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我党迅速作出反应，发布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份宣言“九一九宣言”。面对日本的侵略，我党始终站在抗日前线，不惜牺牲。然而由文官杨文瀚领导的地方游击大队，作为最后一支红军，却在1943年神秘消失。这支部队为何会陷入如此绝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叛变革命和残暴政策的直接反抗。起义军在首次战斗中就高举了“工农红军”的旗帜，象征着工人和农民的团结与斗争。此举标志着“工农红军”名称的全国传播，引发了一系列革命浪潮。到了1928年5月25日，经过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决定，全国各地的工农革命军正式统一更名为“红军”。

成立后的红军不断受到国民党的激烈镇压。无论在革命根据地还是国民党控制的区域，红军及其支持者都遭受到了残酷迫害与血腥屠杀。特别是在国统区，国民党施行的白色恐怖政策导致无数红军家属和平民受到连坐迫害，很多革命者的家人和朋友惨遭杀害。

这场持续十年的战争让红军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两者之间的仇恨深不可测。在土地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中，虽然国民党的强大迫害导致众多红军将士英勇牺牲，但剩余的红军战士依然坚持不懈地进行抗争。正如毛泽东所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话在他们中间充分体现了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

1934年10月，为保障主力部队的安全撤离，中央红军开始了历史性的长征，留下了如陈毅等未来的军事领袖和许多其他将士在苏区继续坚守阵地。本文聚焦的是在闽浙赣地区残留的一支红军独立团。

这支部队原是红十军团的一部分。1935年初在怀玉山附近，该部队遭受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包围，造成了严重的人员损失。在这次冲突中多位高级指挥官，包括方志敏和刘畴西相继被捕并牺牲，而粟裕等极少数幸存者设法突破重围。

幸存的残部被闽浙赣省委书记关英迅速整合。关英立即将这些散兵游勇重组为一支独立的红军团，亲自担任指挥，继续在苏区与敌对势力抗衡。面对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和压倒性的兵力优势，这支新组建的红军独立团屡遭打击，几乎处于灭亡的边缘。

但关英从未放弃希望。他坚信只要还有生存的火种，革命的光芒就能重燃。他带领独立团在山林间穿梭，历经无数艰难困苦，战士们几乎完全依靠坚强的革命意志力支撑着生存。

直到1936年底，一份敌方报纸详细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经过，提到蒋介石被扣留，以及国共两党可能的合作前景。这些消息让关英看到了一线希望，认为中央红军可能很快会有力量北上，重塑战局。

尽管关英在党内有着良好的声誉和忠诚，但他在军事指挥方面的能力却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在得知粟裕在浙西南建立了新阵地后，关英决定带队前往汇合，却不幸中了国民党的埋伏，导致独立团遭受重大损失。幸运的是关英本人在山洞中养伤时幸免于难。

此后红十军团名存实亡，残余部队四散为多个小型游击队，各自为战，情势更加严峻。在这关键时刻杨文翰挺身而出，重新组织了这些散落的力量。杨文翰原是文职，但展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他决定在德兴和上饶地区重建队伍，继续展开对国民党的游击战。

杨文翰带领的小队在偷袭国民党小股部队时屡获成功，不仅挽回了战斗力，还逐渐扩充到了500多人，被正式命名为红军赣东北游击大队，裴月山担任司令，杨文翰任政委。

随着队伍规模的扩大，杨文瀚意识到控制和管理日益困难，因此他选择将队伍迁往偏远山区，采取封闭式管理，以维持纪律和效率。在与外界的信息交流日益隔绝的情况下，红十军团对国共两党间的关系演变和外部政治形势几乎一无所知，也未意识到许多红军部队已经开始改编并加入国民党力量。

而方志敏的牺牲给杨文瀚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使他对国民党充满了不信任和敌意。就在这时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国共开始探讨合作。处于偏远山区的杨文翰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半信半疑，担心是国民党的又一圈套。

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中共中央决策，对闽赣地区的红军进行重组，成立新四军三支队第五团，由饶守坤担任团长。此举旨在加强抗日力量，实现更高效的军事指挥和组织。大多数在闽赣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顺利接受了这一改编，成为了组织更严密、作战能力更强的新四军的一部分。但杨文翰领导的部队却坚决拒绝进行改编，坚持独立作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杨文翰的部队规模虽然得到了增强，但他的行为和决策越来越显示出偏激和自负的倾向。他对国共合作持怀疑态度，坚信国民党不可能是真诚的合作伙伴。因此即便面对联合抗日的新政策，他也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和抵触情绪。

针对杨文翰的固执态度，新四军闽赣省委负责人黄道曾四次派出使者前去劝说，希望能够说服杨文翰接受改编并加入更大的抗日力量中，每次使者都被杨文翰以各种借口拒之门外，甚至采取极端措施，导致使者被杀害，这让黄道非常愤怒和担忧。

到了1938年5月，关英，杨文翰曾经的长官，结束了他一年多的缺席，重新出现在黄道的视线中。黄道看到了一线希望，认为关英与杨文翰的旧情可以成为改变杨文翰立场的关键。

然而，事与愿违，关英一到杨文翰驻地就被扣留。杨文翰念旧情，没有立即下令处决关英，但严厉质问他消失这么久的去向以及为何突然提出改编。杨文翰无法相信关英的解释，认为其已经背叛了革命，对国民党的接待表现得异常怀疑。

关英尝试向杨文翰解释国共两党已经形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重要性，以及改编后能获得更好的补给和发展，从长远来看有助于保存力量，避免更多无谓的牺牲。然而，这些论述未能打动杨文翰，他坚持认为这是背离革命的行为。关英甚至指责杨文翰破坏党的组织纪律，但杨文翰最终还是判定关英为叛徒，并命令将其处决。

这一悲剧的发生使黄道彻底绝望，决定不再尝试与杨文翰沟通。杨文翰继续在赣东北地区坚持他的抗战道路，不断与国民党及日军作战，但在资源和支援不足的情况下，他的队伍面临着愈加艰难的局势。

杨文翰虽然坚守着革命的信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部队越发孤立，逐渐被敌人削弱直至最后的消亡。在他最后的岁月里，他仍然保持着对抗日和保卫土地的决心，但最终因为缺乏外部支持和内部分裂，未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随着1943年的春天到来，游击队在一次突然的国军伏击中遭受巨大损失，仅剩下六十多名战士成功突围，逃出生天。这次打击几乎摧毁了游击队的组织结构，让杨文翰部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

尽管队伍规模锐减，杨文翰却持续带领残余的战士在磨盘山和三县岭一带，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他们几乎完全依靠山林中的自然资源生存，弹药稀缺，每一颗子弹都异常宝贵。

战士们在树林中搭建的简陋庇护所勉强遮风挡雨。春夏之交，尽管衣食简陋，但温暖的气候和丰富的野生植物还能支撑他们的基本生存，当秋冬降临，寒冷和饥饿成为了他们面临的双重威胁，生存条件极其恶劣。

杨文翰虽然条件艰苦，但仍然坚持抗争，绝不向国民党军投降。他和他的队伍成了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象征，体现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1942年夏天，当国民党的围剿力度加大，杨文翰只能带领他的不足百人的部队撤回曾经的根据地磨盘山。然而，在返回途中，他们不幸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突击，部队再次遭受重创，仅有二十多人与杨文翰一同突围成功。

杨文翰随即作出决策，将部队一分为二，裴月山带领小分队先行侦察安全路径，而杨文翰则领导主力跟随。不幸的是，裴月山的队伍中有叛徒行动，导致其部位被泄露给了国民党军队。

在一场激烈的包围战中，杨文翰与战友刘福喜被迫从悬崖跳下，幸运地逃过一劫。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杨文翰隐姓埋名，一直在弋阳地区活动，企图重整旗鼓。但在1943年8月，当杨文翰在一位亲戚家购买枪支时，被亲戚的女婿，一个名叫鲁冬狗的乡丁发现并举报。杨文翰在午餐时被捕，随后遭受了严刑拷打。

尽管面临极大的痛苦和生命威胁，杨文翰始终坚持他的信仰，最终在1943年11月19日英勇就义，留下了不朽的革命口号。裴月山在随后的时间里也未能逃脱国民党的追捕，最终在1944年被捕并枪决。随着裴月山的牺牲，这支红军的最后一页也翻过，但他们的故事和牺牲精神被党组织铭记，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永远留在了烈士纪念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