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不仅仅是“护妻狂魔”、“变态杀人狂”、“功臣收割机”,还是大明“第一不讲理”。
为什么说他不讲理,这要从一起叫做“空印”的案件开始说起。
朱元璋像
按照明朝政府规定,明朝各地布政司、官府、县等单位每年都要向户部申报自己当年的财政收支、税收等情况。
你可以把这个行为理解为: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县乡村镇每年都要交给财政部一份关于当地GDP发展报告。
现在发报告,你可以选择发快递,可以选择发邮件,甚至可以选择发微信。方便快捷高效。财政部看完可能回个“收到”,有问题再发消息沟通就行了。
但在明代可就不同了。明代没有GDP,也没有高科技。大部分的经济硬通货就是粮食和各类手工作物,而想要传递消息,大部分靠走路和骑马。
明代布政司
所以你需要携带好一份在当地已经写好数目扣好印章的文书,然后再亲自赶着马车拉着粮食、谷物商品、货品赶往南京(朱元璋在位时,尚未迁都,所以南京为首都),和户部当面核实数据准确与否。
江浙沪的快递包邮,云贵川的快递费用加倍,而在古代,同样是这种情况。
江浙沪的官员们还好,毕竟离南京稍微近一点,而且一路上交通便利,出不了啥大问题。但云贵川一带的官员们可就比较辛苦了。
因为那时候中国西北、西南的交通并不发达,没有国道也没有高速。山路崎岖,山高水长,路途遥远。
外地人来趟南京,难度和西天取经差不多了。
路途遥远就会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一路上的颠簸辗转,会导致携带的粮食谷物出现损耗。
“压力山大”的明代官员
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长途运输谁也没有办法保证零损耗,丢个一袋两袋的粮食很正常。
但朱元璋并不考虑实际情况,而且非常不讲理,他立下的规矩是:你报告里写了你带了多少东西,你就得给我带来多少东西,多一点也不行,少一点也不行。
也就是说,各地的官员们哪怕是刚从喜马拉雅山上下来,也必须保证自己带到南京的粮食一粒都少不了。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皇帝的规矩立下了,官员们就得执行,这可把官员们折腾坏了。
以下是一位明代官员的年终申报之路。
这位官员历尽千辛万苦,走遍万水千山,终于来到南京。
他交上在出发前就写好的账册,上边写着本年产粮1000石。
但户部的官员一检查,发现不对,运来的粮食称来称去,发现只有999.9石——和文书上申报的数据明显不符,少了0.1石。
官员解释道:山路难走,路上颠簸,损耗了0.1石。
户部表示我非常理解你,但是规矩是朱元璋订下的,现在数量不对,要么你把粮食给我补齐了,要么你回家重新写一份文书,写完了再过来。
明初时期的户部尚书吕昶
于是这位官员原路返回,再次长途跋涉,返回原籍后重新写了一封文书,把文书上的数目写成999.9石,重新印章。然后再次出发,再次长途跋涉,来到南京。
这才算交了差。
而这位官员是第一次出发进京,是大年初八,而他来来回回这么一折腾,再次返回户部交完差,已经是来年正月十五了。
朱元璋订下的这个规矩和制度大大地增加了官员的工作流程,导致很多官员一年到头不用干别的,时间全耽误在路上了。
更为可怕的是,如果南京本地并没有提供给官员暂时存放粮食储物的地方,那么这位官员则很有可能连人带货一起回去,回去之后重写文书,再连人带货一起过来。
又如果这位官员运气不是很好,那他很有可能在来回的路上又损耗掉一些自己不可估计的粮食货物,那么他将无数次的重复从家出发——路上损耗——到达南京——账目不对——返回家乡重写文书——重新出发——路上损耗——到达南京——账目不对——返回家乡重写文书的死循环中。
谁也不愿意这么折腾,官员嫌麻烦,户部也嫌麻烦。
但这还不够,朱元璋为了防止这帮官员偷偷起什么幺蛾子,又立下许多规矩。
明代的《大诰》,是朱元璋亲自编纂的法律条文
第一:文书不许涂不许改,铅笔橡皮改正液通通不许用。
第二:印章不许带在身上,只能在县衙里老老实实的待着,如果发现谁闲着没事把官印带在身上,那就抓起来“先枪毙,再调查,保证没有一个冤假错案。”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于是这帮大明官员创造性地想出了自己的办法。他们在临出发前,只带上已经提前印好章的文书,但并不在文书上写任何内容,到达南京之后,先核算粮食货物的数量,后在文书上书写数目。
我来的时候装了1000石的粮食,到地方剩下999.9石。我是不是得回去重新造册盖章?
不用了。
有了提前盖好印章的空白文书,直接在上边写就完事了。
这样一来,不仅让自己免除了奔波之苦,还让户部的工作方便开展。
这样的文书,在当时的明朝,就叫做“空印文书”。
出土的明代印章
这种行为相当于今天的汽车套牌、空白文件先盖章再写内容。
本来只是大明官员为了免于工作之苦而抖的小机灵。
一来对付皇帝,二来户部放心,三来官员省心,本来是一举三得的事情。
但这件事被朱元璋知道了。
朱元璋没有为大明官员的聪明才智鼓掌,反而觉得自己被这帮大臣联合起来给摆了一道。
他觉得有人钻了他辛辛苦苦制定出来的制度的空子。
皇帝气急败坏,下令彻查此事。由此,轰轰烈烈的明初四大案之空印案拉开了帷幕——而因为空印案而掉脑袋的官员,足有三万人。
为什么会这么多?因为全国上下的官员基本都这么干过。你随便拽过一位明朝官吏,兜里几乎都揣着一份印好章的文书。而朱元璋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绝,所以当时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谁揣着“空印”谁就死。
《大明律》——明朝的法律基准
朱元璋给出了两点理由:
一:“空印”行为是违反大明法律的。
二:“空印”出来的文书如果流传,非常容易被贪官污吏利用,用来做不法的勾当。
总得来说,朱元璋认为,“空印”是一种极其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
但“空印案”真的有这么简单吗?仅仅是一场腐败案吗?
当然不是。
因为“空印案”其实是中国历史上一场规模空前浩大的冤假错案。
或者说,这只是一场朱元璋借着“空印案”的由头发起的一场政治清洗运动。
漫画朱元璋形象
因为朱元璋的毛病我们大家是都知道的,他喜欢借题发挥杀功臣。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提出的两点理由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第一点:“空印案”并不违反明朝的任何一条法律。
“空白文件加官印”这样的操作,其实并不是明朝官员们首创的,而是从元朝就流传下来的传统。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了明朝,而明朝政府也从来没有明令禁止过。
明朝法律规定上报数目和送来的粮食数量必须一致,规定官员不许带着官印到处溜达。但是从来没规定过不允许出现“空白的文书加官印”。
法有禁止则不可为,法无禁止则可为。
既然任何一条法律条文都没有说“空印”是不被允许的,你朱元璋天天讲“依法治国”,那你凭什么定我的罪?
第二点:当时的空白文书印的大部分都是骑缝章(印)。
现在的骑缝章
什么叫骑缝章,就是印章并不印在文书中的某一页,而是将整本文书合上,在所有的书页上印一个章。这也就是说,虽然每一页都有印章,但是每一页的印章都不完整。
而这样的文书单拿出去一页,是没有利用和使用价值的。
所以“空印文书”除了官员自己用之外,就算遗失,也很难被别有心机之人利用,想让“空印文书”成为贪官污吏的作案工具,难度很高,而且不切实际。
但凡是总有例外,单页的文书遗失或者被盗走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是整本的文书到了别人手里,那可就说不定了。
试想一下,一位县令丢了一本印好官印的空白文书,而这本文书不管被谁写上了任何内容都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拿到了这本文书,你就可以代为行使县令的职权而做县令能做的任何事。
你在文书上写上明天把县城给炸了,搞不好明天整个县城就真的上天了。
想一想还是细思极恐的。
朱元璋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不放,借机大肆屠戮官员。
没想到大明官员不是待宰羔羊,有人实名制反对朱元璋的做法。
郑士利画像
湖广按察使佥事郑士元,因为受“空印案”影响,被下狱蹲了大牢。不过这位哥们运气很好,没死,关了没几天就给放出来了。但郑士元的哥哥郑士利非常不服朱元璋,在弟弟出狱之后,给朱元璋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很长,但是主要表达了以下两个观点:
第一点:之所以会有“空印文书”存在,是因为你朱元璋制定的制度就是不合理的。数目错了就要回家重新造册印章,这些官员户籍所在,短则三五百公里,长则上千公里。官员又不是闪电侠,这么跑来跑去,不得累死了?
所以如果官员们不利用“空印文书”来提高工作效率,那么大明帝国每年一次的财务税收报告,将永远陷入来回折腾的死循环中。
郑士利说得很有道理。现代社会,就算人们掌握了电算化的技术,各大公司的会计年底核算账务的时候,也没有人能拍胸脯保证可以一遍过。
第二点:《大明律》等相关明朝法律中,没有一条写着“空印”是违法犯罪的行为。你凭自己的心情抓人杀人,我没意见。但是“空印案”牵连的官员,最小的也是个郡守、县令。这都是国家花了十几年培养出来的人才。人才不像野草,割了还会再生长。你把这波人才杀了,下一波人才的培育遥遥无期,那么这些空缺的官职谁来顶上?
朱元璋看完之后,表示小兄弟你说得真不错,为你鼓掌!然后把郑士利流放到外地去了。
更惨的是,已经从大牢里出来的郑士元,在家屁股还没坐热,因为受到哥哥牵连,也被一同流放。可谓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
有人可能会问,朱元璋对“空印案”是否太过敏感和小题大做了?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我们的老朱同志。
因为老朱同志在古代还有一个代号,叫做:“反贪先锋”。
我们来看一下朱元璋执政时制定过的一些反贪条文。
一:官员贪污六十两以上,处死刑,立即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六十两放在今天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三万块钱左右。
三万块钱就死刑,杀你一点没商量。
二:普通百姓如果发现官员贪污,可以直接把该官员绑了,然后送到京城,面见朱元璋。各路关隘必须一路绿灯,不能阻拦。
以前,只有贪官污吏整天鱼肉欺压百姓。而到了明朝,这些当官的看到老百姓都毕恭毕敬,人人自危,生怕一个不留神就被绑了去。
三:朱元璋打通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无障碍反贪直通车,只要你想要举报贪腐,条条大路通南京。
各地州府,衙门,只要是明朝的行政机关,全部都增设了反贪的职务和人手。而且,朱元璋给予了基层官员和普通百姓直接面见自己的机会。他在皇宫外架起一面大鼓,只要你有冤情或者你有任何事情找皇帝,可以随时击鼓鸣冤——堪称明代一个窗口办理所有业务的典范。
明代专业反贪反腐机构——督察院
朱元璋之所以对反腐反贪的力度如此之大,原因不外乎一个。
这是一位农民出身的草根皇帝。他的父亲兄弟因为元朝统治者腐败黑暗的统治而活活饿死。孤苦无依的朱元璋当过乞丐、做过和尚。他是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领导者,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老百姓的辛苦和不易。
所以,他对劳苦大众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怜悯。
也对贪官污吏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
“空印案”则正好击中了朱元璋敏感的内心。因为任何有关贪污的风吹草动,都可以让朱元璋勃然大怒。
而盛怒之下的朱元璋,已经根本不在乎空印案”是不是一件贪污腐败案,他要做的,是利用“空印案”发泄自己对贪官污吏的仇恨,同时顺带清除一波妨碍自己的功臣——而杀功臣这件事,对朱元璋来说已经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规操作了。
从始至终,被蒙在鼓里的只有那些枉死的大臣们,而身为帝王的朱元璋,永远是那个最清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