或山洞。与他一起在窑洞里读书的，是一个叫做温仲舒的朋友，而不是戏曲所说的寇准。
吕蒙正原本可以不用住窑洞，因为他的父亲吕龟图并不是穷苦平民，而是宋朝的起居郎，一个下层文官。只是这吕龟图官儿虽小，官僚的臭毛病却不小，“多内宠”，讨了几房小妾，对正室刘氏（即吕蒙正之母）极看不顺眼，之后更是以“不睦”为由，将刘氏连同吕蒙正一并赶出家门。少年吕蒙正与母亲无处投靠，“颇沦踬窘乏” ，不得不寄宿于利涉院山寺的窑洞。
吕蒙正母亲姓刘，被夫家逐出门，住在窑洞，这经历与戏曲“寒窑记”中的刘月娥有几分相似，所以有人认为刘月娥的原型正是吕蒙正的母亲刘氏。
现在网上有一个很火的流行词，叫做“吃瓜群众”，用来指称看热闹的草根。被父亲遗弃的吕蒙正却连“吃瓜群众”都不如。话说有一日，他在伊水岸边赶路，正唇焦舌干呢，“见卖瓜者，意欲得之，无钱可买。其人偶遗一枚于地，公怅然取食之”。穷得连一片甜瓜（也可能是西瓜）都买不起，只好捡起别人丢弃在地的一片烂瓜皮解解渴。后来吕蒙正当了宰相，“买园洛城东南，下临伊水，起亭以‘饐瓜’名焉，不忘贫贱也”。“饐瓜”就是烂瓜片的意思。吕蒙正盖这个亭子告诫自己与家人：富贵不忘贫贱。
少年贫贱的吕蒙正后来之所以能够进入政府，并且成为政府首脑——宰相，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得益于他寒窗苦读的努力；从制度的角度而言，则应归功于当时社会存在着一个制度化的上升通道。这个制度化的社会上升通道，便是科举制。
（网上流传的这篇《寒窑赋》并不是吕蒙正写的，而是今人的伪作）
科举时代来临
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中国汉代主要以察举制选拔社会精英进入政府，所谓察举，是说地方长官负责在辖区内发现人才并举荐给国家。但到东汉末年时，由于请托盛行，察举制已丧失了选拔人才的功能：“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魏晋开始改察举制为九品中正制，在州郡设中正官，按家世门第、道德才能品评地方士人，供朝廷授官。但很快中正官便被世族门阀把持，“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 ，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严重阶层固化。
这一等级森严的阶层固化是被科举制冲破的。科举始创于隋代，是一种跟察举不一样的公务员选拔制度。从字面的含义看，“科举”是“分科举人”的意思，不过察举制也“分科举人”，汉代察举设有“孝廉”、“秀才”、“孝弟力田”、“贤良方正”诸科；而且察举制也有考试的程序，东汉时改革察举制，要求“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 。其实，科举制有别于察举制的关键点，并不在“分科举人”与考试，而是其开放性：察举制的选举权集中于地方长官手里，科举制则允许士子怀牒自荐、自由报考，然后以考试成绩任去留。
史有明载的第一次科举考试，是在隋炀帝时代：“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 当时的进士科考试要试“对策”，至于是否可以自由报考，则不得而知。唐承隋制，继续推行科举制，并确立了科举考试的基本制度：考试一般分为“解试”与“省试”两级，解试由州郡政府主持，当地士子自由报考，考试获通过的士子取得一个“解额”，可参加中央政府举行的省试，省试及第，即具备了授官的资质。宋承唐制，但增加了殿试，仁宗朝之后，殿试一般不黜落，只排定名次。
隋唐科举录取的人数极为有限，“秀异之贡，不过十数” 。宋初取士也是每榜不过十数，宋太祖时代共开科15榜，共取进士181人、诸科168人，平均每榜取士不足24人。到了宋太宗时代，科举录取的人数扩大了10倍以上。太宗皇帝开疆拓土的能力与功绩不及乃兄宋太祖，不过他带领宋王朝完成了从“武功开国”到“文治天下”的转型。他继位次年，即太平兴国二年（977）举行的科举考试，录取进士109人、诸科207人，另有191人考试未及格但“赐及第”，共取士507人，是史无前例的一次科考“扩招”。
太平兴国二年的科考，宣告一个全面通过科举取士的时代自此来临。
宋朝是历史上第一个全面以科举取士的时代，据研究者统计，两宋三百余年，总共通过科举考试录取进士及诸科登科人数超过10万名，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近10倍、元代的近100倍、明代的近4倍、清代的3.8倍。
也是在太平兴国二年的科举考试中，三十四岁的吕蒙正崭露头角，夺得了殿试状元（他的叔叔吕龟祥同年进士科及第，但吕龟祥成就不大，只当过知州）。仅仅过了六年，吕蒙正便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当时他才四十岁。有人对这位年轻的副国级很不服气，一日吕蒙正“入朝堂，有朝士于帘内指之曰：‘是小子亦参政邪？’蒙正佯为不闻而过之。其同列怒之，令诘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罢朝后，同僚还在替吕参政抱不平，说，今天就应该查查是谁说怪话。吕蒙正说：“若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复忘，固不如毋知也。且不问之，何损？”大家听了，都很佩服吕参政的气量，“皆服其量”。
又过了几年，端拱元年（988），宰相李昉罢相，吕蒙正“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监修国史”，成为政府首脑——宰相。按宋朝惯例，宰相之子可以荫补为正五品的员外郎，吕蒙正拜相时不到五十岁，儿子才几岁，坚决请辞恩荫儿子五品官秩：“臣忝甲科及第，释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于岩穴，不沾寸禄者多矣。今臣男始离襁褓，膺此宠命，恐罹阴谴，乞以臣释褐时官补之。” ——我当年高中状元，第一次授官也是九品，况且天下才俊老于民间、未获朝廷赏识者不在少数，现在如果让一个刚离襁褓的小子沾宰相老子的光得到五品官秩，恐怕他无福消受，反损了他的福德。请荫补他一个九品官秩就可。其后，宰相之子仅恩荫九品“遂为定制”。
大中祥符元年（1008），吕蒙正已经致仕，闲居于洛阳。宋真宗封禅泰山，途经洛阳，专程拜访了吕家，“锡赉有加”，还问吕老先生：“卿诸子孰可用？”皇帝的言下之意，当然是表示他将会重用吕爱卿的子孙。吕蒙正却说：“诸子皆不足用。有侄夷简，任颍州推官，宰相才也。” 宋真宗记住了“吕夷简”这个名字。后来吕夷简果然于宋仁宗朝拜相。不过吕夷简也是科举出身，并非荫补得官。
我们不妨仿照“代际收入弹性”一词，造出一个“代际权力弹性”的概念，用来评估恩荫制与科举制。毫无疑问，恩荫制体现了一种非常高的“代际权力弹性”：一名乳臭未干的官宦子弟，可以凭着父荫获得五品官秩，十年寒窗苦读的贫家子弟听了，岂不是要哭晕在厕所？不过，吕蒙正的谦抑，毕竟降低了“代际权力弹性”。
而且，宋代的荫补官在任职、升迁诸方面都受到限制，包括不得任台谏官、两制官、史官与经筵官，有机会擢升至高层的荫补官很少见。这也是对“代际权力弹性”的控制。宋朝一些有才气、有骨气的官宦子弟，自己其实并不愿意沾老子的光，主动放弃了荫补，选择走科举考试之路，如宰相李昉之子李宗谔，“七岁能属文，耻以父任得官，独由乡举，第进士，授校书郎。明年，献文自荐，迁秘书郎、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 。
科举则是一种“代际权力弹性”非常低的制度，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恩荫制带来的“代际权力弹性”，防止社会阶层固化。在宋代，科举取士始终是主流，荫补只是一种补充性的安排。
正是有了科举制度，没有父荫可以沾光、也没有贵戚可以举荐的吕蒙正才可以通过正常的制度通道，被选拔进政府，乃至晋升为政府领袖。吕蒙正并不是特例，我们再来看看宋仁宗朝主持“庆历新政”的三位重要推手：宰相杜衍、参知政事范仲淹、谏官欧阳修。杜衍自幼失怙，母亲改嫁钱氏，少年时投奔母亲，却不容于继父，生活非常落魄，以帮人抄书为生；范仲淹两岁丧父，之后随母亲改嫁朱氏，读书时以稀粥为食，“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欧阳修也是四岁时失去父亲，“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 ，家里穷得买不起纸笔，只好用荻草在地上练习写字。
（《观榜图》局部）
科举的制度创新
如果吕蒙正、杜衍、范仲淹、欧阳修等寒门子弟生活在隋朝或唐朝，想要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府高层，恐怕机会就微乎其微了，近乎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同样是科举制，宋朝与隋唐又有制度细节的诸多差异，准确地说，宋政府在唐朝科举的制度构架上进行了很多降低“代际权力弹性”的制度创新。
隋朝为科举草创之时，考试制度尚很简陋；唐代科举在制度设计方面还是不甚用心，虽然以考试取士，同时又允许“公荐”，权贵公卿可以向主考官——知贡举推荐录取的人选，于是每到开科之年，朝中权贵便纷纷向知贡举请托，往往尚未开考，而录取的名单及名次已经预定下来，考试只是走走过场而已。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礼部侍郎崔郾被任命为知贡举，前往东都洛阳主持进士科考试，长安的公卿都来给崔郾饯行，拜托崔郾留意他们的门生子弟。其中有一个叫做吴武陵的太学博士，带了一篇《阿房宫赋》，向崔郾推荐杜牧：侍郎请看这《阿房宫赋》，作者的才华好得不得了。崔郾读了《阿房宫赋》，承认杜牧的文章的确写得好。吴武陵趁机说：请将杜牧录为状元。崔郾说：这事不好办，不瞒你说，状元已经许给其他人了，这样吧，我将第五名安排给杜牧吧。当时有人反对将杜牧列为第五名，称杜牧这个人品行有问题。崔郾说：“已许吴君矣。牧虽屠沽，不能易也。” 既然答应了吴君，便不可食言，不管杜牧是杀猪的，还是卖酒的，都给他第五名。
这种名为公荐、实为请托的做法，到了宋代就不被允许了。建隆四年（963）正月二十七日，宋太祖下诏：“礼部贡举人，今后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 为杜绝朝臣请托，宋政府在科举考试中全面推行“锁院制”，即主持考试的知贡举、权同知贡举、参详官、点校试卷官、监试御史等考官确定下来后（宋代科举置考官多员，有相互监察之责），马上进入贡院，不得出外，不得与外人交通，食宿都得在贡院之内。（美国的陪审团遴选出来后，也要求与外界隔离，以免受干扰。）唐时科考偶有锁院，但非常制，锁院制度确立下来，始于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太宗“命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等同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常制” 。
宋太宗时代还创设了“封弥制”，即将考生答卷卷首的考生姓名、年甲、乡贯等个人信息密封，代之以字号，又叫“糊名考校”。这样，考官在评卷的时候，由于不知道某卷的考生是何人，就算想给熟人卖一个人情，也无从下手。（今日的高考评卷还沿用宋人发明的封弥制。）
不过，“糊名考校”并不能完全杜绝考官徇情，因为考官还可以通过辨认笔迹或暗记，认出答卷是不是出自熟悉的考生之手。到宋真宗时，朝廷又设立“誊录制”，堵住了“封弥制”的制度漏洞。所谓“誊录制”，是说每一份考生交上来的试卷，都要经专门的书吏用红笔抄录成副本，然后将副本送考官进行评卷。
宋代的科举评卷机制也比较严密，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起，宋朝确立了将进士科殿试答卷分为五等的评等制度：“考第之制凡五等：学识优长、词理精绝为第一；才思该通、文理周率为第二；文理俱通为第三；文理中平为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然后临轩唱第，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
答卷等次的评定采用“三级考校制”：“举人纳试卷，内臣收之，先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以字号第之，付弥封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始付考官，定等讫，复弥封送覆考官，再定等。编排官阅其同异，未同者再考之，如复不同，即以相附近者为定。始取乡贯状字号合之，乃第其姓名、差次并试卷以闻，遂临轩唱第。”
照此考校定等的程序，评卷的第一步是初评，将考生答卷封弥、誊录后，送初考官评定等次。第二步是复评，将考卷的初评意见封弥，送覆考官再定等次。第三步，由编排官审查初考、覆考意见的异同，如果意见一样，即按此定等；如果意见各异，则将考卷封弥后再送另一位考官评卷，采用意见重合的等次；假如三次评出来的等次各异，则采用最接近三评的那一个等次。
宋朝科举考试还有“别头试”的制度，即有亲戚为考官或本州岛官员的考生，必须另设考场、另派考官。这一制度也是始见于太宗朝，雍熙二年（985）二月的省试，由于“贾黄中等同知贡举各以子弟甥侄籍名求别试”，宋太宗要求将所有跟考官沾亲带故的考生安排在另外的考场，由三位没有亲嫌关系的别试官主持考试。
锁院制、封弥制、誊录制、三级考校制与别头试的推行，将人情的影响减少至最低程度，使得宋代科举的考试程序更为公平，用欧阳修的话来说，“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各糊名、眷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
从这一制度受益的，当然是那些朝中无贵人、胸中有才学的寒门读书人。所以宋代进士多出身寒微，从南宋宝祐四年的《登科录》来看：当年录取了601名进士，其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只有184名，寒门进士占了绝大多数。
（《观榜图》局部）
政策向寒门倾斜
宋朝科举不独“取士不问家世” ，甚至有意抑制世家，照顾寒门利益。开宝元年（968）三月开科，翰林学士陶谷之子陶邴名列第六，但宋太祖说：“闻陶谷不能训子，陶邴安得登第？”命宰相加以复试，陶邴在复试时成绩及格，才被录取。之后宋朝立下了一条原则：“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复试之。”
出身寒微的吕蒙正可谓得益于这种“取士不问家世”的科举制度，有意思的是，宋朝对食禄之家的抑制，也波及吕蒙正家族。雍熙二年（985），吕蒙正还是参知政事，他的堂弟吕蒙亨（吕龟祥之子）与宰相李昉的儿子李宗谔参加了这一年的科考，均名入上等。但在殿试时，宋太宗说，“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也。”遂以“势家不宜与孤寒竞进”为由，罢了吕蒙亨与李宗谔的名次，将机会让给寒门子弟 。此举看似对“势家”不公，但官宦之家具有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又有荫补的特权，在科举考试中对他们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倒也体现了一种“矫正的平等”。（类似道理，可参考美国黑人的平权运动。）
吕蒙亨其实也不必感到委屈，因为后来将吕氏家族荣耀发扬光大的仁宗朝宰相吕夷简，正是他的儿子。
宋代科举有意向寒门倾斜的政策，还包括政府为寒门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提供经济资助。士子赴考需要付出不菲的成本，包括从家乡到京城的路费、食宿费，偏远地方的贫家子弟往往因为掏不出盘缠而不得不放弃了考试。针对这一情况，开宝二年（969）十月，宋太祖下诏：“国家岁开贡部，敷求俊乂，四方之士，无远弗届，而经途遐阻，资用或阙，朕甚愍焉。自今西川、山南、荆湖等道举人，往来给券。” 西川、山南、荆湖的读书人进京考试，可以凭“公券”免费使用官驿的交通工具，并在官驿借宿，“自初起程，以至还乡费，皆给于公家” 。
宋朝的地方政府也相继设立“贡士庄”与“贡士库”，资助参加科考的当地士子。贡士庄是指地方政府成立一个机构，管理若干供租佃的公田、供租赁的公屋，租金收入用于援助当地进京赴考的读书人。贡士库则是地方政府拨出若干公款，成立一只基金，基金的本金通常用于投资解库（相当于钱庄），收取的利息则用来赞助应考的当地士子。由于省试每三年开考一次，因此贡士庄与贡士库的资助金通常也是每三年发放一次。
南宋末的寿昌军（今湖北鄂州）同时设有贡士庄与贡士库，其中贡士库有本钱二万五千贯（为十七界会子），每年可收息钱六千贯，“三年所收共一万八千贯”；贡士庄名下有田产（未知亩数），三年可收田租三百六十六石九斗谷米，另有“房屋园地”出租，三年可收租金一百四十贯足。寿昌郡政府每三年将贡士庄与贡士库的收入归总，30%用于资助解试合格、准备赴京参加省试的举子；30%用于资助赴太学补试的学生；10%资助“别头试”的士子；10%资助那些获得免解试待遇、可直接参加省试的士子。景定年间，建康府（今南京）的贡士庄对士子的资助标准则是：每名得解举子“五十千”，即50贯钱；免解的士子每人“二十千”，即20贯钱。
贫家子弟参加科考的经费有了着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童话才有变现的可能性。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同样是推行科举取士，但宋朝的寒门子弟要比唐朝的“吃瓜群众”更容易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从社会底层升入社会上层。
统计数据可以佐证这一点——研究者发现，“《旧唐书》所载从唐肃宗到唐代末年之间的人物，大约有将近十分之七出自名族和公卿子弟，出身于寒素者不及七分之一，如果以宰辅的家世作比较，两者的比例更加悬殊（80%∶7%）。”这一情况到了宋代就扭转过来了，“《宋史》列传中的北宋人物，出身于高官家庭的不过四分之一左右，而出身布衣的则超过二分之一，而且随着时间的演进，时代愈晚，布衣出身的比例也愈高；以宰辅的出身来作统计，情况也大体相似。”
显然，隋唐时期的“代际权力弹性”要低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魏晋时期；宋朝的“代际权力弹性”又远低于“取士问家世”的隋唐时期。尽管宋代不乏像河南吕氏那样的世家大族，能够保持二百年的家族荣耀，但其政治地位的维持，也并不是依靠权力的世袭，荫补的因素亦微不足道（吕夷简之子吕公弼、吕公著均曾恩荫得官，但兄弟俩后又参加科考，取得了进士出身），归根结底还是需要一代一代的家族子弟参与科举竞争，只有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方得以延续家族荣光。也就是说，科举时代的世家门第，“代际权力弹性”的问题也不是非常严重。
科举制度在宋代迎来充满生气与活力的鼎盛期之后，在元代进入停滞期，不过到了明清两朝，科举制度又得复兴（只是已经不若宋代科举之富有生气），继续为无数寒门子弟提供了进入社会上层的制度性通道。旅美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研究发现，从明代至清代，虽然平民向上流动的机会出现渐减的趋势，但就整个明清时期来说，社会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流动性。
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于从负面想象科举制度，认为科举制是维护“封建专制”、禁锢读书人思想的工具，也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的文化因素。但如果我们持正公允，便会发现，科举制度其实为传统中国创造了一个开放性的士人政府，一个流动性的平民社会。功莫大焉。
（摘编自吴钩《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