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蛮族越过莱茵河，进入高卢，甚至翻越阿尔卑斯山，攻入了意大利，他严重威胁了西罗马帝国的安全。
蛮族的入侵在东部，也面临同样的入侵威胁，除了有日耳曼人越过多瑙河攻入巴尔干半岛、马其顿、希腊外，新兴的萨珊王朝也屡次强占拜占庭的美索不达米亚，劫掠小亚细亚等地。
但拜占庭帝国较于西罗马帝国还算较为幸运。
因为日耳曼蛮族南侵时，帝国东部地区受到烧杀抢掠的主要是巴尔干半岛，其他地区受日耳曼南侵的影响较小，经济还不至于达到西部那样，濒临崩溃的地步。
这也意味着东西罗马帝国驶入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轨道，而受到国家环境变化的影响，东西教会的实力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西罗马帝国方面来看，它在蛮族的入侵下，走向了灭亡。
在世俗国家管理缺失的情况下，罗马教皇担负起了管西部精神以及政治世界的重任。
5世纪末，蛮族王国在高卢、西班牙和北非等地相继建立，此时的意大利实际上是由蛮族首领统治的。东哥特王国也已经在意大利建立起来了。
蛮族一次又一次的入侵给西罗马带来了大震荡，让整个亚平宁半岛都笼罩上了一层战争的乌云。
当时的拉文纳仍然是意大利的政治中心，帝国派驻总督驻节于此，代表皇帝统治着意大利，而罗马则被弃之不顾。
因此，相较于意大利的其他地区，罗马遭受的灾难更为深重。
在经受蛮族反复围攻和劫掠后，罗马人口从400年的80万人，降到500年的10万人，匈奴人掠劫之后，全城只剩下3万人。罗马的悲惨命运还没有结束。
553年，贝利萨留（500-565）将军在查士丁尼的授意下远征北非，成功击败汪达尔人后，重新征服了非洲。
并于次年又从哥特人手中收回意大利，重新恢复了昔日罗马帝国的广大疆域。
当这场前后持续了20多年的战争结束时，除了一个满目疮痍的意大利，什么也没有留下。连续几百年的征服战争，给罗马帝国带来的不仅仅是城市的衰败，
紧随其后，饥荒、瘟疫更是夺走了亚平宁半岛三分之一的生命。
不仅如此，政治局势也不容乐观，虽然哥特政权被推翻，拜占庭重新恢复了帝国对罗马的统治，但这并没给意大利带来什么好处。
相反，意大利尤其是罗马的情况变得更为恶劣。拜占庭皇帝指派了几乎所有的意大利重要官职。
与其说此时的意大利幸运地摆脱了蛮族控制，不如说它又悲惨地沦为了讲希腊语的拜占庭人的殖民地。
官员们肆意征税，任意妄为，让本来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更加苦不堪言。
固然，蛮族的入侵对于意大利而言是一场灾难，但这却为罗马教会提供了发展机遇。
日耳曼人的到来，将意大利原本的政治秩序完全摧毁。
罗马教会则不得不承担起罗马和圣彼得土地的临时管理者的职能和责任。
对教会的影响随着这些有利于教会权力的因素的增加，罗马教会逐渐合并和继承了原本属于国家的权利与义务。
即使在失去国家的情况下，整个意大利仍然能够基本上正常发展，这对于提高教会的地位和世俗影响力具有非常凡的意义。
此时的罗马，似乎又成为了一个中心，甚至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文明之源。
随着教会政治地位提高的，还有教皇地位和形象的提升。
在意大利的危急时刻，教皇恰当地承担起教会领袖责任，召集并领导信徒保卫罗马，抵抗蛮族入侵，这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帝国政治缺失造成地空白。
这样一来，教会代替了原来的国家当局，成为城市、农村以及更偏远的地区实际管理者。
这种变化在格里高利一世期间变化最为明显，格里高利担任主教之后，他继续其前任帕拉纠二世（579-590）的对外政策。
一方面组织武装力量对伦巴德人的进攻进行积极抵御，另一方面则用大量的财物贿赂伦巴德人，为罗马争取喘息机会。
在罗马人眼里，格里高利已经完全代替拜占庭皇帝，成为罗马城的实际保护者；在对内管理方面，他则致力于进一步扩大教会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影的响力，进而来提高自己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威信。
其一，不断扩充教会地产。罗马教会的产业主要来自于君士坦丁时代皇帝的赏赐以及后来帝国贵族们的捐献和遗赠，到格里高利担任教皇时，罗马教会已成为西部世界最大的地主。
9世纪时，传记作家约翰，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有关格里高利一世期间财产状况的完整的记录。
它表明从高卢到非洲、从巴尔干到卡拉布里亚，到处都有教会的地产，这些地产分散在至少15个不同的区域，其中以富庶的西西里地产最为重要。
想要准确估值这些地产是不可能的，但据了解，8世纪初，利奥三世（即732年）时期，仅西西里岛和卡拉布里亚岛的收入就相当于3.5达令（350磅）的黄金。
如此巨大的经济收入，足以说明罗马教会财力的雄厚。
教皇扎迦利（741-752）期间，又将罗马周边很多的乡村土地纳入了教会地产。
到阿德里安一世（772-795）时，罗马教会地产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他还鼓励民众开垦新的土地，来保证教会土地的数量和质量。
地产的扩大，对于罗马教会实力的提高以及教皇权力的扩大却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是教会财富的积累，土地带来的富足物资完全可以支撑整个教会的开支，从而保证了教会的经济独立。
另一方面是人力的聚集，在土地上耕作的佃农，和平时期可以为教会劳作，而到战争年代，他们又可以转变为一支可靠的军事力量供教会差遣。
其二，恢复并进一步扩大教会规模。为了能够维持教会的正常运行，他为一些遭到伦巴德人破坏的地方教会重新补充教牧人员，建立了新的修道院，并规范了修道的集体生活。
其三，扩大教会的社会职能。战争和疾病让罗马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孤儿、穷人、流亡者的数量剧增。
为了能够保证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教会承担起了照顾社会弱势群体的责任，例如：照顾寡妇、孤儿、未成年人和囚犯。
格里高利一世要求那些负责教会土地和房产的人，能够自愿将自己的收入用于救济穷人。
他自己也有一本账簿，详细地记载了城中每位穷人的状况，包括他们的地址、姓名和年龄，以及按周向每个人发放的玉米、葡萄酒、乳酪和食用油的配额。
同时，罗马教会还接管了从供水系统到公共卫生等公共场所的管理责任。除此之外，教会法庭系统的重要性也不断凸显。
它不仅要解决教会救济对象之间的争端，还要裁决平信徒和神职人员之间的民事案件，就连大多数司法事务都要经过教会法庭的裁定。
教皇在格里高利一世时代就已经庞大起来，教会成为意大利统治得以维持的关键。
到8世纪初，教会的规模翻了一番，它拥有的权力比世俗国家还要大得多；而且它的办事效率更高，反应速度也更快。
所以，与远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相比，教皇在罗马人的心中具有更高的地位。
并且由于教皇将相当大一部分教产收入用于其承担的社会职能与世俗责任，就为罗马教会与意大利人之间创造了一种强有力的纽带关系。从而使得罗马教皇才能在意大利拥有更为卓越的地位。
